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的各级各类图书馆，贯彻边区的文化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走群众路线的办馆道路、发扬艰苦奋斗的办馆精神，广开思路，多方筹措文献，扩充图书藏量，馆藏来源广泛，征求渠道多样，文献内容丰富。他们从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化，培养教育党的干部，收集保存革命文献，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为边区政治文化建设服务，源源不断地给边区干部群众输送精神食粮，帮助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学习，是边区政府系统干部的文化源泉，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图书馆；馆藏文献；历史来源；基本考察
陕甘宁边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土匪、二流子、封建迷信、缠足、巫医、赌博、童养媳、吸食鸦片等陋习在边区非常盛行[1]。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个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2]，卫生条件差，死亡率高，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高达3% [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经济、文化、自然条件落后、日寇疯狂侵略、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残酷现实，全党同志感到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边区的革命斗争，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整个边区广泛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大张旗鼓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教育活动，普及文化知识，介绍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基于这种革命斗争的背景，在恢复江西中央苏区图书馆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在陕北沟沟壑壑的黄土地上得到迅速发展。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1949年全国解放，十年多时间，贫瘠落后的陕北黄土高原上，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的各级各类图书馆达100多个[4]，中共中央机关图书馆、社会公共图书馆、院校图书馆、团体机构图书馆等馆类应运而生，各级各类图书馆广开思路，多方筹措文献，扩充图书藏量，馆藏来源广泛，征求渠道多样，文献内容丰富，生气勃勃，景象万千。
一、中央苏区图书馆馆藏是基础
1934年10月，我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建的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红军大学的“列宁室”等，随中央红军一起离开江西苏区，进行了战略性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5]，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还要经常与空中侦察、轰炸的敌机进行斗争，到处是穷山恶水，爬雪山，过草地，尽管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想尽了一切办法，费尽了许多周折，苏区三个图书馆保存下来的革命文献还是大部分遗失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跟随党中央机关长征，刘英曾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主席读的书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文献只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身携带的这些少量的书刊资料，就是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为陕甘宁边区最早建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艰难而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党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不惜生命，保护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不少红军将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社会各界的捐赠
1、革命领袖的捐赠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通往边区的交通要道都有重兵把守，延安几乎和外界切断，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物质资料非常匮乏，图书馆资料来源就更加艰难。基于这种情况，革命领袖首先带头，拿出自己有限的生活津贴和图书资料捐赠给图书馆，充实馆藏。1939年7月20日，在毛泽东倡导下成立、专门为我党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前捐赠了自己的薪水300元，彭德怀捐款200元帮助中国女子大学图书馆购买图书，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也捐款帮助女子大学[6]，周恩来给女子大学图书馆也捐赠了一些图书。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视察鲁迅图书馆后指出，鲁迅图书馆规模较小，图书数量也不多，于是，将这一情况上报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决定将该馆加以扩大，补充设备，添购图书，以供各界人士阅览，便利研究”[7]。毛泽东同志知道情况后捐款290元，边区主席林伯渠捐款300元[8]，用于购买图书。1941年，中共中央图书馆成立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李维汉、徐向前、杨尚昆、邓颖超等同志都先后给中共中央图书馆捐赠过他们个人的书籍，这些图书都盖有每位领导人的藏书章或签名。毛泽东捐赠图书先后达200余册，包括《天演论》、《哲学之改造》、《思维术》、《思想方法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家概论》、《西洋伦理学史》等。朱德、王稼祥、李维汉等也把自己学习用的1938年第一版20卷本红色布面精装的《鲁迅全集》捐赠给中央图书馆。周恩来还将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著名剧作家、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洪深等重庆文化友人送给自己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等书也捐赠出来，这些书都写有文化名人给周恩来的赠言。周恩来还捐赠了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严复思想述评》给中共中央图书馆，以此来丰富和充实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另外，宋庆龄也曾给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捐赠过许多图书。
