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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片应该献给中国大陆的琴童们,献给那些希望自己成为又一个郎朗之父的家长们,也献给那些敢于坚持自己幼稚理想和信仰的人们。
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公映4个月后,以金马奖黑马的身份驰骋内地。它作为开幕片刚在CNEX纪录片上海高校巡展上结束放映,这周又将在广州纪录片大会公共展映单元进行8场放映,这也是本次纪录片大会上放映场次最多的作品。
《音乐人生》在刚刚结束的金马奖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更稀奇的是,评委们将本该属于剧情片的另外两项大项——最佳音效和最佳剪辑,都颁给了它。这种褒奖不仅大大揶揄了一把明显被漠视了的香港电影界,而且三项大奖全部由导演张经纬一人独得,这更是对讲究分工和专业的现代电影业的极大讽刺。
《音乐人生》的成色究竟如何?这部纪录片应该献给中国大陆的琴童们,献给那些希望自己成为又一个郎朗之父的家长们,也献给那些敢于坚持自己幼稚理想和信仰的人们。无论你是不是学琴的。
学过琴的导演,在学琴的主角
《音乐人生》说是纪录片,但更像是一个名叫黃家正的音乐儿童在摄像机前扮演他自己——他在11岁时就被叫做“香港音乐神童”,获得了2002年的“香港学校音乐节”冠军后受邀赴捷克举办了独奏音乐会,还录制了唱片发行。但这般光环随着年岁的增长却逐渐暗淡,他陷入了对音乐和人生的怀疑和挣扎中。这不是又一个郎朗或者李云迪的故事。
在上海,大学生们在看完《音乐人生》后说,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导演张经纬把黄家正当作了自己,尤其是片中人面临怀疑和挣扎时。张经纬就曾经是琴童中的一员,他学了十几年的大提琴,一直以马友友为梦想,但他也逐渐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块料。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他拿到了第一个大奖时,上台首先感谢的就是当初在学校练琴时鼓励过他的那些音乐老师。
从香港演艺学校毕业后他赴美学习,本来打算到纽约布鲁克林大学读一个音乐硕士。他在学校里碰到了现在的妻子五条秀美,他发现像她那种能力的人才适合把音乐当事业。“交响乐团里有人弹错了音,我只知道错了,但她知道是哪把琴,是哪个音错了。”继续追求“马友友梦”,还是找一个跟音乐相关的职业混口饭吃?五条秀美建议他,“如果音乐已经不是最适合你的职业,那就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吧。”张经纬选择了放弃,转读哲学和电影。
2002年遇到黄家正时,张经纬刚回香港。弟弟在参加“香港学校音乐节”,这个校际音乐赛事耗时几个月,但吸引了香港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里的众多学生,水平很高。在小学组的比赛中,张经纬注意到了参赛的13个弹钢琴的小学生。他选择了其中三人跟拍,其中就有黄家正,还有现在香港非常红的音乐小才女张伟晴。当时她输给了黄家正,但这些年里,她持续苦练,不停地参加高级别的国际赛事,看上去她的成就早已超过了如今留学美国的黄家正。
但张经纬特有的直觉让他一直聚焦黄家正,2005年跟拍了黄家正15天后,他在2007年和2008年又跟拍了他15天。30天的素材最后成就了90分钟的《音乐人生》,“本身拍这三个小孩就已经可以剪成一部片子了,但是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直觉让我选择了黄家正。虽然他没有另外两个小女孩可爱,后来成就也不如张伟晴,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跟他到捷克进行拍摄。”很明显,张经纬认可或者说欣赏的是黄家正的个性、表达,和对世俗的批判。甚至可以说,黄家正替张经纬说出了他的内心感受。
黄家正的人生
2002年获奖后去捷克演出,黄家正身上有着孩子天性上的那种任性和贪玩。但他也会以超越成年人的犀利和尖锐,去指责其他成年职业演奏者跟不上他的节拍和走音。11岁的他就有了坚持,和对音乐几近偏执的专业挑剔态度,“我弹那么多个音都不慢,他们慢就没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贝多芬’就是要快。”
