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45，两辆卡车从进京的公路上开过，卷起一阵风。燕郊像是打了两个呼噜，翻了个身，然后就醒了。燕郊跟北京只隔一道潮白河，此时的北京仍在酣睡，而燕郊人必须抢先醒来。
　　那些每天乘坐公共交通从燕郊去北京上班的人，他们的父母会在凌晨起床，替子女去排队占座位，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能多睡一会儿。葛宇路说，有一次，他凌晨3点走在燕郊的路上，过路的车辆会招呼他，问他要不要搭车去北京。
　　此刻葛宇路正走在这条路上，手持一台电风扇，等待吹往北京的风，如果没有，那他就要自己制造这股风。

飞越检查站

　　葛宇路住在燕郊，他的女朋友因为要坐班，住在北京海淀牡丹园，中间的交通距离约有五十公里，“所以这种漫长的同城异地，给我们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撕裂。”
　　每逢女友生日，他都抓耳挠腮，不知道该送她什么好。今年，他要给她写一封情书，然后用风把这封信吹到女朋友手上。他给自己定下了规则，信写完之后，从书桌上吹落，他的手就不可以再触碰这封信了，剩下的全部要靠风力来完成搬运。“好像我写完这封信之后，突然一阵风刮进了我的房间，一不小心，就把这封信卷走了，很偶然就吹到了她的手上。”
　　在进入中央美院的实验艺术学院读研之前，葛宇路在湖北美术学院学的是影像媒体。在他的预设里，这次送情书仿佛电影一样的场景，诗一般的影像语言。但这土味浪漫的剧本里没有想到，下楼的时候，他从电梯里出来，电风扇一吹，信就从门缝掉进电梯井了。只好从头再来过。
　　这趟全程69公里、耗时67小时、前后延续了8天的行为艺术，被腾讯新闻频道的《人间指北》栏目记录了下来，今年2月在网络上播放后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因为这个行为艺术，无意间戳中了人们在疫情重压下感受到的隔离苦和无力感。
　　葛宇路和他的女朋友紫薇都是武汉人，“我作为一个从湖北来的人，真的觉得北京的风挺大的，有时候强烈到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他一手持電风扇，头戴能够记录画面的gopro，背上背了两块硕大的电池，一块3公斤，另一块8公斤，加在一起，能为他的吹风装置持续提供9个小时的电量。葛宇路再次上路了。为了避开燕郊早高峰的车流，他选择了在凌晨出发。
　　从燕郊进北京，检查站是必经的关卡，这一条线，就是河北和首都的分野。“检查站在所有住燕郊的人的心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论京津冀怎么一体化，只要检查站不取消，北京和燕郊就永远隔着巨大的鸿沟。检查站的进京方向，经常堵着长长的车队，出京方向却畅通无阻。没有在检查站消耗过几小时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燕郊生活的辛酸的，比起住在检查站另一侧的人，燕郊的上班族永远有一个时间的黑洞。”他用鼓风机一吹，地上白色的信笺像羽毛一样轻盈地飞了起来，翩然飞进分界线的另一边。“进京喽！”
　　一开始他手持一台电风扇，后来发现风扇鼓起的风，在方向上难以控制，又换上了风力更集中的大型电吹风。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运送一张信纸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路过的车辆，车轮带起的风，会把信带走，有时候整个路面都是水，信纸一旦沾了水，就会贴在地上。为了规避，必须绕更远的路。行道树下面的绿化网也是陷阱，信一旦不小心飞进去，越吹越拿不出来，最后找人借来十字改锥，把绿化网全部卸了，才把信吹出来，然后还得把绿化网复原回去。
　　“现实之所以迷人，就因为它总是跟你想的不一样。我平时总经过这些地方，从来不会觉得这里会是一个要耗费我人生3小时的一个地方。那种被教育的感觉。好像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层，变得比之前更有趣、更复杂。”在等待十字改锥的时候，他蹲在路边，守着地上的那封信，嗦了一碗米粉。外卖小哥感到迷惑，为什么竟有人的送餐地址是在一个路边，标记物是从路口数过来的第几棵树！

“阿姨这真的不是垃圾”

