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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上午10时42分，一代传奇女伶李香兰在东京逝世，终年94岁。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红遍亚洲的歌手、影星。传唱至今的《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恨不相逢未嫁时》，都是由她唱红的。
她的一生传奇波折，以日本人身份假扮中国女演员，曾和“东京玫瑰”川岛芳子相交甚密，日本战败后几因“汉奸罪”被处死，无罪释放后返日，又走上政坛，致力于中日关系。
她的故事，和她的歌曲、电影，成为许多刻画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寻索和借用的元素。
1920年2月，沈阳近郊，日侨山口家诞生了一个大眼女婴。她是山口家的长女，取名山口淑子。不久，山口家迁往抚顺。
山口淑子的祖父是佐贺藩士族出身的汉学家，父亲山口文雄自幼熟习中文。1906年，山口文雄来到中国，在北京继续进修汉学，后在“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任中文教员。
1906年创立于中国东北的“满铁”，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是日本政府以公司名义殖民侵略满洲的核心。在极盛时期，“满铁”握有八十多家关联企业的股权。
山口文雄是一名颇受女性爱慕的美男子，体型颀长，脸庞端正，眉目清亮。淑子的美貌正遗传自父亲。童年时，每当父亲给“满铁”员工上中文课，淑子就坐在大人堆里听。耳熏目染下，她很小就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中日矛盾上升到顶峰。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也活跃着各种抗日力量。
1932年中秋节之夜，12岁的山口淑子被母亲从睡梦中摇醒。窗外，抚顺煤矿方向的夜空一片火红。这一夜，一支约一千二百人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攻打抚顺，取道平顶山时，烧毁了日军的仓库、工厂、派出所、事务所等，又袭击日军杨柏堡采炭所，处死了七八个日本军人，并放火烧毁了采炭所。
第二天，抚顺的日军对平顶山居民展开报复行动。三千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儿童，四百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八百多间民房被烧毁。
“平顶山惨案”给山口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山口文雄和中国人相交甚密，也被怀疑“通敌”，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拘捕调查。嫌疑洗清后，他已不愿继续在抚顺居住，带着家人移居到“伪满洲国”最大的城市——奉天（沈阳）。
在奉天，山口一家借住在友人李际春的侧室家中。李际春原是山东亲日派军阀，曾协助“伪满洲国”建国和关东军作战，后被日本方面任命为沈阳银行总裁。为了亲上加亲，山口文雄和李际春商定，让长女认李为义父。中国农历春节，淑子穿着红色的中式服装，向李际春敬了酒。李将军给她取了个富有中国情调的名字——李香兰。
这个名字最终定义了山口淑子的一生。
淑子一度因为患肺结核被迫休学。寂寞中，她和流亡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柳芭成为朝夕相伴的好友。因为医生叮嘱要多锻炼呼吸系统，柳芭建议她去学声乐，并带着她拜在流亡的白俄贵族、歌剧演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门下。
波多列索夫夫人曾是沙俄时期风头很劲的女高音。每年秋季，她都会在沈阳最高档的“大和酒店”举办独唱会，各界名流都会来捧场。一次，她安排学生来为独唱会做垫场。
淑子穿着母亲临时从当铺借来的长袖和服，平生第一次登上舞台。她演唱了《荒城之月》、舒伯特的《小夜曲》和贝多芬的《我爱你》。唱毕，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独唱会后的一个周六，波多列索夫夫人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奉天广播电台的企划科长，自称曾在独唱会现场听过淑子的演唱，想请她到电台唱歌。
