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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和哈拉和卓墓地在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合称为“阿斯塔那古墓群”。20世纪初期即有外国探险家对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活动。1959～1975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先后进行了十三次发掘。本文对这十三次发掘的具体情况、编号系统及历史意义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活动；编号系统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3-02
一、十三次发掘及编号简述
1959～1975年，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先后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十三次发掘。1959～1975年，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先后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十三次发掘。这十三次发掘，发表了一些简报及报告。新疆文物局1998年成立专门领导小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集中发表于《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以下根据目前所见发掘简报及报告梳理这十三次发掘及其编号。
第一次：1959年10～11月，发掘了6座墓，编号为59TAM301～59TAM306。①
第二次：1960年4～10月，共发掘30座墓，编号为60TAM307～60TAM336。②
第三次：1960年11月，清理墓葬4座，编号为60TAM337～60TAM340。③
第四次：1963年12月至1965年，共发掘56座墓，正式清理的有45座，阿斯塔那42座墓葬编号为63TAM1～63TAM3、64TA～64TAM37～65TAM38～65TAM42，其中未清理的5座；哈拉和卓14座墓，编号为64TKM1～64TKM14，其中未清理的6座。这些未清理的墓曾被严重盗扰。④其中TAM30号墓根据编号为66TAM30：10的文书显示当为1966年清理，⑤但该次简报上记载为64TAM30：10。
第五、六、七、八、九次：这五次发掘集中在1966～1969年，阿斯塔那墓葬的编号43～147号共105座，其中10座只编号未清理，故实际清理95座；哈拉和卓墓葬的编号15～54共40号，实际清理10座，30座未清理；另外，1967年清理了阿斯塔那363号墓。这五次的发掘编号为66TAM43～73、67TAM74～98、67TAM363、68TAM99～108、69TAM109～112、69TAM117～147、69TKM15～54。⑥
第十次：1972年末至1973年初，共计63座，编号为72TAM148～157、TAM159～165、TAM167～171、TAM173～190、TAM194、TAM195、TAM200～205、TAM209、TAM215～218、TAM223、TAM225～231、TAM233、TAM234。⑦
第十一次：1973年春，共发掘墓葬20座，编号为73TAM116、TAM191～193、TAM196～199、TAM207、TAM208、TAM211～214、TAM221、TAM222、TAM232、TAM236～238。⑧
第十二次：1973年9月21日至11月18日，共发掘墓葬38座，其中TAM113～115、206、210、224六号系过去已编号而未发掘，新编号为73TAM501～532，计32座。⑨
第十三次：1975年在哈拉和卓对51座古墓的发掘与清理，编号为75TKM55～105。⑩
二、发掘编号系统
哈拉和卓的墓葬编号较为整齐，集中在第四次和第十三次。1969年的一次发掘也较为集中，由于历来资料都将几次发掘合在一起叙述，所以具体为哪一次发掘不得而知。其编号15～54，即69TKM15～54，实际只清理了10座墓。
在这十三次发掘中，阿斯塔那墓地的发掘编号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编号系统是前三次的发掘，编号301～340号。第二个编号系统是第四至十二次发掘，从1号一直编到238号；但是根据记载，1975年还发掘了239号墓。另外，《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有文书出土于阿斯塔那240号墓，但是没有记载发掘年代。第三个编号系统就是第十二次发掘，501～532号。这些编号并不都是按照时代顺序进行的，有些墓葬被编号了，但是当时没有清理，在后来的发掘中进行了补充清理，所以时代就不一致。
对于第一个编号系统，后续还有一些编号，非常零散，没有发掘简报和报告，也没有出土文物档案记录。下面根据相关资料对此编号系统进行补充。
1966年，吐鲁番文管所在阿斯塔那墓地发掘了360号墓，编号66TAM360。11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成果，有文书出自于65TAM341、65TAM346、66TAM358、67TAM363、67TAM364、67TAM365、67TAM366、67TAM370、67TAM376、67TAM377、67TAM380、68TAM381等墓葬。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物中，其相关编号有65TAM345、65TAM347、66TAM357、66TAM359、66TAM361，66TAM362、67TAM368、67TAM371、67TAM372、67TAM374、67TAM375、67TAM378、67TAM379。
1979年以后，由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局、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所对阿斯塔那墓地多次进行抢救性发掘，编号有1979年发掘并编号的79TAM382、79TAM383，121986年发掘并编号的86TAM384～391，132004年3月发掘并编号的2004TAM392～2004TAM400，142004年5月发掘并编号的2004TAM401～2004TAM407，152004年6～7月清理并编号的2004TAM408、2004TAM409，162009年清理、编号的2009TAM410，172014年清理、编号的2014TAM411。18 综上，新疆博物馆藏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十三次发掘中的第一个编号系统301～340号，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收录文书编号及吐鲁番博物馆藏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物的编号可以将其增补至381号。19如此，就可以与1979年以后的发掘编号相衔接了。所以，阿斯塔那墓地的第一个编号系统从301号编至现在的411号。
三、历史意义及评价
