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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把我生在农村，这是我无法选择的。我家很穷，供不起我上学，所以我高中没毕业，这也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现在，暂居在北京，这还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释放身体和心灵的苦难，也为了让自己不绝望，不怨恨，不逃避，不背叛，我爱上了文学，这，更是我无法选择的。以前，你叫我农民诗人，现在，你叫我打工诗人，有一些歧视，有一些同情，还有一些理解，这，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同样也是我无法选择的。
在你没有叫我农民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乡土诗：1990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我的组诗9首《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1997年11月《星星》诗刊发表我的组诗8首《逆光劳作》（获跨世纪诗歌奖第一名）。我写庄稼。我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忧伤和梦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民的劳动。我还写农村的景致。但是，我一直没有加入“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在你没有叫我打工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农民在城市求生存的诗：1991年9月《诗刊》发表我的组诗6首《城市缝隙里的乡土》（获当年《诗刊》优秀作品三等奖）。我写露宿街头的农民。我写当建筑工人的农民。我写卖菜的妇女。我写捡垃圾的老人。我写乞讨的孩子。然而，我不是“打工诗人”组织的成员。写了二十多年的诗了，也发表了二十多年的作品了，我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间带”，不是“垃圾派”，不是“口语派”，不是“下半身”，当然，也不是“学院派”。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自己：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
我在北京打工，在某杂志社做编辑，过着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给作者写信，打电话，为别人写的好作品激动，我喜爱那些来自底层的作者的作品；下班回到家里，默默地写自己的诗。和社会上的人，我格格不入，从不交往；与热闹喧嚣的诗坛：无论什么派，什么圈子，都不相往来。我在北京打工，有一次，单位给我发的工资里有50块钱是假的，我找了财务，财务不承认，更不换，我气了半天，想拿去花掉，又想，算了，我不能去害人。我就把假钱留着，当作纪念。一个人的一生，有一张假钱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我在北京打工，户籍和工作关系都还在四川，北京不给我上养老和医疗保险，在四川也无法上上，就一直拖着。以前，我身体好，现在，我有了病了，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夜里多次起床，睡不好觉，是因为总骑自行车和总坐着的缘故。我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太远，在北京郊区，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往返三个小时。为什么我要骑自行车上班？一我晕车，二坐车上班必须换两次车，车费太贵。为什么我要住在郊区，因为城里的房子太贵。我有了病了，不敢去医院，北京的医院是虎口，只好在药店胡乱买点药吃。我在北京打工，做最多的活，拿最少的工资，每年，还要给在四川老家的父亲和母亲寄1200块钱，今年年底就寄明年的钱。因为太穷，我至今没有结婚。有一个女朋友，认识几年了，说，对我的爱还不到结婚的程度。
从1999年开始，我发表小说了。第一篇《身体里的感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第二篇《拯救父亲》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一时间，《当代》《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江南》《山花》《草原》等杂志都发表了我的小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都转载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大多是中篇，内容大多是写农村艰苦，农民来到城市求生存也不容易的。
我写了一个东西，放一段时间，改几次，觉得满意了，又放一段时间，又改几次，又觉得满意了，左看右看，觉得真的是不错，就投出去，然后，就不管了，如果发表了，有了稿费，就收着，如果没有发表，就算了。我就这样生活着。我写的东西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也没有什么技巧。原始地。主动地。承担地。潜意识地。直接来源于我的内心深处的。对于你也许，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写我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夺话语权。我什么权都不要。我甚至连人生最起码的医疗和养老的保险都没有上。我只要活着，且写着。对于我，这就够了。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名字注定要被遗忘，一个身体死了后注定要腐烂的人。活着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爱着，忍受着，写着，为了报答当初父母生下我，祖父祖母又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为了对得起将来的死亡。
世界博大，生活辽阔。作为打工者的我，人生却越来越逼仄和孤独。在北京，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我是北京人。在北京，我想四川。在四川，我想北京。然而，北京和四川都不承认我。我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四川人。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失去了故乡。我这一生一直在失去。我失去的远远不止土地，家和故乡。我还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理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失去生命，但是，现在，我还苦苦地挣扎着，努力着。