2008年,黄家正进入了香港拔萃男子书院念书,这是在香港有着绝对一流音乐传统的顶级名校,在“香港学校音乐节”中多年蝉联第一。很多香港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能挤进这所宗教学校,甚至会在孩子幼年时就教导孩子信教,而且一定要考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等级考试。在黄家正的心中,音乐就像启蒙老师罗老师所说的,是音乐盒,是五彩丝带,是美丽的湖泊。当音乐甚至宗教都成为一个社会的功利之器时,他焦躁了,他好像无法前进了。
17岁的黄家正,才华横溢,但是人际关系岌岌可危。他拒绝音乐考级,拒绝祷告,拒绝上课,甚至拒绝和父亲谈话。他在整个学校里最有音乐才华,却只是学校交响乐团的二把手。他在排练时对年幼的团员破口大骂,在校际比赛中故意选择超时的高难度参赛曲目。在饭桌上对父亲的指令冷言以对,即使在家里也会以绝对的气场压倒同样学习音乐的哥哥和妹妹。他教导妹妹弹琴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是:“相信我,是你智慧的开端。”当乐团成员在大年初四缺席训练时,他会当众怒吼:“你们不要让我的罗老师失望!不想练就走!你以为你是神啊?!”与他相反,乐团一把手塞缪尔带领全校同学举着金色奖杯在夜空中高喊“音乐王国,舍我其谁!拔萃,拔萃!”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背后,黄家正在人群之外冷眼旁观,反复对着摄像机镜头强调,“我参加比赛不是为了获奖,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过程本身。我就是故意选超时的曲子,就要选到别人都不敢选的高难度曲子。”他以此表达自己对于音乐本身,而非音乐比赛的追求。
看上去黄家正和周围人不沟通,其实他非常需要一个渠道来倾诉,而张经纬给了他这个机会,摄影机为他提供了舞台。黄家正说了非常多的粗口,差点被划成三级片。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在和高校同学交流此片时就说到,“黄家正有着很强烈的倾诉欲望,但他的想法,他的期待,都不被同学所理解,所有人都祈祷他游离在圈子之外。如果没有摄影机在场,他就说不出来,比如他是为了音乐本身,他不是为了比赛,那不是他的风格等等。摄像机的出现为他提供了舞台,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正是这部电影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演了他自己。”
因为父母离异,《音乐人生》没有出现黄家正的母亲,而黄家正也因此讨厌父亲灌输给他的价值观。当医生的父亲很儒雅,纪录片展现了他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三个孩子都进入了香港一流的音乐学校,这是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家长的梦想。但是家正的桀骜不驯将他的中产阶级之表象打碎了。黄家正从捷克回来后,曾经有过不想成为音乐家的念头,他去做公益,说自己想做“Human Being(人)”。但是父亲觉得他在逃避,太长时间不碰琴就会荒废,把他骂回了钢琴前。
黄家正至今拒绝观看《音乐人生》,但他在纪录片首映当天给张经纬发了无数的邮件,他希望借导演之口表达出他对于音乐功利心的反感,“我想走自己的人生”。
张经纬的人生
从2002年到2008年,除了跟拍黄家正的日子,张经纬一直在电影圈里努力。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他导演的处女作《汶静的故事》参加了香港电台的短片大赛。影片讲述了一个香港女孩在深港两地每天往返上学的故事,作品被送到巴西圣保罗参加纪录片大赛,著名女导演许鞍华恰好是比赛评委。张经纬关注人与社会,关注香港年轻人被中国大陆“染红”的进程,“社会是人创造出来,但人也可能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无法选择家庭,但家庭在我们生命中永远存在”。这样的情绪与许鞍华这几年的“灰色香港”的创作思路吻合,两人开始了频繁的创作交流,也从师徒关系逐渐成为了朋友关系。
2005年,张经纬凭借剧本《天水围》获得了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最佳故事奖”,后来由许鞍华拍成了两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也是在许鞍华的介绍下,张经纬找到了《音乐人生》的投资方CNEX。在CNEX的支持下,张经纬花了2万元买了一台专业录音机,确保在拍摄时可以进行6轨道的录音,其他的6万元被张经纬用在了人力成本和交通费用上。
《音乐人生》在金马奖上一夜成名后,很多人问他,为什么既当摄影师,又当特效师,又当录音师,反正就是一个人干完了大部分的活。只是因为缺钱吗?