这十三次发掘，由于“文革”前和“文革”时期的特殊环境、抢救性发掘清理的不规范、当年参加发掘同志的去世或岗位调动、发掘日记不知去向、发掘档案有散失、现存项目不完全、出土文物分散陈列在多家博物馆等原因，20导致发掘报告至今没有编写出来。但是，这十三次考古发掘上承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家的发掘，下接之后的保护性抢救发掘，同时与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的社会变革相结合，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研究阿斯塔那古墓群墓地发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十三次发掘为新疆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训练了一批人才，成为之后几十年新疆文博界梯队化建设的骨干力量；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大规模发掘，为我们重新认识吐鲁番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实物证据，为我们了解中原王朝文献阙载的高昌国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为我们理解唐帝国基层运行体制、疆域治理模式、州县行政运转、军事行坊系统等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对地下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实践。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文物也成为吐鲁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注 释]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②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③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三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⑤《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361页。
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⑧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⑩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穆舜英执笔：《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1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考古》，1991年第1期。
12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13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
14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7期。
15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墓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6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号墓》，《考古》，2006年第12期。
17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200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1区410号墓葬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8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Ⅱ区M411的抢救性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9342～373尚缺16个墓葬编号，需要进一步考证与查询。
20转引自《新疆文物》2000年第3～4合刊《前言》。
[关键词]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活动；编号系统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3-02
一、十三次发掘及编号简述
1959～1975年，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先后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十三次发掘。1959～1975年，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主持，先后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十三次发掘。这十三次发掘，发表了一些简报及报告。新疆文物局1998年成立专门领导小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集中发表于《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以下根据目前所见发掘简报及报告梳理这十三次发掘及其编号。
第一次：1959年10～11月，发掘了6座墓，编号为59TAM301～59TAM306。①
第二次：1960年4～10月，共发掘30座墓，编号为60TAM307～60TAM336。②
第三次：1960年11月，清理墓葬4座，编号为60TAM337～60TAM340。③
第四次：1963年12月至1965年，共发掘56座墓，正式清理的有45座，阿斯塔那42座墓葬编号为63TAM1～63TAM3、64TA～64TAM37～65TAM38～65TAM42，其中未清理的5座；哈拉和卓14座墓，编号为64TKM1～64TKM14，其中未清理的6座。这些未清理的墓曾被严重盗扰。④其中TAM30号墓根据编号为66TAM30：10的文书显示当为1966年清理，⑤但该次简报上记载为64TAM30：10。
第五、六、七、八、九次：这五次发掘集中在1966～1969年，阿斯塔那墓葬的编号43～147号共105座，其中10座只编号未清理，故实际清理95座；哈拉和卓墓葬的编号15～54共40号，实际清理10座，30座未清理；另外，1967年清理了阿斯塔那363号墓。这五次的发掘编号为66TAM43～73、67TAM74～98、67TAM363、68TAM99～108、69TAM109～112、69TAM117～147、69TKM15～54。⑥
第十次：1972年末至1973年初，共计63座，编号为72TAM148～157、TAM159～165、TAM167～171、TAM173～190、TAM194、TAM195、TAM200～205、TAM209、TAM215～218、TAM223、TAM225～231、TAM233、TAM234。⑦
第十一次：1973年春，共发掘墓葬20座，编号为73TAM116、TAM191～193、TAM196～199、TAM207、TAM208、TAM211～214、TAM221、TAM222、TAM232、TAM236～238。⑧
第十二次：1973年9月21日至11月18日，共发掘墓葬38座，其中TAM113～115、206、210、224六号系过去已编号而未发掘，新编号为73TAM501～532，计32座。⑨
第十三次：1975年在哈拉和卓对51座古墓的发掘与清理，编号为75TKM55～105。⑩
二、发掘编号系统
哈拉和卓的墓葬编号较为整齐，集中在第四次和第十三次。1969年的一次发掘也较为集中，由于历来资料都将几次发掘合在一起叙述，所以具体为哪一次发掘不得而知。其编号15～54，即69TKM15～54，实际只清理了10座墓。
