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模仿者》中，维·苏·奈保尔向读者阐释了后殖民时代的加勒比虚拟岛国伊莎贝拉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如：民族经济发展受阻、政治局势动荡以及文化身份含混。伊莎贝拉独立后，宗主国采取了经济控制、政治干预及文化意识形态滲透等手段迫使其依附于宗主国。本文从新殖民视角出发，探讨后殖民时代宗主国和前殖民地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从而找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贫困落后的根源。
关键词：依附理论；控制；《模仿者》；新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62-02
《模仿者》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的重要作品。小说反映了西印度群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第三世界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问题—经济困顿、政局动荡、种族冲突和文化归属的难题等。本文从新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以阿明的依附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重新审视独立后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从而找出原殖民地国家依旧贫困落后的根源。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涉独立后宗主国的殖民控制问题，因此，后殖民主义可称为殖民主义的一个最新阶段。20世界7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基本完成，而作为一种控制掠夺形式的殖民主义并没有消失。朱刚认为，“新老帝国主义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对前殖民地进行渗透和控制，经济上推广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把世界纳入他们的分工体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宣传和渗透则更加微妙和無孔不入。”[1]新殖民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恩克鲁玛在其《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分析批判，他同时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2]依附理论代表人物，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对于外围国家的经济控制，或者说外围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中心国的依附，是造成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原因。”[2]这一论述正好解释了英国与伊莎贝拉的控制依附关系。
一、经济上的依附性
恩克鲁玛将新殖民主义称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在国内维持一个福利国家，即一个寄生国家，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对海外资金的需要，对于前殖民地的控制仍然不能放弃，于是有了一种以经济控制为主的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方法的出现。”[2]
伊莎贝拉独立后，辛格满腔热忱地投身政界，试图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改善岛国人民的生活。起初，辛格打算将伊莎贝拉的铝土矿开采权作为招商引资项目，试图和外国公司谈判，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作为本国唯一的主要资源，铝土矿开采并没有为岛国的经济带来任何改变。即使独立了，岛国的经济命脉依然控制在宗主国的手里，所不同的只是新殖民主义取代了旧殖民主义，经济剥削取代了昭然若揭的政治占领。岛国人民的意愿只要不合宗主国的意，那些跨国公司便以撤资或是不合作相威胁。在铝土矿的谈判中，对于辛格的面谈请求，他们竟用野餐烧烤会这样随意的方式来对待：“我以正式的官方的形式和那些公司接洽，他们一律用不正式的方式邀请我到游泳池边参加烧烤宴。”[3]他们还拼命压低铝土矿价格，甚至声称加勒比地区的铝土矿多得是，像牙买加等地的铝土矿资源不仅丰富，而且矿质好、易开采。如果伊莎贝拉方面不让步，他们更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面对国有化的呼声，辛格及其政党计划在国内创办民族企业。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建了一个国营的塑料制品厂，高新聘请了外国专家对生产进行指导，最后，生产出来的塑料梳子和塑料碗质量低劣，味道难闻，毫无销路。那些声称要支援前殖民地经济建设的专家，只是宗主国的代表，根本不愿将手里的核心技术拱手让人。之后，政府又利用伊莎贝拉的水果资源建了一个罐头厂，结果生产水果罐头的计划失败了。后来，他们生产黄油罐头的计划取得成功，因为黄油是进口的，装黄油的罐子也是进口的，国内只负责将扁平的罐子加工成圆筒形，将黄油装进去封好。这个项目的成功，不是其本身有可行之处，而是因为该项目并没有为本国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独创的核心技术，一味地依赖外国，使伊莎贝拉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不仅没有使民族经济得到发展，反而比独立之前更依赖原宗主国。正如书中那句沉痛的呼喊：“工业化，在像我们这样的地区，似乎成了一个用各种进口的东西来装满进口的管子和罐子的过程。只要我们想超越一步，就会陷入困境。”[3]殖民地的经济从发展模式从资金到技术、从销售和贸易都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这样的依附关系也必然会导致经济命脉被他人控制，从而遭到压迫和剥削。正像恩克鲁玛所说的：“新殖民主义较之殖民主义更加恶劣，因为从前直接的殖民统治至少还可以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保护，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对于那些深受新殖民主义之害的人来说，他意味着遭受剥削而得不到补偿。”[2]新殖民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外国资本不是用来帮助伊莎贝拉发展国民经济，而是用来进行剥削和控制。在外国的经济控制下，投资不仅没有缩小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差距，而是扩大了两者的差距。
二、政治上的依附性