“伪满洲国”成立后，为了推行“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政策，奉天广播局计划创作所谓“满洲新歌曲”。他们希望推出一个既会讲北京官话、又识乐谱、还懂日语的中国少女歌手。13岁的山口淑子显然是上好人选，惟一的问题是：她是日本人。
波多列索夫夫人和柳芭都劝她去，山口夫妇也认为这是“为国效力”的机会，他们商量该为她取个怎样的艺名。“就叫李香兰吧。”她随口说。
由此，一个名叫“李香兰”的中国少女歌手诞生了。
在电台，山口淑子以“李香兰”的名义，录制了十余首经电台精心挑选过的“满洲新歌曲”。此时，她还在朝父亲为她设定的人生目标前行——成为“政治家的秘书”。
1934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她前往北京投靠亲日派政界要人潘毓桂。潘是前清举人，东渡日本留学，后出任“伪天津市长”。寄住在潘家大宅里，她一边学做秘书，一边在翊教女子中学念书。
战争阴云下的北平已势如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抗日运动。为了安全起见，山口淑子以“潘淑华”的名字入学，除了潘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位密友，学校里没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一次，她被同学带去参加一个政治讨论会。发起人问：如果日本的侵略势力越过北平城墙，大家该怎么办？在场者群情激愤，山口淑子一直低着头。最后，轮到她表态了，她只好说，“我会站上北京的城墙。”
20世纪30年代末，北京沦陷时期，牌坊石狮子前留影的歌星李香兰
在北平读书期间，山口淑子认识了父亲在中国的另一位朋友——日本军人、特务山家亨。他是日本驻平、津、冀、察一带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负责宣传的“中国班长”，是“山家组织”的负责人。山家亨风度翩翩，和许多女明星交往甚密。他也是大名鼎鼎的女特务川岛芳子的初恋，两人一生纠缠不休。
1937年暑假，山口淑子被父亲带去出席天津日本租界“东兴楼”举办的宴会，见到了“东兴楼”的老板——一个身着黑式长褂、谈笑风生的妖娆女子，她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出身清朝皇室，是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第14个女儿。肃亲王想借日本之力兴复清室，于是把女儿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她在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 芳子对淑子一见如故，让她叫自己“哥哥”，自己则唤她“小淑”，之后常常带着她吃饭、玩耍。在淑子的记忆中，这朵“东京玫瑰”过着自暴自弃的颓废生活——每日喝酒、吃饭、唱歌跳舞、打麻将，夜夜去夜总会或舞厅玩到凌晨。一次，她亲眼看到川岛挽起一条裤腿，拿着装有吗啡的注射器向大腿扎。
回北京后的一天，她发现山家亨和“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的一位职员在家中等着她。他们要拍一部音乐电影，但缺少会唱歌的女演员，请她当不用出镜的配音演唱。
“满映”是由日伪统治机构全面控制的电影公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大对华思想和文化的宣传控制力度，伪满洲国1937年通过了“电影国策案”。“满映”精心炮制了大量宣传“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的电影，完全独霸了东北的市场。
1937年冬，17岁的淑子抵达长春。等到拍摄现场，她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他们是要她当出镜的女主角。两天后，她坐上自“新京”（长春）到北平的卧铺火车，开始进入影坛的第一部电影《蜜月火车》的拍摄。那是一部翻拍的廉价喜剧，毫无演戏经验的淑子更谈不上演技，只是按导演的指令行事。但是，她天资聪明，加上形象出众，很快成为宣传“五族共和”、“满日亲善”的最好代言人。
在“满映”的力捧下，初出茅庐的李香兰得以和红遍日本的“东宝”大明星长谷川一夫搭档，拍摄由久米正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兰之歌》。在宣传海报上，“满映”对女主角做了如此介绍：“出身名门，其父曾是号令全满的奉天市长，一直就读于北京的日本学校，故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美女。”由此，“李香兰”被宣传塑造成为彻底的中国人。
