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2:宗师传奇》自4月29日公映,赶上“五一”小长假,票房迅速飙升,到5月9日已达到1.64亿元,再一周后,5月16日,实现2亿元的票房目标,成为有史以来过亿最快的华语电影。甄子丹凭借《叶问》系列成功晋升为具有票房保障力的动作明星,使成龙、李连杰渐渐成为明日黄花。
　　 《叶问》系列的成功在于一系列元素的有效组合,包括武打动作咏春拳的新颖与“拳拳到肉”的实在,“叶问”这一人物形象的丰满与性格魅力,民族情感与家国大义的投注等等。因此,叶问成功地加入了黄飞鸿、霍元甲等武打民族英雄的形象序列,成为中国武术精神与民族气概的代表。
　　作为续集,《叶问2》的主创人员显然是谨守第一部《叶问》的每一个优秀要素,把它们当作票房保证,而不敢有新的变化,因而给人感觉有些创新不足。但与第一部相比,《叶问2》表意更加完整,没有旁出斜逸、可能引发另意的情节,都指向一个民族大义的方向。
　　
　　武术、身体与近代民族危机
　　从某种程度来说,《叶问》系列影片的独特魅力在于塑造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武者形象。叶问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他穿长衫,上层士绅家庭出身,一派儒雅文人的模样,打出不带一点花哨的咏春拳,并处处给人留余地。长衫这一服饰特征很重要,拢住身体,不适于激烈活动,通常是文人士绅的衣着,而叶问着长衫打咏春拳,就把中国武术的凌厉与谦雅表现得非常形象。
　　 《叶问》两部作品的高潮都是中国功夫打败外国拳术,使叶问成为民族英雄,影片也都包含了对中国武术内涵与精神的阐发。这是《黄飞鸿》系列与《霍元甲》、《精武门》等一系列近代时段武打片的共同主题。在近代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民族生存危机重重,中国人的身体与文化都面临来自他者的威胁。近代题材武打片实际都在探讨以中国武术来象征性地化解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全方面的,但首先表现在对自身身体的焦虑上,“东亚病夫”的称号给国人带来巨大的集体心理侮辱,而中国武术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反驳这一侮辱的重要武器。武打这一内容非常方便地突出了身体的对比,无论是《黄飞鸿》、《霍元甲》还是故事时间在民国以后的《叶问》,白肤蓝眼、穿着华丽的洋人,与黑发黑眼、粗布衣衫、甚至留辫子的中国人,在身体外表上的差异在影片中都被设置得十分鲜明。与体型健硕、肌肉发达的西方拳师相比,中国人显得很弱小,但恰恰是体型瘦小的中国英雄以柔克刚最终取胜。这样的胜利证明了身体上的反差只是表面,中国人的力量如同中国文化一样是蕴蓄在内部的。中国武术成为中国人身体力量的证明。
　　中国武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因此在较量中必须获胜,电影反复通过“不能叫洋人看不起”,“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的类似表达,为比武赋予民族文化较量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武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又从来不被允许过度发达,不被允许看作是恃强凌弱的武器,它反倒反复被赋予内敛、谦和的品质,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而张扬与外露是永远都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李连杰版的《霍元甲》。《叶问》系列也是如此,反复被张扬的是“仁”的理念,强调中国武术与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关系,连西洋观众也最终被这样的文化精神所折服。而西方拳术的失败恰恰就在于缺乏这一点。在仰角镜头的处理下,西洋拳术被表现得分外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缺少沉稳、内敛、灵活与韧性的气质。
　　近代题材的武打电影,有效地以武术激发出民族自豪感。然而,武术终为肉身之术,肉身与枪炮较量,往往成为影片历史悲情的来源。叶问在擂台上取胜,却敌不过日本人的枪子。正如《黄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