　　无论吃饭还是上厕所，他都不敢离开那封信。清洁工当着他的面就把纸捡起来团一团带走了，在地上吹了几天，这张纸已经又脏又破，皱巴巴的。他赶紧哀求人家还给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信，他要一路吹到海淀去送信。清洁工大姐半信半疑地把信又撂下了，说他：尽瞎掰。
　　有时候他中途必须回家更换设备，这时他就得找家酒店，开间房让信独自呆着。酒店老板听说他开房自己不住，只是为了放这张明显就是破纸的“信”，露出了我知道你是神经病但我就是不说的笑容。
　　他在客房的地上放一个枕头，再小心翼翼地把信吹到枕头上，似乎这样，在他离开的时候，信就能睡一会儿。但等他换好装备再回来时，信已经被打扫卫生的客房服务员当垃圾给扔了。他反复解释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服务员又狐疑，又忍不住笑，最后从还没来得及扔掉的巨大垃圾袋里扒拉出了这封信，递还到了葛宇路的手边。他不接手，但怀着巨大的狂喜说：你就放这地上吧。
　　“在正常的价值体系里面，这就是个垃圾。一个东西的价值并不是这东西本身，是你与这个东西之间的相处过程，是某种记忆，是时间。”
　　过路的人问他，你这是寄信？这多慢啊。他乐呵呵地回答：现在什么都快，寄个慢的试试。
　　“要是这个社会主流都是我们这种人就完蛋了，艺术家必须得边缘。”在漫长的行走中也有迷人的瞬间。在通州区坝河的河边，他一边担心信被过路的车风吹进河里，一边沉浸在不真实的美丽夜色中。“你会发现整个城市都不一样了，有用和无用的秩序颠倒下，你用一张纸的方式，重新去打开了这个城市。”
　　这是一趟寓言式的徒步旅行，带着一腔孤勇和浪漫主义，但在他人看来不免滑稽。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堂吉诃德，他不挑战风车，举着风扇的他自己就是风车。

　　“就像我自己能制造风一样，只有那么一点儿微小的力量。任何一点从北京刮过来的风，都可以轻松地把我吹回去。我自己的风量特别小。所以每次在北京刮大风的时候，我只能等待，等着一旦有机会。这就有点像命运，只能选择接受，不然还有什么办法？老家也回不去，市区也进不去，只能这样异地迁徙。”
　　有两位老阿姨蹲下来看信，念出了“爱你的葛宇路”，并宣称自己心跳加速了。这让葛宇路略感失望，事关爱情的解读，还是窄化了这个行为，这里面更多的是人的苦闷和无奈。信纸已经支离破碎了，走到第五天的时候，在惠新西街南口，一阵风来，最终裂成了两片。

艺术的《最后一课》

　　葛宇路在艺术上的声名，源于那次他把今日美术馆旁边一条没有路牌的无名小路命名为“葛宇路”。在他做了几可乱真的路牌并张挂在这条路上后，这个路名先后被高德地图、民政区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百度地图等收录，似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官方认证。这条路从此成为葛宇路。他的同事点外卖选择地址时还惊喜地秀给他看：好巧，这条路跟你同名哎！
　　这个带着几分游戏性质的行为艺术后来被各大公众媒体报道，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当时葛宇路还是央美的在校学生。另一个带着公众议题性质的行为是《对视》，他在城市中游荡，沿街寻找监控摄像头，坐到自制的梯子顶端，与摄像头对视，直到摄像头背后的人来找他为止。

　　“监控者在看着我们，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看他？我对这种秩序并不能做出实质改变，我只是盯着它，争取盯几个小时把背后看我的人看出来。或者我们之间能够有一瞬间的对视，我觉得那就很棒了，我觉得那一瞬间会有一种温情。”
　　2017年央美对他的处理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一年正值他研究生毕业，正要去一所学校入职，沸沸扬扬的新闻让他“丢了工作、丢了项目，也丢了北京户口”。他的导师、艺术家宋冬挺身而出，要求学校处罚自己，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否则他面临的可能是更严重的处分。“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我的艺术生涯，对我整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视作在我结束学生时代前央美给我上的《最后一课》。”但他至今仍以央美为荣，“我只是从这件事情里更深刻地认识了制度的运行规则，也认识了人。”
　　导师宋冬对葛宇路的影响很大，比如禅宗式的机锋和无界的概念，包括对政治和社会的思考。葛宇路做过不少含有这种意味的作品。他从一块荒地上挖掘泥土，将其压制后塑成磚块，再把这些砖块放回原地。6月的一场暴雨后，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
　　他曾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爬上一栋建筑的安全网，最终进入建筑内部，试图用一种不安全的手段去做安全检查。他也曾在参展的时候，以艺术的理由对展览进行财务核查，并公示在展览现场滚动的显示屏上，直接呈现艺术与经济运作的关系，也用查账来暗喻深层次的权力运作机制。很多人在葛宇路的作品里看到叛逆，但他本人更像一个合作型人格，他很擅长从日常生活中找乐子，这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幽默感。

行为艺术家不需要工作室

　　2018年，葛宇路在广州参加一个群展，他多汗，想着要去热带，“开幕式上大汗淋漓一点也不酷，不像个有排场的网红了。”他自嘲道。于是他充分利用了美术馆的特权，使之成为行为艺术的灵感：“这趟行程中我一滴汗都不能出。”
　　葛宇路一改往常屌丝男的邋遢随意，剃了胡子，梳起油汪汪的大背头，穿西装，打领带，穿过广州的闹市、艺术区、菜市场、街中心，微笑颔首，仿佛正在视察。在他的前后左右，一群人如临大敌，他们带着发电机、大冰块、电风扇和巨型遮阳伞，严防死守，不得出汗。午餐安排在专门的冰窖中，吃冷饭冷菜，并坐在装满冰块的车上直接进入美术馆大厅。出汗，在精致的城市生活中仿佛是失控的象征。高温和运动量，必须得到规划和控制，出汗意味着不cool，这是现代人苦苦维护的若干种荒诞的体面之一。
　　葛宇路常常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不太适合展厅，他总是习惯于在一个上下文里去创作，跟世界发生更多的关系，仿佛一株野生的植物。不匹配展厅带来的一个尴尬局面就是也不易匹配收藏，这可能也是所有行为艺术家都要面对的困境。但这也赋予了他某种自由度。他想让自己的艺术更独立，更非盈利。一次跟上海的青年艺术家聊天，他们说起海外驻留项目，上海的艺术家说，驻留太贵了，虽然对方会负担旅费和住宿，但是一旦出国了，上海的工作室就得空关着，每月上万的租金，连续好几个月，这是很大的损失。他才意识到其实很多艺术家可能已经被房地产业捆住了。

