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两宋时期政权的并立与更迭,民族的矛盾与融合,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两宋以来政局的变化,从总体而言并没有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未改变晚唐以来新经济关系的形成和由之而来的文化变异,为中国美术的演变带来了新的机遇。在经济方面,宋初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兴旺,这一切既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又给文化的演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了两宋时期在学术思想、宗教发展、文艺和美学上的一系列变化。
　　佛教对中国古典艺术产生了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壁画是中国画的组成部分,佛教传入我国后,佛寺大批的兴建,为佛寺壁画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极盛。众所周知的佛教壁画艺术衍生出的“经变画”,给中国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创造意境,提供了新的创作源泉,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佛教的繁荣和在思想观念上的体现
　　
　　佛教虽然在后周一度遭灭法之厄,但在南方十国和宋、辽、金、元一直受到崇奉,宋代诸帝几乎一律扶持佛教。宋太祖时刻《开宝藏》;宋太宗则自觉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其他各帝亦复好佛,修寺塔,造佛像,鼓励度人出家,利用佛教作为思想工具而大力提倡。以至北宋时期全国有佛寺四万余所,南宋绍兴二十七年,全国僧尼多至二十万人。在宋代各派佛教中,以士大夫热衷的禅宗较有发展。
　　
　　二、装饰,一种心灵的表达方式
　　
　　样式精美和色彩灿烂的结合,变成了一种活跃感情的方式,变成了一种表达华丽而庄重或者其使用的场合可能需要某种激动人心的基调的印记的方式。当比较粗俗的魔力超越材料的限制,把所有原始美术约束在它的咒语之中,这时它的作用提升到往日未曾梦到的高度。
　　北宋初期壁画中的五代因素大量存在,虽不及唐代,但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随着一统政权的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壁画装饰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俗化与多样化的趋向是两宋时期佛教壁画最具特色的两个方面,它不仅根源于日趋消极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技术、工具的进步,同时也与更倾向于现实的社会意识密切相关。虽然经宋太祖、宋太宗的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再度兴僧建寺,刻经译经,修治窟像,但礼佛祀神已不为上层社会所倚重,取而代之的是宋代理学的逐步上升和中国式的佛教——禅宗的逐渐活跃。为适应本国各阶层教徒的需要,禅宗的中心信仰对象已从高不可攀、威严神秘的佛教转移到较有“现世得福”等现实意义的菩萨(观音、地藏)、罗汉、祖师以及更生活化的布袋和尚身上,习禅悟道也与人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社会意识更倾向于现实的结果,使得佛教的教义与传播方式也结合世俗的现实生活而有所改变,在寺院里所流行的“俗讲”和民间说唱话本对佛经故事的借鉴即为此之反映。这种大众化的佛学思潮和由此产生的世俗化的传教布道方式,不仅拓宽了佛教艺术的领域,也是此一时期开窟造像风气渐衰而佛教壁画装饰和建筑走向世俗化与多样化的原因。
　　
　　三、在题材上的体现
　　
　　宋代的壁画创作由于皇帝尊崇佛道,继承唐与五代余,寺院石窟壁画尚有一定声势,故而寺观壁画仍具有一定规模。其中又以皇室主持绘制的壁画尤为宏伟壮观,以大相国寺壁画为其代表,此项工程有当时一流画家高益、高文进等人参加。这些壁画中的世俗化倾向有所增加,与前代佛画相比,佛陀形象趋小,而供养人变大,人间场景部分更为突出。
　　宋代的壁画题材内容较流行关于战争、乐舞、斗法、降魔等情节的刻画,更多地搀入现实生活的场景,以取悦世人。高益画阿育王变相中的战争场面,受到宋太宗的赞许,认为他深谙军事。高益在壁画中画乐队吹奏,其中弹琵琶者以拨掩下弦,与管乐器所奏四字音调不合,因而引起争论。后来有人申明拨掩下弦正好说明从上弦弹过(四字弦在上弦),反映了高益运思周密、技艺精湛,这也反映出宋代宗教壁画中的世俗化倾向。同时皇权和神权合一的思想在宋代壁画创作中屡有体现,画中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底色线条流畅,色彩绚丽,如武宗元在洛阳上清宫画三十二尺帝像时,即将阳明和天帝绘成太宗赵光义的肖像,使真宗惊异而礼拜。
　　尽管这些材料不全或者远非原来的历史实物,但由这类因素构成的内容和形式仍直接、间接地反映出过去两宋时期阶级社会生活的面貌、特征和思想观念,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两宋时期的壁画装饰艺术的表现能力与制作的技术水平。
　　总之,佛教的传入、普及和中国化对壁画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借助壁画艺术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中国壁画因佛教文化而丰富多彩,对中国壁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刺激了壁画艺术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责编 黄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