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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列传
父亲母亲，是距离自己最近的亲人，父亲母亲的历史，也是最亲近的家族史。
但父母的人生经历，如果不细心打听，如果不留心记录，许多细节反而容易随风而逝。
听父母讲经历，便仿佛在他们的人生里走一趟，不仅可以更加懂得父母，亦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
潮汕地区向来有“海滨邹鲁”的美称，地处东南沿海，也被称为“省尾国角”。在这背山靠海的平原上，发生过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往事，出现了许多为人称道的名人，也因独有的人文环境而被贴上“保守”“排外”“重男轻女”等标签，近二三十年来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过快等原因而备受争议。在那些纷陈的往事中，我父亲的故事是最平凡不过的了。只是比起一般人，父亲所经历过的似乎更为曲折一些，也许可以成为潮汕故事的一种注解。
父亲本名杨汉林，后改名杨佐业，汕头市洋内人，1946年除夕出生。洋内创寨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因周围皆是田洋、地势低洼而得名。我的爷爷是一名贫苦的农民，平日里靠做大箩、编畚箕为生。父亲长到8岁，便入祠堂读书，后转入小学。从小，父亲便对学习有着天然的渴望与执着，常常捧着书本不愿放下，有一次爷爷正在家中削竹篾，见父亲在旁读书不应声，便急得顺手拿着篾刀劈在了父亲腿上，竟深可见骨。因国困家贫，父亲对于童年回忆最多的便是饥饿。米饭是稀罕物，逢年过节才能吃一次。村里兴修水利，工人们吃的是番薯，而村民只能吃番薯皮。到初中时，父亲因长期饥饿得了营养性水肿。家庭的贫困剥夺了父亲的其他生活需求，即使如此，从小学到高中，父亲的学习积极性始终高昂，因为成绩优秀，一直担任班长，直到1965年，父亲作为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考入广州医学院。
一双硬塑料鞋、一个白铁面盆、一个球网袋、一张草席、一个装了两件内衫的藤箱子，这便是父亲成为大学生后的全部行李。潮汕地区距离省城广州路途遥远，为了筹措路费，爷爷带着父亲到公社墟上卖畚箕。搭乘煤气包汽车到了广州总站，父亲满是疲惫与兴奋。入学初，便到了广州郊外花县炭步镇军训，一个月军训下来，父亲从82斤长到了100斤。作为贫困大学生，父亲享受到了公费入学与助学金补贴的待遇。即使家中无力支撑，父亲仍能用每月17.5元的助学金给自己做好安排：15.5元伙食费，另有2元可用于写信回家、买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基本的生活困难解决了，父亲分外珍惜学校的每分每秒，终日往返于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之间。然而好景不长，入学次年便遇上文革。学校停课了，教授被打倒了，同学们都成了红卫兵，父亲也跟着“大串联”的队伍坐上了火车，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然而混乱之中，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眼界所限，父亲始终在潮流之外。他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图书馆，翻读厚重的医书，勤勤恳恳地度过余下的大学时光。
在沉默谨慎中完成5年医学院学习的父亲，接受学校的分配决定，来到了现在梅州市辖的山区大埔县医院工作。随后经大学同学介绍，与我母亲相识后结婚，在1973年生下大女儿，彼时我母亲仍是潮州小镇上的青年女工。10年山区生活中，父亲任劳任怨，默默医治病人，也感受着山区人民淳朴的回报。此后，由于国家政策的放松，父亲得到机会调回潮州铁铺镇卫生院，父母亲才终于结束异地分居的局面。1980年，二女儿出生了。经过了山区生活的磨炼，父亲的医术更加扎实，经验更加丰富。来到铁铺镇不久，父亲便被任命为医疗组长，主管外科。妻子贤惠，两个女儿健康漂亮，父亲步入中年。
