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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对我家来说，是灾难的一年，痛苦的一年。这一年，母亲经受了中年丧夫之痛！我们姊妹四人经受了早年丧父之痛！
一
这年7月，父亲病重，从涟源煤炭医院转到斗立山煤矿职工医院。这一转院，也就是说父亲的生命将要划上句号。
那时，大约差一个礼拜，就要小学毕业考试了。一直陪护在父亲身边的母亲捎信回来说，我父亲病情不断加重，他想在闭眼之前，看看我们几个小鬼。
60岁的堂嫂泪眼婆娑地带着我们姊妹四人，从朱家垅一路翻山越岭步行五六十华里到达斗立山。那一路上，太阳特别毒，火辣辣地照射着我们。风儿也好似害怕我们，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就连一向健谈的堂嫂，那天语言功能也仿佛失聪了。我们只顾埋头赶路，一言不发，身上的汗水打湿了大半截衣裳。饿了、渴了，也默不作声，只想快点跑到父亲身边。
看到父亲时，他已被医院安排到了重症病房。这是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房子，仅能摆放一张病床，后来听旁边病友们讲，这间病房就是专门收住将要过世的病人的，我父亲住入前，已有几位病人在这里断了气。当时，医院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一床一凳一小柜就是病房里全部的家当。尽管那时正值大热天，病房里连风扇也没有。
父亲躺在床上，单瘦的身子让人看了心痛不已。母亲一脸愁悴，强装笑颜，在一旁轻轻摇着蒲扇，为他送去一波又一波的清凉。
“爸爸，我们来了。”我们强忍泪水，微笑着走进病房。见到我们，父亲脸上当即挂满了笑容。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第一句就是问我们饿了没。然后马上安排母亲去医院食堂买饭。“我也去。”我当即拿着饭钵跟着母亲走。我们的脚步刚刚迈出病房，就听到了堂嫂的夸赞声：“汉升，你看你的崽，多懂事。”走在前头的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欣慰的笑容，看到他身上的病痛减轻了许多。
其实，当时，矿里安排了一名年轻护工。但是，年轻人生性好玩，在医院坐不住，时常在外面溜达，不见人影。因而，打理父亲的事务全部落在了母亲的头上。父亲也不责怪他，任其自然。
我们吃过中午饭，稍坐了一会儿，父亲就叫我们回家。
“他们那么远来，就让他们久待一会儿。”母亲提议。
父亲说，这里地方小，没有床铺睡，他们只能回家。再坐一会儿，天就要黑了，那么远的路程，至少要走三四个小时，就让他们早点回吧，况且家里没有一个人，万一进个小偷就麻烦了。
父亲言之有理，母亲不再多说。其实母亲当时的想法是，那么想念自己的儿女，就和儿女们多待一会儿吧。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执意坚持留下来。一来是想陪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二来是为了给心力交瘁的母亲打打下手。
“你必须回家，过几天就要考试了。”父亲坚持，他知道，当时正是我小学升初中的关键时刻。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当时我们一个乡，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个村，几十万人口，几十所小学，仅有两所中学，招收三四个初中一年级的班，那个竞争力之大，可想而知。一般一所小学，多的只能考十来个，少的只能考几个。我所在的石洞学校，地处偏僻山村，师资力量十分薄弱，每年考上初中的学生屈指可数。父亲为我的前途担忧，赶我回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我说，新课已经全部上完，这几天都是复习，等到考试时，我再回去。
父亲知道我倔强的性格。他默许我留了下来。
二
从那天起，一直到父亲去世，一共58天，我天天都守护在父亲身边，成为母亲护理父亲的得力帮手。这58天，我经历了父亲从浅昏迷到中度昏迷，再到深度昏迷，最后到去世的过程。
这58天，我和母亲在那间小小的病房里，夜以继日地精心护理着父亲。病房内，高温难耐，母亲总是坐在病床边不停地给父亲扇风送凉，还要不停地给父亲摸这儿抚那儿。每天24小时，偶尔打个盹儿，几乎没有停过。我呢，则包揽了里里外外所有事务活计。到了晚上，病房里的小木凳就成了我的小床。有时坐着睡，有时趴着眠，有时蜷身卧。经常在半夜三更酣睡中，被母亲推醒：“民伢子，你爸爸昏过去了，快去叫医生。”每每一听到母亲的喊声，我都会从小凳子上一跃而起，拔腿往医生办公室飞奔，喊来医生抢救父亲。有一次，又是夜半三更去喊医生。我迷迷糊糊跑到医生办公室，还没醒来，站在医生办公台前，把医生的处方笺翻得乱七八糟。值班的吴克求医生看到我后，知道是我父亲又昏迷不醒了，他马上叫醒我，飞跑过去抢救我父亲。
