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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经济学家中的巨人”的佛朗科•莫迪格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在美国麻省的家中一觉睡下，便没有再醒过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
仅在两天前，《纽约时报》上才登载了由莫迪格里亚尼联同其他两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索罗（Robert M. Solow）签名的信件，对一个支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组织提出了批评。贝卢斯科尼前不久说过一句话：“墨索里尼并没有屠杀任何人。”
信中说：“墨索里尼应对许多政治上的反对者和犹太人的死负责，他以带有种族迫害色彩的法律，令将近7000个犹太人被放逐并最终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
“贝卢斯科尼已因他的言论对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道歉，但这还不够，”信中说，“他应向所有的意大利人道歉。”
对贝卢斯科尼的言论的愤慨，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憎分明，还与莫迪格里亚尼的经历有关。莫迪格里亚尼就是犹太人，1918年6月，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17岁时，他提早两年结束高中学业，考入罗马大学，修读法律。二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由学生组织举办的经济学方面的全国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这是他第一次撰写经济学文章，从此建立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他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1939年，有感于欧洲难逃血光之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他携妻子来到美国。以后，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公民。
莫迪格里亚尼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正式开始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的。194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此后，他在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74篇论文，即从26岁到85岁，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25篇。
任何量化都是对个性的扼杀。刻画个性的一个不太糟糕的办法，是列出每10年内同一作者的代表作品：
20世纪40年代，《流动性偏好与货币与利息理论》。这篇论文显示出作者雄心勃勃，试图建构一个远比凯恩斯“通论”更广义的货币与利息理论。
20世纪50年代，《社会事件的可预期性》。作者通过这篇论文所表达的“理性预期”思想，导致了给他带来诺贝尔奖的两项工作——风险条件下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与公司金融结构的“分离定理”和关于个人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型”。发表这篇论文时，他在卡内基理工学院，与提出“有限理性”假设的西蒙教授（H. Simon）关系密切，也是在那里，他接受了他在公司金融理论方面的合作者和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金融学家米勒（M. Miller）作为他的研究生。这里需要多解释几句，因为“理性预期”概念十分不同于“合理预期”概念。后者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几乎是否定了“看不见的手”市场原理，而前者坚持认为：基于公共信息的预期是可能的。这样，莫迪格里亚尼就把他最终所在的“MIT学派”的立场与“芝加哥学派”“合理预期”理论的立场区分开了。
20世纪60年代，《关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作者分析了经验数据并提出“储蓄率由当前收入与预期的长期收入水平之差决定”的假说，经历了多年的争论和检验之后，最终进入“主流”，取代了凯恩斯提出的“边际储蓄倾向”假说。
20世纪70年代，《退税制是有效的稳定政策的工具吗》。基于生命周期的储蓄模型，莫迪格里亚尼不相信凯恩斯式的政府退税能够刺激消费和投资。刺激经济的更有效工具，他认为，是降低流转税率并承诺长期不再改变，从而改变消费者对长期收入水平的预期。
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政策：一个批评》。莫迪格里亚尼毕生反对凯恩斯主义，即便在评价“里根经济学”的时候也如此。他相信，财政赤字是凯恩斯主义的最大祸害，里根政策旨在降低财政赤字，并表明是卓有成效的政策，不过，降低赤字的努力究竟能否成为长期努力，还需要拭目以待。
20世纪90年代，《浮动汇率二十五年：一些观察》。这篇文章或许会对中国人正在认真考虑的汇率制度改革有所启发吧。莫迪格里亚尼指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西方各国数据表明，浮动汇率没有达到它的设计者当初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包括：（A）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大大增加了，（B）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变得更加重要了，（C）工资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D）汇率波动更加剧烈了。于是，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浮动汇率在中国是否可行，尤其是当原因（A）、（B）、（D）都比已往更适用于中国的时候。
最后，莫迪格里亚尼不认为布什政府试图让养老基金“私有化”的政策能够缓解社会保障基金面临的危机。因为私有化将使用于养老的储蓄面临更大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的失稳。最直接的后果是，养老储蓄长期风险的增加，迫使人们更大幅度地减少消费，诱致经济衰退。
莫迪格里亚尼1962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他的不少学生成了华尔街上的精英。可能最让他骄傲的学生是莫顿(Robert Merton)——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深入浅出是一种境界，莫迪格里亚尼就是一个能达到这一境界的经济学家。1978年冬，意大利正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莫迪格里亚尼应邀到罗马参加一个电视辩论，呼吁改革。临行，他的妻子警告他说，在罗马的大街上，如有人喊你，千万别回头，“一旦回头，他们便会朝你开枪。”在参加了电视辩论的次日早上，莫迪格里亚尼离开宾馆走到大街上，他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他试图加快脚步，但尾随者越跟越近，最后一把抓住他的外衣。真有人杀他？非也。此人是一皮匠，一直追着他只是为了对他说，参加电视辩论的那些名人中，就莫迪格里亚尼说的让人听得懂。
莫迪格里亚尼还生性幽默。在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举行的宴会上，他在讲述了接到获奖电话后的兴奋癫狂之情后说，他此时甚至为还能穿好衣服而吃惊。于是，他对以后的获奖者有两点忠告：一是在接到那个令人兴奋的电话前就要穿好衣服，二是在穿好衣服前就要写好获奖演说词。
莫迪格里亚尼酷爱交友，喜欢溜冰、航海和打网球。他用22.5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来给他的游艇升级。打网球时，他的双打搭档是萨缪尔森。“他打球时总不停地移动，非常投入，”萨缪尔森回忆道，“有一次，他为了救一个球竟往水泥墙冲过去。”
根据莫迪格里亚尼的关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人们储蓄，主要为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继承人。这成功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莫迪格里亚尼自己的一生：一代一代的学生已从他的著作中获益，而整个经济学专业因此而更为富足。
