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泽东六十多年前提出“党八股”问题，并著文反对以来，谁都知道“党八股”就是“套话、空话”的代名词。“党八股”虽然谁都讨厌，可谁都反它不掉，至今仍盛行于我们的生活中，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反对党八股》中，说“党八股”是对传统“老八股”的“一个创作”。那么中国何以会有“老八股”呢？毛泽东认为是由于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那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造成的。这个分析很有道理。既然把一种思想学说“当作宗教教条”，而且是“强迫人民信奉”，那么人民就只能说同一种话，久之，这种话便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信奉本不可以强迫，硬要强迫，则信奉就变成了言不由衷的“空话”。于是乎，“套话”加“空话”的“八股”文化应运而生。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下去还会看到，把一种思想学说“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仰”的情形，发生在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之后。这很自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即使大学问家孔夫子的思想学说，也难有办法“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因为你如果在这里强迫，人家可以跑到你管不着的别处去。只有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且两千多年“历代皆行秦政”后，中国才有了把一种思想学说“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制度条件。毛泽东又指出，相对于“老八股”，“党八股”是中共党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当作“空洞抽象”的形式的“新八股”，它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这一点也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进一步考察会发现，正是一些当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青年踏上了“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却走到了民主与科学的反面，从俄国搬来了教条吓人、唬人，强迫人信奉的“洋八股”。对此，毛泽东深恶痛绝，批判之余，他显得有点无奈：“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最后，他说：“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
　　结果怎样呢？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延安整风中，由毛泽东带头，大反“洋八股”、“洋教条”，中共党内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言必称希腊”的干部少了，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干部多了，人们敢于把自己的思想、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本人，看他此后的讲话、文章，恣意勃发，毫无“党八股”气。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大增。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然而，当我们“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时，事物又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化了。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是被看作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而是被看作毛泽东个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宗教教条”。“文革”中，谁要是对这种“一句顶一万句”有丝毫怀疑，就会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何等“不可抗拒”的厉害！于是乎，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那种把一个思想学说“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故事，非常不幸地在中国重演，“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之类“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可谓登峰造极。正如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对“文革”的反思，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的语言可谓振聋发聩，说了人们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正是在思想解放大潮澎湃的上世纪80年代，国人终于敢有自己的思想敢说自己的话了。“套话空话再少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实践的步子迈得再大胆一点”，给中国带来巨大进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开始的。
　　历史证明，每当我们的思想获得解放的时候，“党八股”就减少；反之，则“党八股”就猖獗。至于为什么“党八股”不能如毛泽东所说，由党中央“做了决定”便“彻底抛弃”？上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说清楚了。转眼30年过去，我们要问：当年《决议》提出的，肃清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究竟完成得怎样了？“党八股”“彻底抛弃”了吗？回答恐怕仍然是四个字：任重道远。现在，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又响起来了。这回思想解放，解放什么呢？笔者以为，大踏步地跨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思维定势，适其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党八股”那套东西也才能够“彻底抛弃”。我们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革命时期属于短暂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包括思想在内的“铁的纪律”和“无条件的集中”（列宁语），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而“非常时期”的动员体制，更需要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统一意志、统一步伐。这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提过的，革命者却走到了“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的社会历史背景。今天，我们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社会的民主与和谐，个性的解放与尊严，文化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执政党可以要求她的党员服从其纲领和纪律，但是治理国家就必须依照宪法，这就要树立宪法最大的意识，做一个处处依宪法办事的执政党。
　　什么时候，当那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单位领导人在台上读文件，套话空话就是缺少实话；群众们在台下昏昏欲睡，到头来脑子里留不住一个字——在我们生活中消失，我们要为这徒有形式而无效益的浪费不再继续，更为这思想及社会风气的切实改善而庆祝。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