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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无子女,少存款,亦不养猫狗
舒国治
1952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1983至1990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文体自成一格,常人忽略的清苦生活之美,最受他咏颂。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58岁的舒国治还背着双肩包,高而且瘦,走路有些摇晃。对我来说,坐在街角的小咖啡馆,隔着玻璃看见采访对象在阳光下带着愉快微笑冲我走来,无疑预示着一场胜利。这是一个记者的理想的下午。但对于阳光下正向我走来的舒国治,理想的下午却另有定义。
下午是他一天的主要时间。这个寓居台湾的本雅明式游荡者,常常凌晨5点很任性地吃过一顿豆角包子和绿豆稀饭,才拉上窗帘,回到床上,缩进人为的黑暗。
以“奇人奇文”著称的舒国治,携新书《理想的下午》来到内地,各色采访、讲座排满他有限的日程。在暖风扑面的春日下午接受采访,对他来说,显然并不理想。他在电话里对一个排着队的记者说,“你们最好留点时间给我玩玩。”
最会玩、最懂吃的人
朋友梁文道说,他所认识的“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舒国治。阿城是内敛型,舒国治则是潇洒的博物学家,天文地理无所不云:去喝酒他给你讲酒,吃葡萄他谈论葡萄,万事万物皆是话题,让人听下来不知他读过多少卷书,行过多少里路。
人称“台版蔡澜”的舒国治还被公认为台湾最懂吃的人之一。自美国返台,他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一日三顿,多是在排档、小摊、食肆。这样一吃吃了20年。几百篇小吃专栏,后来印成了《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不但外地游客按本索骥,台湾本土人都奉之为觅食指南。
舒国治曾带梁文道去台北的“坟场”。那是个阴森古怪的去处,梁文道喝到了上好的红葡萄酒,并佐以口感醇厚的牛肉面。“这两样居然能一起吃?”梁文道惊到了。
虽然为“舒哥”在内地的第一本新书作了序,但他并非舒国治的同道中人。舒国治说,“我常常邀他一起出游啊。可他不去,他连坐火车都要赶稿的。”这是两个不同节奏的人,梁文道属于社会机器的高速齿轮部。
按“舒哥”的理论,这或者是因为梁文道在1970年代出生,那时,舒国治正在度过他悠长的青春。只有那些在1950年代出生的大战后的孩子,才不怕去过那种不必做什么的日子。
“他们的时代要好到、简洁到没什么屁事需要去特加戒备管理的。这种时代不容易。有时要等很久,例如等到大战之后。这种时代大约要有一股荒芜。在景致上,没什么建设,空洞洞的,人无啥积极奔赴的价值。在人伦上,没什么严谨的锁扣,小家庭而非三代同堂,不需顾虑伯伯叔叔等分家分产之礼法。在地缘上,微有一点僻远,譬如在荒海野岛,与礼法古制的中心遥遥相隔,许多典章不讲求了,生活习尚亦可随宜而制,松松懈懈愉愉快快,穷过富过皆能过成日子。因太荒芜,人们夜不闭户。因太荒芜,小孩连玩具亦不大有,恰好只能玩空旷,岂不更是海大天大?”