仅在两天前，《纽约时报》上才登载了由莫迪格里亚尼联同其他两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索罗（Robert M. Solow）签名的信件，对一个支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组织提出了批评。贝卢斯科尼前不久说过一句话：“墨索里尼并没有屠杀任何人。”
信中说：“墨索里尼应对许多政治上的反对者和犹太人的死负责，他以带有种族迫害色彩的法律，令将近7000个犹太人被放逐并最终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
“贝卢斯科尼已因他的言论对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道歉，但这还不够，”信中说，“他应向所有的意大利人道歉。”
对贝卢斯科尼的言论的愤慨，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憎分明，还与莫迪格里亚尼的经历有关。莫迪格里亚尼就是犹太人，1918年6月，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17岁时，他提早两年结束高中学业，考入罗马大学，修读法律。二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由学生组织举办的经济学方面的全国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这是他第一次撰写经济学文章，从此建立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他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1939年，有感于欧洲难逃血光之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他携妻子来到美国。以后，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公民。
莫迪格里亚尼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正式开始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的。194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此后，他在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74篇论文，即从26岁到85岁，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25篇。
任何量化都是对个性的扼杀。刻画个性的一个不太糟糕的办法，是列出每10年内同一作者的代表作品：
20世纪40年代，《流动性偏好与货币与利息理论》。这篇论文显示出作者雄心勃勃，试图建构一个远比凯恩斯“通论”更广义的货币与利息理论。
20世纪50年代，《社会事件的可预期性》。作者通过这篇论文所表达的“理性预期”思想，导致了给他带来诺贝尔奖的两项工作——风险条件下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与公司金融结构的“分离定理”和关于个人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型”。发表这篇论文时，他在卡内基理工学院，与提出“有限理性”假设的西蒙教授（H. Simon）关系密切，也是在那里，他接受了他在公司金融理论方面的合作者和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金融学家米勒（M. Miller）作为他的研究生。这里需要多解释几句，因为“理性预期”概念十分不同于“合理预期”概念。后者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几乎是否定了“看不见的手”市场原理，而前者坚持认为：基于公共信息的预期是可能的。这样，莫迪格里亚尼就把他最终所在的“MIT学派”的立场与“芝加哥学派”“合理预期”理论的立场区分开了。
20世纪60年代，《关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作者分析了经验数据并提出“储蓄率由当前收入与预期的长期收入水平之差决定”的假说，经历了多年的争论和检验之后，最终进入“主流”，取代了凯恩斯提出的“边际储蓄倾向”假说。
20世纪70年代，《退税制是有效的稳定政策的工具吗》。基于生命周期的储蓄模型，莫迪格里亚尼不相信凯恩斯式的政府退税能够刺激消费和投资。刺激经济的更有效工具，他认为，是降低流转税率并承诺长期不再改变，从而改变消费者对长期收入水平的预期。
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政策：一个批评》。莫迪格里亚尼毕生反对凯恩斯主义，即便在评价“里根经济学”的时候也如此。他相信，财政赤字是凯恩斯主义的最大祸害，里根政策旨在降低财政赤字，并表明是卓有成效的政策，不过，降低赤字的努力究竟能否成为长期努力，还需要拭目以待。
20世纪90年代，《浮动汇率二十五年：一些观察》。这篇文章或许会对中国人正在认真考虑的汇率制度改革有所启发吧。莫迪格里亚尼指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西方各国数据表明，浮动汇率没有达到它的设计者当初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包括：（A）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大大增加了，（B）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变得更加重要了，（C）工资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D）汇率波动更加剧烈了。于是，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浮动汇率在中国是否可行，尤其是当原因（A）、（B）、（D）都比已往更适用于中国的时候。
最后，莫迪格里亚尼不认为布什政府试图让养老基金“私有化”的政策能够缓解社会保障基金面临的危机。因为私有化将使用于养老的储蓄面临更大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的失稳。最直接的后果是，养老储蓄长期风险的增加，迫使人们更大幅度地减少消费，诱致经济衰退。
莫迪格里亚尼1962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他的不少学生成了华尔街上的精英。可能最让他骄傲的学生是莫顿(Robert Merton)——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深入浅出是一种境界，莫迪格里亚尼就是一个能达到这一境界的经济学家。1978年冬，意大利正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莫迪格里亚尼应邀到罗马参加一个电视辩论，呼吁改革。临行，他的妻子警告他说，在罗马的大街上，如有人喊你，千万别回头，“一旦回头，他们便会朝你开枪。”在参加了电视辩论的次日早上，莫迪格里亚尼离开宾馆走到大街上，他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他试图加快脚步，但尾随者越跟越近，最后一把抓住他的外衣。真有人杀他？非也。此人是一皮匠，一直追着他只是为了对他说，参加电视辩论的那些名人中，就莫迪格里亚尼说的让人听得懂。
莫迪格里亚尼还生性幽默。在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举行的宴会上，他在讲述了接到获奖电话后的兴奋癫狂之情后说，他此时甚至为还能穿好衣服而吃惊。于是，他对以后的获奖者有两点忠告：一是在接到那个令人兴奋的电话前就要穿好衣服，二是在穿好衣服前就要写好获奖演说词。
莫迪格里亚尼酷爱交友，喜欢溜冰、航海和打网球。他用22.5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来给他的游艇升级。打网球时，他的双打搭档是萨缪尔森。“他打球时总不停地移动，非常投入，”萨缪尔森回忆道，“有一次，他为了救一个球竟往水泥墙冲过去。”
根据莫迪格里亚尼的关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人们储蓄，主要为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继承人。这成功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莫迪格里亚尼自己的一生：一代一代的学生已从他的著作中获益，而整个经济学专业因此而更为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