《白兰之歌》上映后获得成功，李香兰在片中所唱的同名主题曲也大受欢迎。媒体吹捧她是不逊色于长谷川一夫的“国际女星”，随后，“东宝”继续使用她和长谷川一夫这对组合，拍摄了《支那之夜》、《热沙的誓言》。这后来被合称为“大陆三部曲”的电影，是让李香兰背负起“汉奸”罪名的主要罪证之一。其中，《支那之夜》最具争议色彩。
《支那之夜》讲述了中国女子桂兰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家园被毁的故事。一次她为醉汉所缠，船员长谷哲夫出手相救，并把她带回旅馆。旅馆中的日本人对她热情招待。可桂兰对日本人非常仇恨，当她患病发高烧，长谷整夜未眠对她仔细照顾时，她仍不领情，把场面搅得一片混乱。最终，长谷忍无可忍掴了她一巴掌，说“醒醒吧，你要顽固到什么时候？”之后桂兰爱上长谷，两人结婚。后来，长谷在一次航运中为中国军所袭击而不知队终，桂兰伤心欲绝，幸而长谷最终平安归来。
李香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男人打过女人后，被打的女人察觉到男人的真心并最终因爱觉醒——这种表现手法在日本是说得通的。但对中国人而言，纵然只是在电影里，中国人被日本人殴打也是一种耻辱，何况被打的中国人还对日本人产生了好感，这简直是耻上加耻。”这一点，这位日本少女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当时，在“日满亲善大使”的角色演出中，她已身不由己地越走越远了。
1941年日本建国日将近，李香兰在“满映”的安排下赴东京举办个人独唱会。3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李香兰在台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欢呼。场外聚集了大量无法入场的人，以至于引发了严重的骚乱。
《朝日新闻》记录下这场骚乱：“几千人拥向两三个售票点，因争先恐后、拥挤引发乱斗。眉间被划破的女人惨叫连连，一些学生见到血后犹自拼命推搡，停放在广场上的几辆轿车被挤得左摇右晃，不堪拥挤的女人和孩子甚至爬上了车顶。”
1939年，日本军方在“伪满洲国”之外的占领区成立了“中华电影公司”，由同情中国的川喜多长政主持。在此期间，李香兰代表“满映”，和陈云裳等中国影星共同演出以林则徐禁烟为题材的《万世流芳》。她在其中出演一名在鸦片馆卖糖的少女，一边卖糖，一边控诉鸦片的毒害
《万世流芳》使得李香兰在满洲之外的中国地区家喻户晓。1944年，她在上海与黎锦光合作发行传世名曲——《夜来香》，其后成为与周璇、姚莉、白虹、白光、吴莺音、龚秋霞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星”。当时，所有的中国观众都以为李香兰是出生于北京的中国明星。她开始对自己隐瞒国籍越来越不安和难过。
1943年，李香兰（右）与张爱玲在上海留影
一次，北京一家报纸为她举办了记者会。她跟父亲的好友、北京记者俱乐部的李干事长商量，希望借此机会宣布自己是日本人，遭到了反对。“绝对不能赞成！你非中国人不可。不要破碎我们的梦！”记者会临近结束时，一个年轻记者忽然高喊着：“李香兰小姐！你是中国人么？为什么拍摄《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种侮蔑中国的片子，你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哪里去了……我想知道你真正的想法。”
李香兰无言以对，只能连连道歉。记者会结束后，她从“满映”辞职，投身于川喜多长政门下的“中华电影公司”。
在东京时，她收到一封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粉丝来信，信中写道：“人的价值并非体现在轰动世间或变得出名”、“倘若自己不能坚定立场，结果只会任凭时局摆布。”
一直苦闷于命运被摆布的她被打动了，和来信人松冈谦一郎开始交往。松冈是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儿子，因为身份悬殊，这段恋情始终处于地下。期间，日本文艺部青年儿玉英水一直陪伴她左右，耐心倾听她吐露的苦闷。
不久，儿玉以陆军报道班成员的身份出征菲律宾。出征前一天，他向她道别，两人手拉手走在深夜的东京街道上。临走前，他给她的信件末尾写道：“我若能回来，还想保护你。”
1945年初夏，李香兰收到儿玉英水寄自马尼拉的信件。信里说，李香兰在当地也很受欢迎。战后，她通过一位日本作家得知：早在信件到达日本之前，儿玉已在炮火中丧命，临死前，他的胸前挂着装有李香兰相片的坠子。 她放声大哭，“终于明白了他对我的爱意。”