父亲工作的稳定给原本贫困的家庭带来了希望。为更好地照顾家人，父亲申请调回家乡工作，最终成为汕头市司马浦镇卫生院的外科主治医生。但在调回不久，爷爷的一席话让父亲沉默了。“你是我们杨家长子，窄步（潮汕话，指女孩）无用，我看，你还是得争取生个大步（潮汕话，指男孩）。”这个想法明显与计划生育政策不符，也会影响父亲作为公职人员的职业发展。然而，百善孝为先，爷爷的期盼始终埋藏在父亲心间。母亲终于以41岁的高龄怀上了第三胎，为躲避计生部门的查处，母亲回到了潮州小镇，小心翼翼地待产。然而第三胎终究还是迈着“窄步”的女孩，而爷爷也在两年后抱憾而终。
爷爷去世之后，长兄为父，父亲为五个弟弟妹妹费尽心力。因为自己经历了文明开化带来的改变，父亲尤其重视教育。我的小叔成年后身无所长，终日在村里游荡，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包扎、如何分辨药物，支持他在村里开了一间小药铺。有了这间小药铺，父亲坚持每周日回到村里，给村里人看病，风雨无阻。弟弟妹妹的孩子出生了，父亲总会帮忙给些钱物；他们家里孩子上学有困难，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支援。父亲把第一台摩托车、第一件皮夹克、第一个手机带到了田洋包围的小村庄，也把零食、衣物带给了寄养在二弟家的小女儿。父亲前往香港参加全球医学大会、论文获奖……这样的消息也不时飘到了村庄的上空。时至今日，弟弟妹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但若是有人考取了学校或取得了成绩，父亲总要给他们包个大红包；看到小辈们热衷学业，父亲心中总是充满喜悦。对家族的长辈，父亲更是保持着赤诚的态度，一如当年村里那个热爱学习的少年。逢年过节，父亲总会回到村里看望老六叔。老舅住在广州，父亲每次到广州时必会登门拜访。
小镇主干道旁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一排楼房整齐地排列着，街头的白色小楼就是我家。搬到这座小楼里居住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买下这块地，建起楼房则是更久远的事。小镇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原本自家小楼是这条街上少有的高层建筑，现在一栋栋方形的楼房鳞次栉比，越建越高，统统装上了厚重的拉闸铁门。16年前，母亲退休无事，便把这座小楼修葺一新，作为二老退休之后的居所。外墙上的长条形白色瓷砖，约摸比一个小学生的笔盒还小，一块块认真地码着，直到现在颜色依然光亮。退休后，父亲每天醒来，总要先把天台、阳台上的花草料理一番，随后搬出扫帚拖把，把地板擦洗得一尘不染。一日三餐，也必有一日三茶，上午喝凤凰茶，下午喝红茶，晚上喝铁观音或者普洱，顺序不能颠倒，更不好随意改变，因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功效，更有不同的味道。这常让我想起著名画家林墉的一句话，“生活有很多穷讲究，真没什么意思，但没意思恰是最有意思，因为这就是生活。”
有人说，建国前后出生的这一批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我的父亲，生于贫穷，长于困苦，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因为国家有了免费入学的政策，父亲才得以完成世世代代的求学梦。大学毕业，他没有机会自主选择，听从国家政策安排，到了最贫穷的山区，翻山越岭只为治好一个个病人。也是因为国家力量的调配，他得以和我母亲重聚，回到家乡。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大潮给他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但他始终坚持着从医的初心。建国以来，屡次政治与经济大潮中，沉默的父亲跟随潮水俯仰，既不对抗，也不脱离。面对生活，往往后知后觉，而随着大流四处奔走，内心尚能保存着人性的本真。父亲不谙小医院的权力斗争，只是一门心思钻研技术。不具备改变世界的才华，也缺乏改变他人的能力，他始终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自制，赢得了生活的美好，以及内心的平静。
潮水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波澜不惊。不管顺流逆流，无愧于心——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能经历的最好的人生。