大战后出生的孩子
舒国治是大战后的孩子。当时的台湾正是日本战败后的全面收复时期,需要大量公务人员、商人来接收日本人撤走后留下的各种机构。祖籍浙江的父亲带着妻女,怀着做一番事业的心思,在1946年离开上海,来到这个溽热的岛屿。
离开大陆时,他断未动过一去不回的念头,但1949年后海峡对岸变得遥远了。“当时台湾年轻人还可以考大学回到大陆,比如林海音就同时接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舒国治就出生在这个时候。人们操着各地方言混居在一起——会说南京话的往往有点来历,也有点时髦,他因此学了几句南京话,在40年后说给我听——同时混杂的还有文化、习俗和血统。
青年时的舒国治是标准的摇滚青年,跟金士杰、杨德昌等人都是好友。他的理想是拍电影,一心扭转当时台湾电影琼瑶当道的面貌。可惜那个时候小众的艺术片难以存活,更何况,“勤奋”从来不是舒国治的词汇,“执着”也不是。
他还写过一点小说,有一篇八九千字的《村人遇难记》曾让台湾文坛瞩目,拿过时报文学奖。杨牧评之“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詹宏志则赞“最好的作品总让评论者无言以对”,坚持要将这篇作品评为年度小说。人们认为舒国治会沿着写作这条路走下来,但他没有,他仿佛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当他离开台湾去美国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自毁前程”。
7年浪游44州
58年里,他只上过3个月的班,因为早上起不了床,也因为适应不了在办公室耗时间的职场生涯。1983年,父母已经过世的舒国治决定移居美国,那里有长他10岁的大姐。
7年的浪游里,他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州、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两三个月,打份零工,做得最多的是在中餐馆帮人端盘子,端完了继续上路。他成了真正的流浪汉,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美国公路,寂寞者的原乡,登驰其上,不得不摒弃繁杂而随着引擎无休止的嗡嗡声专注于空无。”追问舒国治在无穷无尽的公路漫游中遭遇了什么是徒劳的,他略微出神的表情已经告诉你,那段经历根本无从分享。“流浪有很多种。有人在床上考虑是睡觉还是失眠,是睡得好还是没睡好;在咖啡馆里,抽一点香烟、看看翻译小说的台北女子都是不用嫁人的——这是都市生活的流浪。”对他来说,他做的这一切并不稀奇,无非是打破了社会规定的“时序”而已,那些多少岁必须结婚,多少岁必须生育,多少岁必须买房置产的社会约定,对他统统无效:他有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无子女,少存款,亦不养猫狗。
让别人保管那些钱
去到台北,能蹭舒国治做个导游是件乐事。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和硬汉派小说大师劳伦斯
舒国治
1952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1983至1990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文体自成一格,常人忽略的清苦生活之美,最受他咏颂。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58岁的舒国治还背着双肩包,高而且瘦,走路有些摇晃。对我来说,坐在街角的小咖啡馆,隔着玻璃看见采访对象在阳光下带着愉快微笑冲我走来,无疑预示着一场胜利。这是一个记者的理想的下午。但对于阳光下正向我走来的舒国治,理想的下午却另有定义。
下午是他一天的主要时间。这个寓居台湾的本雅明式游荡者,常常凌晨5点很任性地吃过一顿豆角包子和绿豆稀饭,才拉上窗帘,回到床上,缩进人为的黑暗。
以“奇人奇文”著称的舒国治,携新书《理想的下午》来到内地,各色采访、讲座排满他有限的日程。在暖风扑面的春日下午接受采访,对他来说,显然并不理想。他在电话里对一个排着队的记者说,“你们最好留点时间给我玩玩。”
最会玩、最懂吃的人
朋友梁文道说,他所认识的“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舒国治。阿城是内敛型,舒国治则是潇洒的博物学家,天文地理无所不云:去喝酒他给你讲酒,吃葡萄他谈论葡萄,万事万物皆是话题,让人听下来不知他读过多少卷书,行过多少里路。