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本岛，二战局势已被根本扭转。为了安抚恐慌情绪，日军的上海陆军报道部决定举办音乐会。他们相中了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在军部的安排下，她在上海大光明戏院举办了“夜来香”独演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又安排她在上海国际赛马场两次公演，之后，还安排她慰问了驻扎在上海郊外的日本军队。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上海，日占期间参与日本电影拍摄的中国电影人开始陆续接受当局传唤。月底，李香兰和“中华电影”的日方员工一同被关入虹口一家收容所，等待审判。软禁的日子里，她每天战战兢兢，一听到汽车的声音就吓得躲起来。不久，报纸上刊出枪决她的具体日子。
临近年底时，童年密友柳芭来收容所看望她，带来一个好消息：李香兰的间谍罪已被洗清，眼下，只要能找到可以证明她日本国籍身份的证件，“汉奸罪”就不成立了。柳芭答应去北京找李香兰的父母，把她的户籍抄本带回来。
不久，李香兰收到一个木箱，里面是她的童年玩具——一个日本玩偶。玩偶的腰带上有一块凸出来的东西，打开一看，里头正是山口淑子的户籍抄本。
1946年，军事法庭宣布山口淑子无罪释放。
3月末，她登上日侨的撤离船“云仙丸”号。开船后，船上的收音机播出了她演唱的《夜来香》。她紧紧抓住甲板的扶手，开始颤抖。此时，她的“哥哥”——川岛芳子同样因“汉奸”和“间谍”罪被关押在北京的监狱里。1948年3月，41岁的川岛芳子在北京被执行枪决。
回到日本后，恢复“身份”的山口淑子继续从影。一度，她到好莱坞谋求发展。在美期间，她和日美混血的雕刻艺术家野口勇相遇，结为夫妇。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5年。
在纽约出演音乐剧《香格里拉》时，她认识了前来献花的日本驻联合国外交官大鹰弘，两人坠入爱河。出身政治世家的大鹰弘比山口小了整整8岁，这段恋情因此遭到了很多反对。
“那就仅以山口淑子的身份和他一起生活吧。”她决定息影，拍摄了最后一部作品《东京假日》，之后，她随大鹰弘到海外赴任，辗转生活于不同的国家和城市。
回到日本后，因为外国生活经验丰富，山口淑子受邀担任富士电视台《三点钟的你》的合作主持人。1972年，她在节目中直播中日恢复邦交的共同声明签订仪式。看到周恩来和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喝下茅台互相拥抱，她扭身背对摄像机开始哭泣——“我的祖国和母国终于握手言和。”
1970年，她以电视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中东地区，拜访过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日本赤军首领重信房子等等，也到过巴勒斯坦难民营里采访难民。
亲眼目睹了中东矛盾冲突和人的生存境地后，她对中东问题格外关注起来。过往的人生经历让她对民族冲突有带着疼痛感的理解和体会，虽然，“很多日本人以为中东纷争不过是石油问题”。
为了推动国会通过《防止虐待动物法》，她遍访各个政党。为了游说一位社会党众议员，她带着一对受害儿童的父母去拜访对方，用强大的心理攻势令对方最终改变心意。
山口淑子的行动力和知名度，引起了自民党田中派的注意。他们邀她参加1974年7月的参议院竞选。到选举活动的最后一天，山口淑子从助手那里得知，她的票数“不足千票”，晚8点的街头演说被迫取消。按日本的选举规定，她还可以发表个人演说。于是，她踏进地铁，高呼自己的名字，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
最终，她以微弱优势成功当选参议员。当她去拜访田中角荣首相，向他道谢时，田中兴奋地冲她肩头打了一拳头，“干得漂亮！”淑子被打得踉跄地退到墙边，田中赶紧道歉。
之后，淑子连任3届参议院议员。在18年的政治生涯中，她的政治议题和行动一直围绕外务委员会开展。1975年，已经投身政界的山口淑子作为自民党议员团的一员，途径北京前往平壤访问，在离开29年后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当天深夜，中日友好协会孙化平前来拜访，双方畅谈到深夜。
淑子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2005年，她曾在媒体上撰文，劝告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