父亲母亲，是距离自己最近的亲人，父亲母亲的历史，也是最亲近的家族史。
但父母的人生经历，如果不细心打听，如果不留心记录，许多细节反而容易随风而逝。
听父母讲经历，便仿佛在他们的人生里走一趟，不仅可以更加懂得父母，亦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
潮汕地区向来有“海滨邹鲁”的美称，地处东南沿海，也被称为“省尾国角”。在这背山靠海的平原上，发生过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往事，出现了许多为人称道的名人，也因独有的人文环境而被贴上“保守”“排外”“重男轻女”等标签，近二三十年来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过快等原因而备受争议。在那些纷陈的往事中，我父亲的故事是最平凡不过的了。只是比起一般人，父亲所经历过的似乎更为曲折一些，也许可以成为潮汕故事的一种注解。
父亲本名杨汉林，后改名杨佐业，汕头市洋内人，1946年除夕出生。洋内创寨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因周围皆是田洋、地势低洼而得名。我的爷爷是一名贫苦的农民，平日里靠做大箩、编畚箕为生。父亲长到8岁，便入祠堂读书，后转入小学。从小，父亲便对学习有着天然的渴望与执着，常常捧着书本不愿放下，有一次爷爷正在家中削竹篾，见父亲在旁读书不应声，便急得顺手拿着篾刀劈在了父亲腿上，竟深可见骨。因国困家贫，父亲对于童年回忆最多的便是饥饿。米饭是稀罕物，逢年过节才能吃一次。村里兴修水利，工人们吃的是番薯，而村民只能吃番薯皮。到初中时，父亲因长期饥饿得了营养性水肿。家庭的贫困剥夺了父亲的其他生活需求，即使如此，从小学到高中，父亲的学习积极性始终高昂，因为成绩优秀，一直担任班长，直到1965年，父亲作为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考入广州医学院。
一双硬塑料鞋、一个白铁面盆、一个球网袋、一张草席、一个装了两件内衫的藤箱子，这便是父亲成为大学生后的全部行李。潮汕地区距离省城广州路途遥远，为了筹措路费，爷爷带着父亲到公社墟上卖畚箕。搭乘煤气包汽车到了广州总站，父亲满是疲惫与兴奋。入学初，便到了广州郊外花县炭步镇军训，一个月军训下来，父亲从82斤长到了100斤。作为贫困大学生，父亲享受到了公费入学与助学金补贴的待遇。即使家中无力支撑，父亲仍能用每月17.5元的助学金给自己做好安排：15.5元伙食费，另有2元可用于写信回家、买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基本的生活困难解决了，父亲分外珍惜学校的每分每秒，终日往返于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之间。然而好景不长，入学次年便遇上文革。学校停课了，教授被打倒了，同学们都成了红卫兵，父亲也跟着“大串联”的队伍坐上了火车，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然而混乱之中，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眼界所限，父亲始终在潮流之外。他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图书馆，翻读厚重的医书，勤勤恳恳地度过余下的大学时光。
在沉默谨慎中完成5年医学院学习的父亲，接受学校的分配决定，来到了现在梅州市辖的山区大埔县医院工作。随后经大学同学介绍，与我母亲相识后结婚，在1973年生下大女儿，彼时我母亲仍是潮州小镇上的青年女工。10年山区生活中，父亲任劳任怨，默默医治病人，也感受着山区人民淳朴的回报。此后，由于国家政策的放松，父亲得到机会调回潮州铁铺镇卫生院，父母亲才终于结束异地分居的局面。1980年，二女儿出生了。经过了山区生活的磨炼，父亲的医术更加扎实，经验更加丰富。来到铁铺镇不久，父亲便被任命为医疗组长，主管外科。妻子贤惠，两个女儿健康漂亮，父亲步入中年。
父亲工作的稳定给原本贫困的家庭带来了希望。为更好地照顾家人，父亲申请调回家乡工作，最终成为汕头市司马浦镇卫生院的外科主治医生。但在调回不久，爷爷的一席话让父亲沉默了。“你是我们杨家长子，窄步（潮汕话，指女孩）无用，我看，你还是得争取生个大步（潮汕话，指男孩）。”这个想法明显与计划生育政策不符，也会影响父亲作为公职人员的职业发展。然而，百善孝为先，爷爷的期盼始终埋藏在父亲心间。母亲终于以41岁的高龄怀上了第三胎，为躲避计生部门的查处，母亲回到了潮州小镇，小心翼翼地待产。然而第三胎终究还是迈着“窄步”的女孩，而爷爷也在两年后抱憾而终。