父亲在昏迷醒过来后，看到一身疲倦的妻儿，十分心痛。他总是叫我改善生活，但是我们手头的钱不多。一天，一个退了休的老劳模来看他，老劳模看到我们母子的饭菜，对我父亲说：“我现在住在旁边的疗养院，那里的肥肉大多没人吃，你叫你家小鬼去，我给你们弄点。”于是从那天开始，父亲都要我去隔壁的疗养院拿肉。我雖然口里应着，但从未行动。不想去的原因很简单，怕丢人现眼。有一次，我故伎重演，被父亲看穿了，他竟朝我发起火来。我怕父亲动肝火伤身子，只好硬着头皮，端着饭钵，跑去疗养院找那个爷爷。结果在疗养院找了一大圈，没有找到。我两手空空回到病房，如实禀告父亲。父亲没有吱声。母亲劝说父亲：“我嫁你20多年，从来都不允许我们外出要人家一点点东西，现在你这是怎么了，非要让孩子去。这孩子要强，以后别叫他去了。”
在医院里，父亲还有一块心病。为了他，我没有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升初中自然就泡了汤。对此，他一直为我的前途命运担心，担心他过世后，我这小子没出息。于是，天天叫我去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把他用过的一套电钳工具和有关说明书拿回家，他怕自己过世后，这套被他特别珍爱的工具被人拿走。他说：“小子，我死后，那套工具就是你以后的饭碗了，如果将来不会用，你只要记住爸爸的模样，我就会来教你用的。”本想去了却父亲的这一心愿，但是事不如愿，在父亲去世前的几天，他的徒弟借口要画父亲的遗像，撬开了父亲的宿舍，翻箱倒柜，拿走了部分工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来看望父亲的工友愤怒地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父亲听后，觉得他的希望已经破灭，伤心不已，大骂他的徒弟忘恩负义，是条瞎眼狗。 三
父亲去世的前几天，很想呷面。他对我说：“民伢子，你去泡碗面给爸爸呷哩哒！”父亲的话还未落音，我便抱着钵子打起飞脚向醫院食堂跑。食堂却早已“城门”紧闭。于是我又掉转头撒腿往街上奔。当时，整条街只有一家餐馆。店老板对六毛钱一碗的面条生意没看上，只一门心思接待“款爷”。我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店老板的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直到晌午，店老板才开恩“下令”给我泡面条。
面条下好后，我顾不得钵子烫手，端起钵子三步并作两步便往医院飞跑。岂料跑得太快，一不小心在医院厕所小道处（必经之地）被该死的石头绊倒了。钵子打了个底朝天，面条撒了一地。我一下傻了眼，急得团团转，眼泪双流。返回去泡吧，不知又要等到几时几刻，而我又不想端着空钵子去见父亲。怎么办？我灵机一动，把心一横，决计从地上捡回一些面条去了却父亲的心愿。见四下无人，我便从地上捡起被砸瘪的钵子，小心翼翼地从面条堆里一根一根捡出那些“干净”的面条来……
当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抱着钵子跑进病房时，父亲呆滞的眼神一下充满了亮泽和活力。他向我微微笑着，挣扎着从床上坐起：“你硬是爸爸的好崽！”我心里一阵绞痛，几步跨了过去。父亲像是很饿，他不等我把面条送到他嘴边，便张着嘴迎了上来，且又不等我把筷子从他口里抽出便一口咬了下去。父亲急急地嚼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当他吃到第三口时，只听见咯噔一声响，父亲咬着了我不小心捡进去的沙子。父亲不再呷面，像小孩一样把面条吐到手心上，然后舌头在口腔里慢慢转动，继而从牙缝里找出半粒沙子来……
过了一会儿，父亲由母亲扶着去上厕所，在路上发现了那堆我拣过的面条。当时，他站在面条堆前瞪着眼睛看了很久，半晌才从口中冒出一句：“这小子，竟从粪堆上捡面给我吃（听母亲后来讲，面堆旁确实有一堆粪）！”父亲上完厕所，气呼呼地回到病房，嘴角努了努，狠狠瞪了我一眼，便一头倒在床上一声长一声短地叹着气慢慢睡去。
如今，29年过去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对不起父亲！
四
1984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六）下午，父亲最终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父亲一过世，矿里便立即安排他的后事。负责父亲后事的干部找去我家几个年长的亲戚，表明矿里的态度：一是按病故处理，二是火葬，三是安排大女儿顶职。