2004年左右，《日本经济新闻》开始连载她的个人传记《我的履历书》。她把出生地中国比喻为母亲，日本则是她的父亲。在批评首相之后，她在文中写道：“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了解我的命运，借此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红遍亚洲的歌手、影星。传唱至今的《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恨不相逢未嫁时》，都是由她唱红的。
她的一生传奇波折，以日本人身份假扮中国女演员，曾和“东京玫瑰”川岛芳子相交甚密，日本战败后几因“汉奸罪”被处死，无罪释放后返日，又走上政坛，致力于中日关系。
她的故事，和她的歌曲、电影，成为许多刻画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寻索和借用的元素。
站上北京的城墙
1920年2月，沈阳近郊，日侨山口家诞生了一个大眼女婴。她是山口家的长女，取名山口淑子。不久，山口家迁往抚顺。
山口淑子的祖父是佐贺藩士族出身的汉学家，父亲山口文雄自幼熟习中文。1906年，山口文雄来到中国，在北京继续进修汉学，后在“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任中文教员。
1906年创立于中国东北的“满铁”，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是日本政府以公司名义殖民侵略满洲的核心。在极盛时期，“满铁”握有八十多家关联企业的股权。
山口文雄是一名颇受女性爱慕的美男子，体型颀长，脸庞端正，眉目清亮。淑子的美貌正遗传自父亲。童年时，每当父亲给“满铁”员工上中文课，淑子就坐在大人堆里听。耳熏目染下，她很小就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中日矛盾上升到顶峰。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也活跃着各种抗日力量。
1932年中秋节之夜，12岁的山口淑子被母亲从睡梦中摇醒。窗外，抚顺煤矿方向的夜空一片火红。这一夜，一支约一千二百人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攻打抚顺，取道平顶山时，烧毁了日军的仓库、工厂、派出所、事务所等，又袭击日军杨柏堡采炭所，处死了七八个日本军人，并放火烧毁了采炭所。
第二天，抚顺的日军对平顶山居民展开报复行动。三千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儿童，四百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八百多间民房被烧毁。
“平顶山惨案”给山口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山口文雄和中国人相交甚密，也被怀疑“通敌”，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拘捕调查。嫌疑洗清后，他已不愿继续在抚顺居住，带着家人移居到“伪满洲国”最大的城市——奉天（沈阳）。
在奉天，山口一家借住在友人李际春的侧室家中。李际春原是山东亲日派军阀，曾协助“伪满洲国”建国和关东军作战，后被日本方面任命为沈阳银行总裁。为了亲上加亲，山口文雄和李际春商定，让长女认李为义父。中国农历春节，淑子穿着红色的中式服装，向李际春敬了酒。李将军给她取了个富有中国情调的名字——李香兰。
这个名字最终定义了山口淑子的一生。
淑子一度因为患肺结核被迫休学。寂寞中，她和流亡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柳芭成为朝夕相伴的好友。因为医生叮嘱要多锻炼呼吸系统，柳芭建议她去学声乐，并带着她拜在流亡的白俄贵族、歌剧演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门下。
波多列索夫夫人曾是沙俄时期风头很劲的女高音。每年秋季，她都会在沈阳最高档的“大和酒店”举办独唱会，各界名流都会来捧场。一次，她安排学生来为独唱会做垫场。
淑子穿着母亲临时从当铺借来的长袖和服，平生第一次登上舞台。她演唱了《荒城之月》、舒伯特的《小夜曲》和贝多芬的《我爱你》。唱毕，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独唱会后的一个周六，波多列索夫夫人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奉天广播电台的企划科长，自称曾在独唱会现场听过淑子的演唱，想请她到电台唱歌。
“伪满洲国”成立后，为了推行“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政策，奉天广播局计划创作所谓“满洲新歌曲”。他们希望推出一个既会讲北京官话、又识乐谱、还懂日语的中国少女歌手。13岁的山口淑子显然是上好人选，惟一的问题是：她是日本人。