除了经济上对原宗主国的依赖，伊莎贝拉在政治上也没能摆脱殖民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组建了政府，但伊莎贝拉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与民族独立。在政治体制和国内事物的管理上，依然受制于前宗主国。英国当局明白，要想维护它在原殖民地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继续在政治上对前殖民地进行控制。只不过将以前的直接控制变为现在的间接控制，以前设立殖民统治机构，现在改为培养和安插代理人。在政治体制上，伊莎贝拉照搬宗主国的模式，搞政党建设、议会选举、民主制等。然而，所谓的民主选举，所谓的政治领袖，不过是宗主国培养出来并安插在原殖民地的代理人。他们的施政理念代表着原宗主国当局的意愿。在辛格看来，伊莎贝拉只是一个缺乏秩序的“过渡或临时性的社会”，即使是政府，也没有什么实权，所有大事的决定权都牢牢掌握在宗主国的手里，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权力，对此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错把言语和言语的欢呼当作权力。”[3]随着人民要求将种植园和外国企业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岛国议会多次向宗主国提出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结果却被一次次拒绝。作为谈判代表的辛格及其团队成员飞抵英国要求宗主国当局接受谈判，结果，辛格被英国当局官员大肆羞辱，谈判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不是因为辛格不懂谈判技巧，也不是谈判条件不成熟，而是英国当局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因为岛国的谈判要求直接损害他们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怎么可能放弃对殖民地的控制。 三、意识形态上的依附性
任一鸣指出：“后殖民研究的是后殖民国家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其他领域遗留的殖民时代的痕迹。殖民统治者在如今已独立了的前殖民地国家留下了哪些痕迹，尤其是在教育、科技、语言和宗教等方面；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4]殖民主义者深知，要想达到永久的统治，必须俘获人的灵魂，从文化思想上进行控制。在大英帝国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中，政治家和文化精英都认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殖民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在学校里实施英式教育，以达到思想文化统治的目的。小说主人公辛格从小接受的就是宗主国的文化教育和熏陶，所学知识都是选自英国的教材，完全脱离岛国的实际生活和国情，他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辛格的记忆中，他第一天上课带着一个苹果送给老师，他觉得这与实际完全不相符合，因为伊莎贝拉只产柑橘，根本就不种苹果。“这使我困惑极了，在伊莎贝拉我们根本就没有苹果。它准是一个橘子；然而我的记忆中它就是个苹果。这样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编辑过的说法是我所能记住的全部。”[3]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让孩子们弄不清楚所学知识和现实的联系。英国当局也不失时机地对岛国人民借教育之名进行着文化的渗透。课堂上老师说的都是一些与伊莎贝拉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比如说英国国王在加冕仪式中，因为王冠太重所以只戴几秒钟之类的，这似乎在告诉他们英国对伊莎贝拉有至高无上权威。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当局对伊莎贝拉的宗主国文化教育是成功的，這樣的教育让像辛格这样的孩子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使他们确信英国文化既高于印度文化，也高于当地的加勒比文化，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向英国文化靠拢。最好的例子便是辛格私自将他具有印度特征的名字：Ranjit Kripalsingh 改为具有英国特征的Ralph Singh。“Ranjit 是我私下用的名字，它是按照印度特定的种姓制度取的。这私下用的名字才是我的真名，但他不应该被用在公共场合[6]。这从侧面反映了辛格为自己的印度后裔身份感到自卑的心理。在前殖民地推行英式教育，给被教育者带来了心理创伤和文化身份的模糊，他们被塑造成西方文化的忠实崇尚者。“填鸭式”的教育完全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出一群只会模仿的书呆子。教育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和具有独创性的知识技术来为伊莎贝拉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它只是一种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的文化渗透，让殖民地人民在文化和心理上依赖于英国，只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手段。
伊莎贝拉虽然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英国当局依靠经济上的遏制、政治上的操控和文化上的渗透等新殖民主义手段继续控制伊莎贝拉，致使伊莎贝拉想彻底摆脱宗主国的新式殖民控制的尝试最终失败，因为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始终依附着英国。不论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还是在独立后的本国政府的统治下，殖民主义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一旦伊莎贝拉想冲破这种新型殖民方式的牢笼，就会使自己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前殖民地国家要想获得真意义上的独立和发展，只有努力摆脱对宗主国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依附，拥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权和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摆脱宗主国文化霸权的影响，遏制在本国的新殖民主义势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创建自己独有的本土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V. S. Naipaul. The Mimic Men[M].London： Picador，2002.