在这十三次发掘中，阿斯塔那墓地的发掘编号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编号系统是前三次的发掘，编号301～340号。第二个编号系统是第四至十二次发掘，从1号一直编到238号；但是根据记载，1975年还发掘了239号墓。另外，《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有文书出土于阿斯塔那240号墓，但是没有记载发掘年代。第三个编号系统就是第十二次发掘，501～532号。这些编号并不都是按照时代顺序进行的，有些墓葬被编号了，但是当时没有清理，在后来的发掘中进行了补充清理，所以时代就不一致。
对于第一个编号系统，后续还有一些编号，非常零散，没有发掘简报和报告，也没有出土文物档案记录。下面根据相关资料对此编号系统进行补充。
1966年，吐鲁番文管所在阿斯塔那墓地发掘了360号墓，编号66TAM360。11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成果，有文书出自于65TAM341、65TAM346、66TAM358、67TAM363、67TAM364、67TAM365、67TAM366、67TAM370、67TAM376、67TAM377、67TAM380、68TAM381等墓葬。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物中，其相关编号有65TAM345、65TAM347、66TAM357、66TAM359、66TAM361，66TAM362、67TAM368、67TAM371、67TAM372、67TAM374、67TAM375、67TAM378、67TAM379。
1979年以后，由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局、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所对阿斯塔那墓地多次进行抢救性发掘，编号有1979年发掘并编号的79TAM382、79TAM383，121986年发掘并编号的86TAM384～391，132004年3月发掘并编号的2004TAM392～2004TAM400，142004年5月发掘并编号的2004TAM401～2004TAM407，152004年6～7月清理并编号的2004TAM408、2004TAM409，162009年清理、编号的2009TAM410，172014年清理、编号的2014TAM411。18 综上，新疆博物馆藏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十三次发掘中的第一个编号系统301～340号，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收录文书编号及吐鲁番博物馆藏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物的编号可以将其增补至381号。19如此，就可以与1979年以后的发掘编号相衔接了。所以，阿斯塔那墓地的第一个编号系统从301号编至现在的411号。
三、历史意义及评价
这十三次发掘，由于“文革”前和“文革”时期的特殊环境、抢救性发掘清理的不规范、当年参加发掘同志的去世或岗位调动、发掘日记不知去向、发掘档案有散失、现存项目不完全、出土文物分散陈列在多家博物馆等原因，20导致发掘报告至今没有编写出来。但是，这十三次考古发掘上承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家的发掘，下接之后的保护性抢救发掘，同时与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的社会变革相结合，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研究阿斯塔那古墓群墓地发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十三次发掘为新疆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训练了一批人才，成为之后几十年新疆文博界梯队化建设的骨干力量；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大规模发掘，为我们重新认识吐鲁番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实物证据，为我们了解中原王朝文献阙载的高昌国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为我们理解唐帝国基层运行体制、疆域治理模式、州县行政运转、军事行坊系统等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对地下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实践。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文物也成为吐鲁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注 释]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②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③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三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⑤《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361页。
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⑧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⑩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穆舜英执笔：《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1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考古》，1991年第1期。
12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13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
14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7期。
15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墓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6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号墓》，《考古》，2006年第12期。
17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200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1区410号墓葬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8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Ⅱ区M411的抢救性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9342～373尚缺16个墓葬编号，需要进一步考证与查询。
20转引自《新疆文物》2000年第3～4合刊《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