2、国际友人的捐赠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了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和帮助。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由于抗战的需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他们的飞机来往于重庆和延安，经常给边区带来一些大后方的报纸和外文期刊赠送给中共中央图书馆，进一步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馆藏。1937年，美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参观位于延安南门外的鲁迅图书馆时，特意向该馆捐赠了大批外文图书、报纸和其它珍贵文献资料，鲁迅图书馆的“外文部”就是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捐献的这些外文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6 年10 月28 日，英国妇女領袖、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艾索贝尔·克里普斯携其女儿彼其·克里普斯及援华总会秘书密勒夫人等一行11 人访问陕甘宁边区，在参观延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时，给该校图书馆赠送了一套20多册、英国本土出版的英国护士学校的教材。 五、中央或地方政府拨付
为了改善和扩充边区图书馆馆藏，增加馆藏藏量，更好地服务边区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定期给边区图书馆拨付相关文献资料。边区各类图书馆馆藏的马列著作，大部分由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军委编译处以及后来的解放社来编译出版，这部分马列文献主要由中央直接拨给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同时也给边区其它图书馆拨付一定的数量，当时，中央拨付给延安马列学院的这类文献数量最多版本也最全。另外，中央和边区政府也给边区各类图书馆统一配发中央领导人言论集、中央文件以及边区出版的报纸、杂志等。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边区人力、物力、财力相当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贯彻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依靠群众力量，创办各级各类图书馆。克服重重困难，拓展来源，扩充馆藏，增加藏量，为党中央制定路线和战争策略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边区政治、文化建设服务，传播马列主义，普及革命文化，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革命干部[9]。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图书馆事业的先河，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翁晓娟，高布权.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治理的经验与现实启示.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4-156.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66.
[3] 李鼎铭.关于文教的工作方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8）：458.
[4] 赖伯年.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西安出版社，1998，315.
[5] 门庭.毛泽东的图书馆情结.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8）：36-37.
[6] 马秀娟，李会敏.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及启示.河北科技图苑，2015（2）14-17.
[7] 賈翠玲.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历史风貌.图书与情报，2014（2）：141-145.
[8] 李伟民，李凯旋.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福建党史月刊，2011（4）：27-29.
[9] 杨玉麟.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1）：66-69.
作者简介：段静，女，陕西宝鸡人，宝鸡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图书馆；馆藏文献；历史来源；基本考察
陕甘宁边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土匪、二流子、封建迷信、缠足、巫医、赌博、童养媳、吸食鸦片等陋习在边区非常盛行[1]。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个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2]，卫生条件差，死亡率高，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高达3% [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经济、文化、自然条件落后、日寇疯狂侵略、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残酷现实，全党同志感到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边区的革命斗争，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整个边区广泛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大张旗鼓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教育活动，普及文化知识，介绍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基于这种革命斗争的背景，在恢复江西中央苏区图书馆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在陕北沟沟壑壑的黄土地上得到迅速发展。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1949年全国解放，十年多时间，贫瘠落后的陕北黄土高原上，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的各级各类图书馆达100多个[4]，中共中央机关图书馆、社会公共图书馆、院校图书馆、团体机构图书馆等馆类应运而生，各级各类图书馆广开思路，多方筹措文献，扩充图书藏量，馆藏来源广泛，征求渠道多样，文献内容丰富，生气勃勃，景象万千。
一、中央苏区图书馆馆藏是基础
1934年10月，我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建的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红军大学的“列宁室”等，随中央红军一起离开江西苏区，进行了战略性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5]，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还要经常与空中侦察、轰炸的敌机进行斗争，到处是穷山恶水，爬雪山，过草地，尽管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想尽了一切办法，费尽了许多周折，苏区三个图书馆保存下来的革命文献还是大部分遗失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跟随党中央机关长征，刘英曾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主席读的书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文献只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身携带的这些少量的书刊资料，就是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为陕甘宁边区最早建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艰难而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党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不惜生命，保护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不少红军将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社会各界的捐赠