〔4〕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实践[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关键词：依附理论；控制；《模仿者》；新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62-02
《模仿者》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的重要作品。小说反映了西印度群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第三世界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问题—经济困顿、政局动荡、种族冲突和文化归属的难题等。本文从新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以阿明的依附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重新审视独立后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从而找出原殖民地国家依旧贫困落后的根源。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涉独立后宗主国的殖民控制问题，因此，后殖民主义可称为殖民主义的一个最新阶段。20世界7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基本完成，而作为一种控制掠夺形式的殖民主义并没有消失。朱刚认为，“新老帝国主义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对前殖民地进行渗透和控制，经济上推广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把世界纳入他们的分工体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宣传和渗透则更加微妙和無孔不入。”[1]新殖民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恩克鲁玛在其《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分析批判，他同时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2]依附理论代表人物，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对于外围国家的经济控制，或者说外围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中心国的依附，是造成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原因。”[2]这一论述正好解释了英国与伊莎贝拉的控制依附关系。
一、经济上的依附性
恩克鲁玛将新殖民主义称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在国内维持一个福利国家，即一个寄生国家，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对海外资金的需要，对于前殖民地的控制仍然不能放弃，于是有了一种以经济控制为主的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方法的出现。”[2]
伊莎贝拉独立后，辛格满腔热忱地投身政界，试图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改善岛国人民的生活。起初，辛格打算将伊莎贝拉的铝土矿开采权作为招商引资项目，试图和外国公司谈判，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作为本国唯一的主要资源，铝土矿开采并没有为岛国的经济带来任何改变。即使独立了，岛国的经济命脉依然控制在宗主国的手里，所不同的只是新殖民主义取代了旧殖民主义，经济剥削取代了昭然若揭的政治占领。岛国人民的意愿只要不合宗主国的意，那些跨国公司便以撤资或是不合作相威胁。在铝土矿的谈判中，对于辛格的面谈请求，他们竟用野餐烧烤会这样随意的方式来对待：“我以正式的官方的形式和那些公司接洽，他们一律用不正式的方式邀请我到游泳池边参加烧烤宴。”[3]他们还拼命压低铝土矿价格，甚至声称加勒比地区的铝土矿多得是，像牙买加等地的铝土矿资源不仅丰富，而且矿质好、易开采。如果伊莎贝拉方面不让步，他们更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面对国有化的呼声，辛格及其政党计划在国内创办民族企业。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建了一个国营的塑料制品厂，高新聘请了外国专家对生产进行指导，最后，生产出来的塑料梳子和塑料碗质量低劣，味道难闻，毫无销路。那些声称要支援前殖民地经济建设的专家，只是宗主国的代表，根本不愿将手里的核心技术拱手让人。之后，政府又利用伊莎贝拉的水果资源建了一个罐头厂，结果生产水果罐头的计划失败了。后来，他们生产黄油罐头的计划取得成功，因为黄油是进口的，装黄油的罐子也是进口的，国内只负责将扁平的罐子加工成圆筒形，将黄油装进去封好。这个项目的成功，不是其本身有可行之处，而是因为该项目并没有为本国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独创的核心技术，一味地依赖外国，使伊莎贝拉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不仅没有使民族经济得到发展，反而比独立之前更依赖原宗主国。正如书中那句沉痛的呼喊：“工业化，在像我们这样的地区，似乎成了一个用各种进口的东西来装满进口的管子和罐子的过程。只要我们想超越一步，就会陷入困境。”[3]殖民地的经济从发展模式从资金到技术、从销售和贸易都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这样的依附关系也必然会导致经济命脉被他人控制，从而遭到压迫和剥削。正像恩克鲁玛所说的：“新殖民主义较之殖民主义更加恶劣，因为从前直接的殖民统治至少还可以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保护，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对于那些深受新殖民主义之害的人来说，他意味着遭受剥削而得不到补偿。”[2]新殖民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外国资本不是用来帮助伊莎贝拉发展国民经济，而是用来进行剥削和控制。在外国的经济控制下，投资不仅没有缩小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差距，而是扩大了两者的差距。
二、政治上的依附性