张经纬坦言,“除了资金缺乏,更缺的是人才”。张经纬在香港找到的摄影师,一开口就是每天3000港币的报酬,但他们要不就是觉得没必要苛求(工作),要不就是嫌钱少而经常请假,每换一个新摄影师,张经纬都要重复一遍自己的要求,三番两次后,他发现还是自己当摄影师吧。现在张经纬身边的四人团队,都是和他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大家一起在美国读大学,对电影有着共同的执著和追求。
张经纬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分工明确,但是现在找不到好的专业人士帮忙,我们几个只能哪里忙帮哪里,有时候忙起来我也会负责收音。我也不想一个人包揽导演、剪辑、音效这么多的工种,只是这次的剪辑本身也是跟音效分不开的,音乐纪录片的剪辑本身就是音乐选择的一个过程。但是从2002年到2008年,跨度6年的素材怎样去剪,我完全是从观众的心理出发的,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观众,然后问自己,在接下来的部分我想看到什么。”
《音乐人生》2009年7月15日在香港开始了特别放映,至今连续放映了95场,上座率几乎达到了100%,一票难求。这在香港纪录片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院线经理们没有料到它的成功,甚至很多业内人士也难以理解《音乐人生》仅仅作为一部纪录片的定位。香港电影协会的内部人士问过张经纬,“这部片子的主角是誰?他演他自己吗?”在香港,纪录片一般都有旁白,而且都和新闻事件相关,《音乐人生》为香港纪录片打开了新局面。
一部纪录片,获得了金马奖的三项提名,并且击败了剧情片获奖,这对于纪录片工作者们来说是突破,是鼓励,是承认。而张经纬捕捉到的信息是,“金马奖让纪录片和剧情片同台竞赛打破了一个僵局,它告诉导演们,它们是可以在同一技术层面进行衡量的。以前纪录片永远是老二,纪录片不是电影,只是纪录片;现在金马奖提出了一种思考,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给了纪录片导演们继续努力的机会,这是金马奖进步的方向。”
金马奖给《音乐人生》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有说法是12月10日起它将在香港正式公映,每天放映5场。但张经纬似乎没感受到获奖带来的太大变化,“领完奖后干什么?回酒店睡觉咯!那么多的工作,还有好多问题要想,第二天还有采访,剧本还要看,真的必须要积攒体力。”他手头有6部电影在筹划,他没有参加任何庆功会。而《音乐人生》还在全国各地展映中。
张经纬说,他不太看同行拍的纪录片,也不会照搬书本上的纪录片理论知识。他非常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提出的Direct Cinema的理念,当导演提供的影片的影像作为提示在观众的内心进行了化学反应和重构,才真正完成了对影片的观看——导演只是把观众引进门,给观众一个理解的可能。
《音乐人生》的结尾回到了黄家正11岁时,当时他在捷克的演奏会后台,他说,“爸爸,我的手为什么会弹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坐在阳光下,收敛起了脸上的调皮,忽然,他哭了起来。在港台放映时,观众一直在爆笑,笑他的粗话,笑他的自负,等到黄家正哭了时,很多人落泪了;在大陆放映时,台下既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大笑,人们看上去都很严肃,或许很多大学生看到了自己。
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公映4个月后,以金马奖黑马的身份驰骋内地。它作为开幕片刚在CNEX纪录片上海高校巡展上结束放映,这周又将在广州纪录片大会公共展映单元进行8场放映,这也是本次纪录片大会上放映场次最多的作品。
《音乐人生》在刚刚结束的金马奖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更稀奇的是,评委们将本该属于剧情片的另外两项大项——最佳音效和最佳剪辑,都颁给了它。这种褒奖不仅大大揶揄了一把明显被漠视了的香港电影界,而且三项大奖全部由导演张经纬一人独得,这更是对讲究分工和专业的现代电影业的极大讽刺。
《音乐人生》的成色究竟如何?这部纪录片应该献给中国大陆的琴童们,献给那些希望自己成为又一个郎朗之父的家长们,也献给那些敢于坚持自己幼稚理想和信仰的人们。无论你是不是学琴的。
学过琴的导演,在学琴的主角
《音乐人生》说是纪录片,但更像是一个名叫黃家正的音乐儿童在摄像机前扮演他自己——他在11岁时就被叫做“香港音乐神童”,获得了2002年的“香港学校音乐节”冠军后受邀赴捷克举办了独奏音乐会,还录制了唱片发行。但这般光环随着年岁的增长却逐渐暗淡,他陷入了对音乐和人生的怀疑和挣扎中。这不是又一个郎朗或者李云迪的故事。
在上海,大学生们在看完《音乐人生》后说,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导演张经纬把黄家正当作了自己,尤其是片中人面临怀疑和挣扎时。张经纬就曾经是琴童中的一员,他学了十几年的大提琴,一直以马友友为梦想,但他也逐渐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块料。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他拿到了第一个大奖时,上台首先感谢的就是当初在学校练琴时鼓励过他的那些音乐老师。