1、革命领袖的捐赠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通往边区的交通要道都有重兵把守，延安几乎和外界切断，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物质资料非常匮乏，图书馆资料来源就更加艰难。基于这种情况，革命领袖首先带头，拿出自己有限的生活津贴和图书资料捐赠给图书馆，充实馆藏。1939年7月20日，在毛泽东倡导下成立、专门为我党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前捐赠了自己的薪水300元，彭德怀捐款200元帮助中国女子大学图书馆购买图书，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也捐款帮助女子大学[6]，周恩来给女子大学图书馆也捐赠了一些图书。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视察鲁迅图书馆后指出，鲁迅图书馆规模较小，图书数量也不多，于是，将这一情况上报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决定将该馆加以扩大，补充设备，添购图书，以供各界人士阅览，便利研究”[7]。毛泽东同志知道情况后捐款290元，边区主席林伯渠捐款300元[8]，用于购买图书。1941年，中共中央图书馆成立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李维汉、徐向前、杨尚昆、邓颖超等同志都先后给中共中央图书馆捐赠过他们个人的书籍，这些图书都盖有每位领导人的藏书章或签名。毛泽东捐赠图书先后达200余册，包括《天演论》、《哲学之改造》、《思维术》、《思想方法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家概论》、《西洋伦理学史》等。朱德、王稼祥、李维汉等也把自己学习用的1938年第一版20卷本红色布面精装的《鲁迅全集》捐赠给中央图书馆。周恩来还将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著名剧作家、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洪深等重庆文化友人送给自己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等书也捐赠出来，这些书都写有文化名人给周恩来的赠言。周恩来还捐赠了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严复思想述评》给中共中央图书馆，以此来丰富和充实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另外，宋庆龄也曾给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捐赠过许多图书。
2、国际友人的捐赠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了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和帮助。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由于抗战的需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他们的飞机来往于重庆和延安，经常给边区带来一些大后方的报纸和外文期刊赠送给中共中央图书馆，进一步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馆藏。1937年，美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参观位于延安南门外的鲁迅图书馆时，特意向该馆捐赠了大批外文图书、报纸和其它珍贵文献资料，鲁迅图书馆的“外文部”就是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捐献的这些外文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6 年10 月28 日，英国妇女領袖、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艾索贝尔·克里普斯携其女儿彼其·克里普斯及援华总会秘书密勒夫人等一行11 人访问陕甘宁边区，在参观延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时，给该校图书馆赠送了一套20多册、英国本土出版的英国护士学校的教材。 五、中央或地方政府拨付
为了改善和扩充边区图书馆馆藏，增加馆藏藏量，更好地服务边区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定期给边区图书馆拨付相关文献资料。边区各类图书馆馆藏的马列著作，大部分由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军委编译处以及后来的解放社来编译出版，这部分马列文献主要由中央直接拨给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同时也给边区其它图书馆拨付一定的数量，当时，中央拨付给延安马列学院的这类文献数量最多版本也最全。另外，中央和边区政府也给边区各类图书馆统一配发中央领导人言论集、中央文件以及边区出版的报纸、杂志等。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边区人力、物力、财力相当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贯彻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依靠群众力量，创办各级各类图书馆。克服重重困难，拓展来源，扩充馆藏，增加藏量，为党中央制定路线和战争策略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边区政治、文化建设服务，传播马列主义，普及革命文化，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革命干部[9]。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图书馆事业的先河，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翁晓娟，高布权.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治理的经验与现实启示.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4-156.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66.
[3] 李鼎铭.关于文教的工作方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8）：458.
[4] 赖伯年.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西安出版社，1998，315.
[5] 门庭.毛泽东的图书馆情结.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8）：36-37.
[6] 马秀娟，李会敏.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及启示.河北科技图苑，2015（2）14-17.
[7] 賈翠玲.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历史风貌.图书与情报，2014（2）：141-145.
[8] 李伟民，李凯旋.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建设.福建党史月刊，2011（4）：27-29.
[9] 杨玉麟.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1）：66-69.
作者简介：段静，女，陕西宝鸡人，宝鸡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