人称“台版蔡澜”的舒国治还被公认为台湾最懂吃的人之一。自美国返台,他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一日三顿,多是在排档、小摊、食肆。这样一吃吃了20年。几百篇小吃专栏,后来印成了《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不但外地游客按本索骥,台湾本土人都奉之为觅食指南。
舒国治曾带梁文道去台北的“坟场”。那是个阴森古怪的去处,梁文道喝到了上好的红葡萄酒,并佐以口感醇厚的牛肉面。“这两样居然能一起吃?”梁文道惊到了。
虽然为“舒哥”在内地的第一本新书作了序,但他并非舒国治的同道中人。舒国治说,“我常常邀他一起出游啊。可他不去,他连坐火车都要赶稿的。”这是两个不同节奏的人,梁文道属于社会机器的高速齿轮部。
按“舒哥”的理论,这或者是因为梁文道在1970年代出生,那时,舒国治正在度过他悠长的青春。只有那些在1950年代出生的大战后的孩子,才不怕去过那种不必做什么的日子。
“他们的时代要好到、简洁到没什么屁事需要去特加戒备管理的。这种时代不容易。有时要等很久,例如等到大战之后。这种时代大约要有一股荒芜。在景致上,没什么建设,空洞洞的,人无啥积极奔赴的价值。在人伦上,没什么严谨的锁扣,小家庭而非三代同堂,不需顾虑伯伯叔叔等分家分产之礼法。在地缘上,微有一点僻远,譬如在荒海野岛,与礼法古制的中心遥遥相隔,许多典章不讲求了,生活习尚亦可随宜而制,松松懈懈愉愉快快,穷过富过皆能过成日子。因太荒芜,人们夜不闭户。因太荒芜,小孩连玩具亦不大有,恰好只能玩空旷,岂不更是海大天大?”
大战后出生的孩子
舒国治是大战后的孩子。当时的台湾正是日本战败后的全面收复时期,需要大量公务人员、商人来接收日本人撤走后留下的各种机构。祖籍浙江的父亲带着妻女,怀着做一番事业的心思,在1946年离开上海,来到这个溽热的岛屿。
离开大陆时,他断未动过一去不回的念头,但1949年后海峡对岸变得遥远了。“当时台湾年轻人还可以考大学回到大陆,比如林海音就同时接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舒国治就出生在这个时候。人们操着各地方言混居在一起——会说南京话的往往有点来历,也有点时髦,他因此学了几句南京话,在40年后说给我听——同时混杂的还有文化、习俗和血统。
青年时的舒国治是标准的摇滚青年,跟金士杰、杨德昌等人都是好友。他的理想是拍电影,一心扭转当时台湾电影琼瑶当道的面貌。可惜那个时候小众的艺术片难以存活,更何况,“勤奋”从来不是舒国治的词汇,“执着”也不是。
他还写过一点小说,有一篇八九千字的《村人遇难记》曾让台湾文坛瞩目,拿过时报文学奖。杨牧评之“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詹宏志则赞“最好的作品总让评论者无言以对”,坚持要将这篇作品评为年度小说。人们认为舒国治会沿着写作这条路走下来,但他没有,他仿佛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当他离开台湾去美国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自毁前程”。
7年浪游44州
58年里,他只上过3个月的班,因为早上起不了床,也因为适应不了在办公室耗时间的职场生涯。1983年,父母已经过世的舒国治决定移居美国,那里有长他10岁的大姐。
7年的浪游里,他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州、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两三个月,打份零工,做得最多的是在中餐馆帮人端盘子,端完了继续上路。他成了真正的流浪汉,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美国公路,寂寞者的原乡,登驰其上,不得不摒弃繁杂而随着引擎无休止的嗡嗡声专注于空无。”追问舒国治在无穷无尽的公路漫游中遭遇了什么是徒劳的,他略微出神的表情已经告诉你,那段经历根本无从分享。“流浪有很多种。有人在床上考虑是睡觉还是失眠,是睡得好还是没睡好;在咖啡馆里,抽一点香烟、看看翻译小说的台北女子都是不用嫁人的——这是都市生活的流浪。”对他来说,他做的这一切并不稀奇,无非是打破了社会规定的“时序”而已,那些多少岁必须结婚,多少岁必须生育,多少岁必须买房置产的社会约定,对他统统无效:他有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无子女,少存款,亦不养猫狗。
让别人保管那些钱
去到台北,能蹭舒国治做个导游是件乐事。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和硬汉派小说大师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