从香港演艺学校毕业后他赴美学习,本来打算到纽约布鲁克林大学读一个音乐硕士。他在学校里碰到了现在的妻子五条秀美,他发现像她那种能力的人才适合把音乐当事业。“交响乐团里有人弹错了音,我只知道错了,但她知道是哪把琴,是哪个音错了。”继续追求“马友友梦”,还是找一个跟音乐相关的职业混口饭吃?五条秀美建议他,“如果音乐已经不是最适合你的职业,那就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吧。”张经纬选择了放弃,转读哲学和电影。
2002年遇到黄家正时,张经纬刚回香港。弟弟在参加“香港学校音乐节”,这个校际音乐赛事耗时几个月,但吸引了香港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里的众多学生,水平很高。在小学组的比赛中,张经纬注意到了参赛的13个弹钢琴的小学生。他选择了其中三人跟拍,其中就有黄家正,还有现在香港非常红的音乐小才女张伟晴。当时她输给了黄家正,但这些年里,她持续苦练,不停地参加高级别的国际赛事,看上去她的成就早已超过了如今留学美国的黄家正。
但张经纬特有的直觉让他一直聚焦黄家正,2005年跟拍了黄家正15天后,他在2007年和2008年又跟拍了他15天。30天的素材最后成就了90分钟的《音乐人生》,“本身拍这三个小孩就已经可以剪成一部片子了,但是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直觉让我选择了黄家正。虽然他没有另外两个小女孩可爱,后来成就也不如张伟晴,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跟他到捷克进行拍摄。”很明显,张经纬认可或者说欣赏的是黄家正的个性、表达,和对世俗的批判。甚至可以说,黄家正替张经纬说出了他的内心感受。
黄家正的人生
2002年获奖后去捷克演出,黄家正身上有着孩子天性上的那种任性和贪玩。但他也会以超越成年人的犀利和尖锐,去指责其他成年职业演奏者跟不上他的节拍和走音。11岁的他就有了坚持,和对音乐几近偏执的专业挑剔态度,“我弹那么多个音都不慢,他们慢就没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贝多芬’就是要快。”
2008年,黄家正进入了香港拔萃男子书院念书,这是在香港有着绝对一流音乐传统的顶级名校,在“香港学校音乐节”中多年蝉联第一。很多香港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能挤进这所宗教学校,甚至会在孩子幼年时就教导孩子信教,而且一定要考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等级考试。在黄家正的心中,音乐就像启蒙老师罗老师所说的,是音乐盒,是五彩丝带,是美丽的湖泊。当音乐甚至宗教都成为一个社会的功利之器时,他焦躁了,他好像无法前进了。
17岁的黄家正,才华横溢,但是人际关系岌岌可危。他拒绝音乐考级,拒绝祷告,拒绝上课,甚至拒绝和父亲谈话。他在整个学校里最有音乐才华,却只是学校交响乐团的二把手。他在排练时对年幼的团员破口大骂,在校际比赛中故意选择超时的高难度参赛曲目。在饭桌上对父亲的指令冷言以对,即使在家里也会以绝对的气场压倒同样学习音乐的哥哥和妹妹。他教导妹妹弹琴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是:“相信我,是你智慧的开端。”当乐团成员在大年初四缺席训练时,他会当众怒吼:“你们不要让我的罗老师失望!不想练就走!你以为你是神啊?!”与他相反,乐团一把手塞缪尔带领全校同学举着金色奖杯在夜空中高喊“音乐王国,舍我其谁!拔萃,拔萃!”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背后,黄家正在人群之外冷眼旁观,反复对着摄像机镜头强调,“我参加比赛不是为了获奖,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过程本身。我就是故意选超时的曲子,就要选到别人都不敢选的高难度曲子。”他以此表达自己对于音乐本身,而非音乐比赛的追求。
看上去黄家正和周围人不沟通,其实他非常需要一个渠道来倾诉,而张经纬给了他这个机会,摄影机为他提供了舞台。黄家正说了非常多的粗口,差点被划成三级片。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在和高校同学交流此片时就说到,“黄家正有着很强烈的倾诉欲望,但他的想法,他的期待,都不被同学所理解,所有人都祈祷他游离在圈子之外。如果没有摄影机在场,他就说不出来,比如他是为了音乐本身,他不是为了比赛,那不是他的风格等等。摄像机的出现为他提供了舞台,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正是这部电影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演了他自己。”
因为父母离异,《音乐人生》没有出现黄家正的母亲,而黄家正也因此讨厌父亲灌输给他的价值观。当医生的父亲很儒雅,纪录片展现了他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三个孩子都进入了香港一流的音乐学校,这是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家长的梦想。但是家正的桀骜不驯将他的中产阶级之表象打碎了。黄家正从捷克回来后,曾经有过不想成为音乐家的念头,他去做公益,说自己想做“Human Being(人)”。但是父亲觉得他在逃避,太长时间不碰琴就会荒废,把他骂回了钢琴前。