亲人们对后两项无异议，但对前一项表示反对。因为，父亲去世前二三年，曾因身体不适先后去省城长沙大医院和涟邵矿务局职工总医院进行检查诊治，两个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书写的都是：硫酸中毒引起肝硬化。我的亲人们拿出诊断证明，要求矿里重新做决定。有关领导看后，同意上报，等日后再做定论，但要求先对尸体进行火化，因为当时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设施简陋的矿职工医院没办法处理。
但年少的我，不同意对父亲火化，认为矿里的安排是惨无人道的。那时，我家十里八乡，还没有先人被火化过。但是，我的反对没用。矿里有关领导说：“如果不火化，一是不安排顶职，二是不给补偿，三是不上报诊断证明。”面对那些人的无情，我心如刀绞，哭天喊地，在地上满地打滚。我说：“我要将爸爸拉回去，没有棺材，我可以回家拆楼板埋他……”我的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号哭，打动了许多在场人，他们看着我，劝说我，也跟着我一道流泪，但唯独那帮领导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第二天一早，矿里安排一辆大卡车，要送父亲去邵阳殡仪馆火化。我再一次拦阻，大伙将父亲装进简易棺材抬上卡车后，我堵住卡车不许开。几只大手将我抱开，大卡车缓缓开出医院太平间，我趁大人不注意，一个箭步冲上大卡车，趴在父亲的棺木上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大卡车开出大约一公里后停了下来，几个大人强行将我从大卡车上抱了下来：“民伢子，你别这样了，让你爸爸好好上路吧。”说完这句话后，这帮人无情地将我丢在路边，驾驶汽车飞奔而去。
作者简介：胡世民，原名胡四民，1972年出生，籍贯湖南省涟源市，现居深圳市龙岗区。曾供职于龙岗日报社、深圳侨报社。现为广东省作协会员，龙岗区作协副主席，文创三级作家。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散见于国家、省、市、区等级别报刊，多篇作品获奖。出版长篇小说《蜕变》、散文集《羞涩年代》。
一
这年7月，父亲病重，从涟源煤炭医院转到斗立山煤矿职工医院。这一转院，也就是说父亲的生命将要划上句号。
那时，大约差一个礼拜，就要小学毕业考试了。一直陪护在父亲身边的母亲捎信回来说，我父亲病情不断加重，他想在闭眼之前，看看我们几个小鬼。
60岁的堂嫂泪眼婆娑地带着我们姊妹四人，从朱家垅一路翻山越岭步行五六十华里到达斗立山。那一路上，太阳特别毒，火辣辣地照射着我们。风儿也好似害怕我们，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就连一向健谈的堂嫂，那天语言功能也仿佛失聪了。我们只顾埋头赶路，一言不发，身上的汗水打湿了大半截衣裳。饿了、渴了，也默不作声，只想快点跑到父亲身边。
看到父亲时，他已被医院安排到了重症病房。这是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房子，仅能摆放一张病床，后来听旁边病友们讲，这间病房就是专门收住将要过世的病人的，我父亲住入前，已有几位病人在这里断了气。当时，医院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一床一凳一小柜就是病房里全部的家当。尽管那时正值大热天，病房里连风扇也没有。
父亲躺在床上，单瘦的身子让人看了心痛不已。母亲一脸愁悴，强装笑颜，在一旁轻轻摇着蒲扇，为他送去一波又一波的清凉。
“爸爸，我们来了。”我们强忍泪水，微笑着走进病房。见到我们，父亲脸上当即挂满了笑容。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第一句就是问我们饿了没。然后马上安排母亲去医院食堂买饭。“我也去。”我当即拿着饭钵跟着母亲走。我们的脚步刚刚迈出病房，就听到了堂嫂的夸赞声：“汉升，你看你的崽，多懂事。”走在前头的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欣慰的笑容，看到他身上的病痛减轻了许多。
其实，当时，矿里安排了一名年轻护工。但是，年轻人生性好玩，在医院坐不住，时常在外面溜达，不见人影。因而，打理父亲的事务全部落在了母亲的头上。父亲也不责怪他，任其自然。
我们吃过中午饭，稍坐了一会儿，父亲就叫我们回家。
“他们那么远来，就让他们久待一会儿。”母亲提议。
父亲说，这里地方小，没有床铺睡，他们只能回家。再坐一会儿，天就要黑了，那么远的路程，至少要走三四个小时，就让他们早点回吧，况且家里没有一个人，万一进个小偷就麻烦了。