　　宋冬老师的“无界美术馆”仿佛给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注解。艺术没有围墙，也没有画地为牢的空间束缚，这应该是艺术家的理想状态。“无界”不仅是一个艺术的概念，也在很多其他领域有效。
　　“如果你真能把‘界’打开，把你的价值观序列全部以一种可以任意组合变形的方式放在脑海中，你会发现你可以随时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任何一个重新认识的契机都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价值飞跃。这几年的创业热潮也是如此，一个非传统的行业，突然抢了某个传统行业的饭碗，都是在打破界线。”
　　他举的例子就是他的家乡，武汉的加油站，疫情后期，加油站把菜提前打包备好，套餐A套餐B，给客人加满了油，加油站就把菜装进后车厢，菜钱跟油费一起算，客人全程不用出车。“然后你开车回家，一车菜，回家就做饭。结果这个就火了，因为谁也不想冒险下车去菜市场挑菜。加油站如果有‘界’，这个创新就出不来。”

凡夫俗子的九九八十一难

　　跟所有武汉人一样，葛宇路也有着浓郁的东湖情结。他曾经把北京的“东湖”站公交站牌带回武汉，放置在武汉东湖中的桩子上。再回家乡时，他发现站牌不见了，“我直觉它在水里。”他为此专门考了潜水证，跟教练一起下到水底去打捞。湖底淤泥很厚，潜到一米之下就一片漆黑，他的潜水教练有在长江潜捞的经验，跟他说，你这就是大海捞针。他们在一片漆黑中抓瞎，突然摸到一块金属牌，上面凹凸有字，浮到水面一看，可不就是它！

　　“东湖对于武汉人来说，相当于西湖之于杭州人，所有的武汉人都会夸耀自己跟东湖的关系，武汉人回忆往事的时候大多会有一段经历，就是曾经游过东湖。”葛宇路说，游过东湖和游过长江，简直就是武汉人的某种原始部落成人礼。
　　整个新冠疫情期间，葛宇路都没有回过武汉，但是因为身份证以42开头，被小区要求在燕郊家中隔离，不得进京。可他3月要去曼谷，得从首都机场起飞，12345的热线工作人员告诉他，政府正在细化政策，过两天会出一个针对湖北人的专属通行证。
　　他一直没等到这个通行证，于是打算效法武汉人游东湖和游长江，从潮白河游进北京。他研究了地图，选了潮白河最窄的河段，当时河面仍有余冰，水温很低，他觉得扛着箱子游过去还是危险，于是下单了一艘栽重200公斤的皮划艇，命名为“42冲锋舟”。
　　他的飞机下午5点起飞，他一大早就出门了，打算万一在检查站被拦下，他就回家取皮划艇执行Plan B。检查站的警察一刷他的身份证，警报器就开始尖叫，他被要求下车量体温，没想到警察只是用执法记录仪拍下了他的机票信息，就放他进京了，他懵了，“我的皮划艇白买了。”
　　飞向曼谷的旅程像另一段无用功，他原本要去泰国参加一个项目，但到了泰国之后，全世界的疫情正在蔓延开来，他们的项目停摆了，边境近乎关闭，他几乎是一到达泰国就开始抢回程机票，航班不断被取消，在退了四次机票之后，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用五倍的价格买到一张回程票，赶在29号泰国所有航空公司一周只飞一架飞机到单一国家之前，飞回了祖国，落地上海，开始隔离。14天隔离期满，他的武汉身份证完全买不了进京的车票或机票，他申诉说自己近期完全没有武汉旅行史，最后买到了去天津的高铁。他就像他吹着的那封信一样，以一种微弱而顽强的移动，最终回到了燕郊，开始居家隔离。
　　那封信最后怎么样了呢？那封信此刻正在某个展厅里展出，虽然他是创作者，但是这件作品属于他的女朋友紫薇，有展览需求，他得向她借展。
　　在送信的第八天，他终于把情书吹到女朋友的楼下。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机器彻底熄火，没电了。就差最后100米了，他只好半跪半爬在地上，用嘴吹，狼狈不堪。他想起小时候看《西游记》，都见到如来佛祖了，观音掐指一算，九九八十一难，缺一难都不行。
　　这封信终于送到女朋友手中时，雪白的信纸上已经写满了内容。虽然他只写了抬头和落款，但剩余的部分，在信寄到的那一刻，全部自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