黄家正至今拒绝观看《音乐人生》,但他在纪录片首映当天给张经纬发了无数的邮件,他希望借导演之口表达出他对于音乐功利心的反感,“我想走自己的人生”。
张经纬的人生
从2002年到2008年,除了跟拍黄家正的日子,张经纬一直在电影圈里努力。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他导演的处女作《汶静的故事》参加了香港电台的短片大赛。影片讲述了一个香港女孩在深港两地每天往返上学的故事,作品被送到巴西圣保罗参加纪录片大赛,著名女导演许鞍华恰好是比赛评委。张经纬关注人与社会,关注香港年轻人被中国大陆“染红”的进程,“社会是人创造出来,但人也可能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无法选择家庭,但家庭在我们生命中永远存在”。这样的情绪与许鞍华这几年的“灰色香港”的创作思路吻合,两人开始了频繁的创作交流,也从师徒关系逐渐成为了朋友关系。
2005年,张经纬凭借剧本《天水围》获得了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最佳故事奖”,后来由许鞍华拍成了两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也是在许鞍华的介绍下,张经纬找到了《音乐人生》的投资方CNEX。在CNEX的支持下,张经纬花了2万元买了一台专业录音机,确保在拍摄时可以进行6轨道的录音,其他的6万元被张经纬用在了人力成本和交通费用上。
《音乐人生》在金马奖上一夜成名后,很多人问他,为什么既当摄影师,又当特效师,又当录音师,反正就是一个人干完了大部分的活。只是因为缺钱吗?
张经纬坦言,“除了资金缺乏,更缺的是人才”。张经纬在香港找到的摄影师,一开口就是每天3000港币的报酬,但他们要不就是觉得没必要苛求(工作),要不就是嫌钱少而经常请假,每换一个新摄影师,张经纬都要重复一遍自己的要求,三番两次后,他发现还是自己当摄影师吧。现在张经纬身边的四人团队,都是和他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大家一起在美国读大学,对电影有着共同的执著和追求。
张经纬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分工明确,但是现在找不到好的专业人士帮忙,我们几个只能哪里忙帮哪里,有时候忙起来我也会负责收音。我也不想一个人包揽导演、剪辑、音效这么多的工种,只是这次的剪辑本身也是跟音效分不开的,音乐纪录片的剪辑本身就是音乐选择的一个过程。但是从2002年到2008年,跨度6年的素材怎样去剪,我完全是从观众的心理出发的,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观众,然后问自己,在接下来的部分我想看到什么。”
《音乐人生》2009年7月15日在香港开始了特别放映,至今连续放映了95场,上座率几乎达到了100%,一票难求。这在香港纪录片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院线经理们没有料到它的成功,甚至很多业内人士也难以理解《音乐人生》仅仅作为一部纪录片的定位。香港电影协会的内部人士问过张经纬,“这部片子的主角是誰?他演他自己吗?”在香港,纪录片一般都有旁白,而且都和新闻事件相关,《音乐人生》为香港纪录片打开了新局面。
一部纪录片,获得了金马奖的三项提名,并且击败了剧情片获奖,这对于纪录片工作者们来说是突破,是鼓励,是承认。而张经纬捕捉到的信息是,“金马奖让纪录片和剧情片同台竞赛打破了一个僵局,它告诉导演们,它们是可以在同一技术层面进行衡量的。以前纪录片永远是老二,纪录片不是电影,只是纪录片;现在金马奖提出了一种思考,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给了纪录片导演们继续努力的机会,这是金马奖进步的方向。”
金马奖给《音乐人生》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有说法是12月10日起它将在香港正式公映,每天放映5场。但张经纬似乎没感受到获奖带来的太大变化,“领完奖后干什么?回酒店睡觉咯!那么多的工作,还有好多问题要想,第二天还有采访,剧本还要看,真的必须要积攒体力。”他手头有6部电影在筹划,他没有参加任何庆功会。而《音乐人生》还在全国各地展映中。
张经纬说,他不太看同行拍的纪录片,也不会照搬书本上的纪录片理论知识。他非常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提出的Direct Cinema的理念,当导演提供的影片的影像作为提示在观众的内心进行了化学反应和重构,才真正完成了对影片的观看——导演只是把观众引进门,给观众一个理解的可能。
《音乐人生》的结尾回到了黄家正11岁时,当时他在捷克的演奏会后台,他说,“爸爸,我的手为什么会弹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坐在阳光下,收敛起了脸上的调皮,忽然,他哭了起来。在港台放映时,观众一直在爆笑,笑他的粗话,笑他的自负,等到黄家正哭了时,很多人落泪了;在大陆放映时,台下既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大笑,人们看上去都很严肃,或许很多大学生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