波多列索夫夫人和柳芭都劝她去，山口夫妇也认为这是“为国效力”的机会，他们商量该为她取个怎样的艺名。“就叫李香兰吧。”她随口说。
由此，一个名叫“李香兰”的中国少女歌手诞生了。
在电台，山口淑子以“李香兰”的名义，录制了十余首经电台精心挑选过的“满洲新歌曲”。此时，她还在朝父亲为她设定的人生目标前行——成为“政治家的秘书”。
1934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她前往北京投靠亲日派政界要人潘毓桂。潘是前清举人，东渡日本留学，后出任“伪天津市长”。寄住在潘家大宅里，她一边学做秘书，一边在翊教女子中学念书。
战争阴云下的北平已势如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抗日运动。为了安全起见，山口淑子以“潘淑华”的名字入学，除了潘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位密友，学校里没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一次，她被同学带去参加一个政治讨论会。发起人问：如果日本的侵略势力越过北平城墙，大家该怎么办？在场者群情激愤，山口淑子一直低着头。最后，轮到她表态了，她只好说，“我会站上北京的城墙。”
“五族共和”的女主演
在北平读书期间，山口淑子认识了父亲在中国的另一位朋友——日本军人、特务山家亨。他是日本驻平、津、冀、察一带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负责宣传的“中国班长”，是“山家组织”的负责人。山家亨风度翩翩，和许多女明星交往甚密。他也是大名鼎鼎的女特务川岛芳子的初恋，两人一生纠缠不休。
1937年暑假，山口淑子被父亲带去出席天津日本租界“东兴楼”举办的宴会，见到了“东兴楼”的老板——一个身着黑式长褂、谈笑风生的妖娆女子，她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出身清朝皇室，是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第14个女儿。肃亲王想借日本之力兴复清室，于是把女儿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她在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 芳子对淑子一见如故，让她叫自己“哥哥”，自己则唤她“小淑”，之后常常带着她吃饭、玩耍。在淑子的记忆中，这朵“东京玫瑰”过着自暴自弃的颓废生活——每日喝酒、吃饭、唱歌跳舞、打麻将，夜夜去夜总会或舞厅玩到凌晨。一次，她亲眼看到川岛挽起一条裤腿，拿着装有吗啡的注射器向大腿扎。
回北京后的一天，她发现山家亨和“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的一位职员在家中等着她。他们要拍一部音乐电影，但缺少会唱歌的女演员，请她当不用出镜的配音演唱。
“满映”是由日伪统治机构全面控制的电影公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大对华思想和文化的宣传控制力度，伪满洲国1937年通过了“电影国策案”。“满映”精心炮制了大量宣传“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的电影，完全独霸了东北的市场。
1937年冬，17岁的淑子抵达长春。等到拍摄现场，她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他们是要她当出镜的女主角。两天后，她坐上自“新京”（长春）到北平的卧铺火车，开始进入影坛的第一部电影《蜜月火车》的拍摄。那是一部翻拍的廉价喜剧，毫无演戏经验的淑子更谈不上演技，只是按导演的指令行事。但是，她天资聪明，加上形象出众，很快成为宣传“五族共和”、“满日亲善”的最好代言人。
在“满映”的力捧下，初出茅庐的李香兰得以和红遍日本的“东宝”大明星长谷川一夫搭档，拍摄由久米正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兰之歌》。在宣传海报上，“满映”对女主角做了如此介绍：“出身名门，其父曾是号令全满的奉天市长，一直就读于北京的日本学校，故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美女。”由此，“李香兰”被宣传塑造成为彻底的中国人。