爷爷去世之后，长兄为父，父亲为五个弟弟妹妹费尽心力。因为自己经历了文明开化带来的改变，父亲尤其重视教育。我的小叔成年后身无所长，终日在村里游荡，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包扎、如何分辨药物，支持他在村里开了一间小药铺。有了这间小药铺，父亲坚持每周日回到村里，给村里人看病，风雨无阻。弟弟妹妹的孩子出生了，父亲总会帮忙给些钱物；他们家里孩子上学有困难，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支援。父亲把第一台摩托车、第一件皮夹克、第一个手机带到了田洋包围的小村庄，也把零食、衣物带给了寄养在二弟家的小女儿。父亲前往香港参加全球医学大会、论文获奖……这样的消息也不时飘到了村庄的上空。时至今日，弟弟妹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但若是有人考取了学校或取得了成绩，父亲总要给他们包个大红包；看到小辈们热衷学业，父亲心中总是充满喜悦。对家族的长辈，父亲更是保持着赤诚的态度，一如当年村里那个热爱学习的少年。逢年过节，父亲总会回到村里看望老六叔。老舅住在广州，父亲每次到广州时必会登门拜访。
小镇主干道旁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一排楼房整齐地排列着，街头的白色小楼就是我家。搬到这座小楼里居住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买下这块地，建起楼房则是更久远的事。小镇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原本自家小楼是这条街上少有的高层建筑，现在一栋栋方形的楼房鳞次栉比，越建越高，统统装上了厚重的拉闸铁门。16年前，母亲退休无事，便把这座小楼修葺一新，作为二老退休之后的居所。外墙上的长条形白色瓷砖，约摸比一个小学生的笔盒还小，一块块认真地码着，直到现在颜色依然光亮。退休后，父亲每天醒来，总要先把天台、阳台上的花草料理一番，随后搬出扫帚拖把，把地板擦洗得一尘不染。一日三餐，也必有一日三茶，上午喝凤凰茶，下午喝红茶，晚上喝铁观音或者普洱，顺序不能颠倒，更不好随意改变，因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功效，更有不同的味道。这常让我想起著名画家林墉的一句话，“生活有很多穷讲究，真没什么意思，但没意思恰是最有意思，因为这就是生活。”
有人说，建国前后出生的这一批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我的父亲，生于贫穷，长于困苦，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因为国家有了免费入学的政策，父亲才得以完成世世代代的求学梦。大学毕业，他没有机会自主选择，听从国家政策安排，到了最贫穷的山区，翻山越岭只为治好一个个病人。也是因为国家力量的调配，他得以和我母亲重聚，回到家乡。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大潮给他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但他始终坚持着从医的初心。建国以来，屡次政治与经济大潮中，沉默的父亲跟随潮水俯仰，既不对抗，也不脱离。面对生活，往往后知后觉，而随着大流四处奔走，内心尚能保存着人性的本真。父亲不谙小医院的权力斗争，只是一门心思钻研技术。不具备改变世界的才华，也缺乏改变他人的能力，他始终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自制，赢得了生活的美好，以及内心的平静。
潮水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波澜不惊。不管顺流逆流，无愧于心——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能经历的最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