除了经济上对原宗主国的依赖，伊莎贝拉在政治上也没能摆脱殖民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组建了政府，但伊莎贝拉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与民族独立。在政治体制和国内事物的管理上，依然受制于前宗主国。英国当局明白，要想维护它在原殖民地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继续在政治上对前殖民地进行控制。只不过将以前的直接控制变为现在的间接控制，以前设立殖民统治机构，现在改为培养和安插代理人。在政治体制上，伊莎贝拉照搬宗主国的模式，搞政党建设、议会选举、民主制等。然而，所谓的民主选举，所谓的政治领袖，不过是宗主国培养出来并安插在原殖民地的代理人。他们的施政理念代表着原宗主国当局的意愿。在辛格看来，伊莎贝拉只是一个缺乏秩序的“过渡或临时性的社会”，即使是政府，也没有什么实权，所有大事的决定权都牢牢掌握在宗主国的手里，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权力，对此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错把言语和言语的欢呼当作权力。”[3]随着人民要求将种植园和外国企业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岛国议会多次向宗主国提出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结果却被一次次拒绝。作为谈判代表的辛格及其团队成员飞抵英国要求宗主国当局接受谈判，结果，辛格被英国当局官员大肆羞辱，谈判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不是因为辛格不懂谈判技巧，也不是谈判条件不成熟，而是英国当局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因为岛国的谈判要求直接损害他们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他们怎么可能放弃对殖民地的控制。 三、意识形态上的依附性
任一鸣指出：“后殖民研究的是后殖民国家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其他领域遗留的殖民时代的痕迹。殖民统治者在如今已独立了的前殖民地国家留下了哪些痕迹，尤其是在教育、科技、语言和宗教等方面；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4]殖民主义者深知，要想达到永久的统治，必须俘获人的灵魂，从文化思想上进行控制。在大英帝国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中，政治家和文化精英都认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殖民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在学校里实施英式教育，以达到思想文化统治的目的。小说主人公辛格从小接受的就是宗主国的文化教育和熏陶，所学知识都是选自英国的教材，完全脱离岛国的实际生活和国情，他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辛格的记忆中，他第一天上课带着一个苹果送给老师，他觉得这与实际完全不相符合，因为伊莎贝拉只产柑橘，根本就不种苹果。“这使我困惑极了，在伊莎贝拉我们根本就没有苹果。它准是一个橘子；然而我的记忆中它就是个苹果。这样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编辑过的说法是我所能记住的全部。”[3]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让孩子们弄不清楚所学知识和现实的联系。英国当局也不失时机地对岛国人民借教育之名进行着文化的渗透。课堂上老师说的都是一些与伊莎贝拉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比如说英国国王在加冕仪式中，因为王冠太重所以只戴几秒钟之类的，这似乎在告诉他们英国对伊莎贝拉有至高无上权威。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当局对伊莎贝拉的宗主国文化教育是成功的，這樣的教育让像辛格这样的孩子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使他们确信英国文化既高于印度文化，也高于当地的加勒比文化，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向英国文化靠拢。最好的例子便是辛格私自将他具有印度特征的名字：Ranjit Kripalsingh 改为具有英国特征的Ralph Singh。“Ranjit 是我私下用的名字，它是按照印度特定的种姓制度取的。这私下用的名字才是我的真名，但他不应该被用在公共场合[6]。这从侧面反映了辛格为自己的印度后裔身份感到自卑的心理。在前殖民地推行英式教育，给被教育者带来了心理创伤和文化身份的模糊，他们被塑造成西方文化的忠实崇尚者。“填鸭式”的教育完全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出一群只会模仿的书呆子。教育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和具有独创性的知识技术来为伊莎贝拉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它只是一种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的文化渗透，让殖民地人民在文化和心理上依赖于英国，只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手段。
伊莎贝拉虽然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英国当局依靠经济上的遏制、政治上的操控和文化上的渗透等新殖民主义手段继续控制伊莎贝拉，致使伊莎贝拉想彻底摆脱宗主国的新式殖民控制的尝试最终失败，因为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始终依附着英国。不论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还是在独立后的本国政府的统治下，殖民主义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一旦伊莎贝拉想冲破这种新型殖民方式的牢笼，就会使自己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前殖民地国家要想获得真意义上的独立和发展，只有努力摆脱对宗主国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依附，拥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权和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摆脱宗主国文化霸权的影响，遏制在本国的新殖民主义势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创建自己独有的本土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V. S. Naipaul. The Mimic Men[M].London： Picador，2002.
〔4〕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实践[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