《白兰之歌》上映后获得成功，李香兰在片中所唱的同名主题曲也大受欢迎。媒体吹捧她是不逊色于长谷川一夫的“国际女星”，随后，“东宝”继续使用她和长谷川一夫这对组合，拍摄了《支那之夜》、《热沙的誓言》。这后来被合称为“大陆三部曲”的电影，是让李香兰背负起“汉奸”罪名的主要罪证之一。其中，《支那之夜》最具争议色彩。
《支那之夜》讲述了中国女子桂兰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家园被毁的故事。一次她为醉汉所缠，船员长谷哲夫出手相救，并把她带回旅馆。旅馆中的日本人对她热情招待。可桂兰对日本人非常仇恨，当她患病发高烧，长谷整夜未眠对她仔细照顾时，她仍不领情，把场面搅得一片混乱。最终，长谷忍无可忍掴了她一巴掌，说“醒醒吧，你要顽固到什么时候？”之后桂兰爱上长谷，两人结婚。后来，长谷在一次航运中为中国军所袭击而不知队终，桂兰伤心欲绝，幸而长谷最终平安归来。
李香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男人打过女人后，被打的女人察觉到男人的真心并最终因爱觉醒——这种表现手法在日本是说得通的。但对中国人而言，纵然只是在电影里，中国人被日本人殴打也是一种耻辱，何况被打的中国人还对日本人产生了好感，这简直是耻上加耻。”这一点，这位日本少女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当时，在“日满亲善大使”的角色演出中，她已身不由己地越走越远了。
1941年日本建国日将近，李香兰在“满映”的安排下赴东京举办个人独唱会。3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李香兰在台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欢呼。场外聚集了大量无法入场的人，以至于引发了严重的骚乱。
《朝日新闻》记录下这场骚乱：“几千人拥向两三个售票点，因争先恐后、拥挤引发乱斗。眉间被划破的女人惨叫连连，一些学生见到血后犹自拼命推搡，停放在广场上的几辆轿车被挤得左摇右晃，不堪拥挤的女人和孩子甚至爬上了车顶。”
洗不去的“李香兰”
1939年，日本军方在“伪满洲国”之外的占领区成立了“中华电影公司”，由同情中国的川喜多长政主持。在此期间，李香兰代表“满映”，和陈云裳等中国影星共同演出以林则徐禁烟为题材的《万世流芳》。她在其中出演一名在鸦片馆卖糖的少女，一边卖糖，一边控诉鸦片的毒害
《万世流芳》使得李香兰在满洲之外的中国地区家喻户晓。1944年，她在上海与黎锦光合作发行传世名曲——《夜来香》，其后成为与周璇、姚莉、白虹、白光、吴莺音、龚秋霞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星”。当时，所有的中国观众都以为李香兰是出生于北京的中国明星。她开始对自己隐瞒国籍越来越不安和难过。
一次，北京一家报纸为她举办了记者会。她跟父亲的好友、北京记者俱乐部的李干事长商量，希望借此机会宣布自己是日本人，遭到了反对。“绝对不能赞成！你非中国人不可。不要破碎我们的梦！”记者会临近结束时，一个年轻记者忽然高喊着：“李香兰小姐！你是中国人么？为什么拍摄《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种侮蔑中国的片子，你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哪里去了……我想知道你真正的想法。”
李香兰无言以对，只能连连道歉。记者会结束后，她从“满映”辞职，投身于川喜多长政门下的“中华电影公司”。
在东京时，她收到一封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粉丝来信，信中写道：“人的价值并非体现在轰动世间或变得出名”、“倘若自己不能坚定立场，结果只会任凭时局摆布。”
一直苦闷于命运被摆布的她被打动了，和来信人松冈谦一郎开始交往。松冈是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儿子，因为身份悬殊，这段恋情始终处于地下。期间，日本文艺部青年儿玉英水一直陪伴她左右，耐心倾听她吐露的苦闷。
不久，儿玉以陆军报道班成员的身份出征菲律宾。出征前一天，他向她道别，两人手拉手走在深夜的东京街道上。临走前，他给她的信件末尾写道：“我若能回来，还想保护你。”
1945年初夏，李香兰收到儿玉英水寄自马尼拉的信件。信里说，李香兰在当地也很受欢迎。战后，她通过一位日本作家得知：早在信件到达日本之前，儿玉已在炮火中丧命，临死前，他的胸前挂着装有李香兰相片的坠子。 她放声大哭，“终于明白了他对我的爱意。”