我一天比一天衰老多病，经历一天比一天丰富，欲望一天比一天少，作品也一天比一天写得更有经验，更多生命的烙印。为了报答在我的人生的路上给过我关爱和帮助的人：父老乡亲，老师，编辑和朋友，还有那些知道我的名字的人，我认识的人，我见过的人，我要努力活着，活得更好，同时也努力写得更好。
我是小的，善的，真诚的，没有危险的。我的生命，包括我的诗歌和小说。活着，我是一只蚂蚁，一棵草，死了，我是一粒尘埃。
我无法选择。
责 编：鄢文江
在你没有叫我农民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乡土诗：1990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我的组诗9首《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1997年11月《星星》诗刊发表我的组诗8首《逆光劳作》（获跨世纪诗歌奖第一名）。我写庄稼。我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忧伤和梦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民的劳动。我还写农村的景致。但是，我一直没有加入“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在你没有叫我打工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农民在城市求生存的诗：1991年9月《诗刊》发表我的组诗6首《城市缝隙里的乡土》（获当年《诗刊》优秀作品三等奖）。我写露宿街头的农民。我写当建筑工人的农民。我写卖菜的妇女。我写捡垃圾的老人。我写乞讨的孩子。然而，我不是“打工诗人”组织的成员。写了二十多年的诗了，也发表了二十多年的作品了，我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间带”，不是“垃圾派”，不是“口语派”，不是“下半身”，当然，也不是“学院派”。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自己：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
我在北京打工，在某杂志社做编辑，过着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给作者写信，打电话，为别人写的好作品激动，我喜爱那些来自底层的作者的作品；下班回到家里，默默地写自己的诗。和社会上的人，我格格不入，从不交往；与热闹喧嚣的诗坛：无论什么派，什么圈子，都不相往来。我在北京打工，有一次，单位给我发的工资里有50块钱是假的，我找了财务，财务不承认，更不换，我气了半天，想拿去花掉，又想，算了，我不能去害人。我就把假钱留着，当作纪念。一个人的一生，有一张假钱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我在北京打工，户籍和工作关系都还在四川，北京不给我上养老和医疗保险，在四川也无法上上，就一直拖着。以前，我身体好，现在，我有了病了，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夜里多次起床，睡不好觉，是因为总骑自行车和总坐着的缘故。我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太远，在北京郊区，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往返三个小时。为什么我要骑自行车上班？一我晕车，二坐车上班必须换两次车，车费太贵。为什么我要住在郊区，因为城里的房子太贵。我有了病了，不敢去医院，北京的医院是虎口，只好在药店胡乱买点药吃。我在北京打工，做最多的活，拿最少的工资，每年，还要给在四川老家的父亲和母亲寄1200块钱，今年年底就寄明年的钱。因为太穷，我至今没有结婚。有一个女朋友，认识几年了，说，对我的爱还不到结婚的程度。
从1999年开始，我发表小说了。第一篇《身体里的感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第二篇《拯救父亲》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一时间，《当代》《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江南》《山花》《草原》等杂志都发表了我的小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都转载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大多是中篇，内容大多是写农村艰苦，农民来到城市求生存也不容易的。
我写了一个东西，放一段时间，改几次，觉得满意了，又放一段时间，又改几次，又觉得满意了，左看右看，觉得真的是不错，就投出去，然后，就不管了，如果发表了，有了稿费，就收着，如果没有发表，就算了。我就这样生活着。我写的东西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也没有什么技巧。原始地。主动地。承担地。潜意识地。直接来源于我的内心深处的。对于你也许，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写我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夺话语权。我什么权都不要。我甚至连人生最起码的医疗和养老的保险都没有上。我只要活着，且写着。对于我，这就够了。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名字注定要被遗忘，一个身体死了后注定要腐烂的人。活着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爱着，忍受着，写着，为了报答当初父母生下我，祖父祖母又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为了对得起将来的死亡。
世界博大，生活辽阔。作为打工者的我，人生却越来越逼仄和孤独。在北京，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我是北京人。在北京，我想四川。在四川，我想北京。然而，北京和四川都不承认我。我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四川人。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失去了故乡。我这一生一直在失去。我失去的远远不止土地，家和故乡。我还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理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失去生命，但是，现在，我还苦苦地挣扎着，努力着。
我一天比一天衰老多病，经历一天比一天丰富，欲望一天比一天少，作品也一天比一天写得更有经验，更多生命的烙印。为了报答在我的人生的路上给过我关爱和帮助的人：父老乡亲，老师，编辑和朋友，还有那些知道我的名字的人，我认识的人，我见过的人，我要努力活着，活得更好，同时也努力写得更好。
我是小的，善的，真诚的，没有危险的。我的生命，包括我的诗歌和小说。活着，我是一只蚂蚁，一棵草，死了，我是一粒尘埃。
我无法选择。
责 编：鄢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