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本岛，二战局势已被根本扭转。为了安抚恐慌情绪，日军的上海陆军报道部决定举办音乐会。他们相中了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在军部的安排下，她在上海大光明戏院举办了“夜来香”独演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又安排她在上海国际赛马场两次公演，之后，还安排她慰问了驻扎在上海郊外的日本军队。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上海，日占期间参与日本电影拍摄的中国电影人开始陆续接受当局传唤。月底，李香兰和“中华电影”的日方员工一同被关入虹口一家收容所，等待审判。软禁的日子里，她每天战战兢兢，一听到汽车的声音就吓得躲起来。不久，报纸上刊出枪决她的具体日子。
临近年底时，童年密友柳芭来收容所看望她，带来一个好消息：李香兰的间谍罪已被洗清，眼下，只要能找到可以证明她日本国籍身份的证件，“汉奸罪”就不成立了。柳芭答应去北京找李香兰的父母，把她的户籍抄本带回来。
不久，李香兰收到一个木箱，里面是她的童年玩具——一个日本玩偶。玩偶的腰带上有一块凸出来的东西，打开一看，里头正是山口淑子的户籍抄本。
1946年，军事法庭宣布山口淑子无罪释放。
3月末，她登上日侨的撤离船“云仙丸”号。开船后，船上的收音机播出了她演唱的《夜来香》。她紧紧抓住甲板的扶手，开始颤抖。此时，她的“哥哥”——川岛芳子同样因“汉奸”和“间谍”罪被关押在北京的监狱里。1948年3月，41岁的川岛芳子在北京被执行枪决。
身为李香兰
回到日本后，恢复“身份”的山口淑子继续从影。一度，她到好莱坞谋求发展。在美期间，她和日美混血的雕刻艺术家野口勇相遇，结为夫妇。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5年。
在纽约出演音乐剧《香格里拉》时，她认识了前来献花的日本驻联合国外交官大鹰弘，两人坠入爱河。出身政治世家的大鹰弘比山口小了整整8岁，这段恋情因此遭到了很多反对。
“那就仅以山口淑子的身份和他一起生活吧。”她决定息影，拍摄了最后一部作品《东京假日》，之后，她随大鹰弘到海外赴任，辗转生活于不同的国家和城市。
回到日本后，因为外国生活经验丰富，山口淑子受邀担任富士电视台《三点钟的你》的合作主持人。1972年，她在节目中直播中日恢复邦交的共同声明签订仪式。看到周恩来和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喝下茅台互相拥抱，她扭身背对摄像机开始哭泣——“我的祖国和母国终于握手言和。”
1970年，她以电视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中东地区，拜访过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日本赤军首领重信房子等等，也到过巴勒斯坦难民营里采访难民。
亲眼目睹了中东矛盾冲突和人的生存境地后，她对中东问题格外关注起来。过往的人生经历让她对民族冲突有带着疼痛感的理解和体会，虽然，“很多日本人以为中东纷争不过是石油问题”。
为了推动国会通过《防止虐待动物法》，她遍访各个政党。为了游说一位社会党众议员，她带着一对受害儿童的父母去拜访对方，用强大的心理攻势令对方最终改变心意。
山口淑子的行动力和知名度，引起了自民党田中派的注意。他们邀她参加1974年7月的参议院竞选。到选举活动的最后一天，山口淑子从助手那里得知，她的票数“不足千票”，晚8点的街头演说被迫取消。按日本的选举规定，她还可以发表个人演说。于是，她踏进地铁，高呼自己的名字，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
最终，她以微弱优势成功当选参议员。当她去拜访田中角荣首相，向他道谢时，田中兴奋地冲她肩头打了一拳头，“干得漂亮！”淑子被打得踉跄地退到墙边，田中赶紧道歉。
之后，淑子连任3届参议院议员。在18年的政治生涯中，她的政治议题和行动一直围绕外务委员会开展。1975年，已经投身政界的山口淑子作为自民党议员团的一员，途径北京前往平壤访问，在离开29年后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当天深夜，中日友好协会孙化平前来拜访，双方畅谈到深夜。
淑子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2005年，她曾在媒体上撰文，劝告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
2004年左右，《日本经济新闻》开始连载她的个人传记《我的履历书》。她把出生地中国比喻为母亲，日本则是她的父亲。在批评首相之后，她在文中写道：“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了解我的命运，借此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