父亲言之有理，母亲不再多说。其实母亲当时的想法是，那么想念自己的儿女，就和儿女们多待一会儿吧。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执意坚持留下来。一来是想陪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二来是为了给心力交瘁的母亲打打下手。
“你必须回家，过几天就要考试了。”父亲坚持，他知道，当时正是我小学升初中的关键时刻。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当时我们一个乡，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个村，几十万人口，几十所小学，仅有两所中学，招收三四个初中一年级的班，那个竞争力之大，可想而知。一般一所小学，多的只能考十来个，少的只能考几个。我所在的石洞学校，地处偏僻山村，师资力量十分薄弱，每年考上初中的学生屈指可数。父亲为我的前途担忧，赶我回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我说，新课已经全部上完，这几天都是复习，等到考试时，我再回去。
父亲知道我倔强的性格。他默许我留了下来。
二
从那天起，一直到父亲去世，一共58天，我天天都守护在父亲身边，成为母亲护理父亲的得力帮手。这58天，我经历了父亲从浅昏迷到中度昏迷，再到深度昏迷，最后到去世的过程。
这58天，我和母亲在那间小小的病房里，夜以继日地精心护理着父亲。病房内，高温难耐，母亲总是坐在病床边不停地给父亲扇风送凉，还要不停地给父亲摸这儿抚那儿。每天24小时，偶尔打个盹儿，几乎没有停过。我呢，则包揽了里里外外所有事务活计。到了晚上，病房里的小木凳就成了我的小床。有时坐着睡，有时趴着眠，有时蜷身卧。经常在半夜三更酣睡中，被母亲推醒：“民伢子，你爸爸昏过去了，快去叫医生。”每每一听到母亲的喊声，我都会从小凳子上一跃而起，拔腿往医生办公室飞奔，喊来医生抢救父亲。有一次，又是夜半三更去喊医生。我迷迷糊糊跑到医生办公室，还没醒来，站在医生办公台前，把医生的处方笺翻得乱七八糟。值班的吴克求医生看到我后，知道是我父亲又昏迷不醒了，他马上叫醒我，飞跑过去抢救我父亲。
父亲在昏迷醒过来后，看到一身疲倦的妻儿，十分心痛。他总是叫我改善生活，但是我们手头的钱不多。一天，一个退了休的老劳模来看他，老劳模看到我们母子的饭菜，对我父亲说：“我现在住在旁边的疗养院，那里的肥肉大多没人吃，你叫你家小鬼去，我给你们弄点。”于是从那天开始，父亲都要我去隔壁的疗养院拿肉。我雖然口里应着，但从未行动。不想去的原因很简单，怕丢人现眼。有一次，我故伎重演，被父亲看穿了，他竟朝我发起火来。我怕父亲动肝火伤身子，只好硬着头皮，端着饭钵，跑去疗养院找那个爷爷。结果在疗养院找了一大圈，没有找到。我两手空空回到病房，如实禀告父亲。父亲没有吱声。母亲劝说父亲：“我嫁你20多年，从来都不允许我们外出要人家一点点东西，现在你这是怎么了，非要让孩子去。这孩子要强，以后别叫他去了。”
在医院里，父亲还有一块心病。为了他，我没有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升初中自然就泡了汤。对此，他一直为我的前途命运担心，担心他过世后，我这小子没出息。于是，天天叫我去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把他用过的一套电钳工具和有关说明书拿回家，他怕自己过世后，这套被他特别珍爱的工具被人拿走。他说：“小子，我死后，那套工具就是你以后的饭碗了，如果将来不会用，你只要记住爸爸的模样，我就会来教你用的。”本想去了却父亲的这一心愿，但是事不如愿，在父亲去世前的几天，他的徒弟借口要画父亲的遗像，撬开了父亲的宿舍，翻箱倒柜，拿走了部分工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来看望父亲的工友愤怒地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父亲听后，觉得他的希望已经破灭，伤心不已，大骂他的徒弟忘恩负义，是条瞎眼狗。 三
父亲去世的前几天，很想呷面。他对我说：“民伢子，你去泡碗面给爸爸呷哩哒！”父亲的话还未落音，我便抱着钵子打起飞脚向醫院食堂跑。食堂却早已“城门”紧闭。于是我又掉转头撒腿往街上奔。当时，整条街只有一家餐馆。店老板对六毛钱一碗的面条生意没看上，只一门心思接待“款爷”。我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店老板的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直到晌午，店老板才开恩“下令”给我泡面条。
面条下好后，我顾不得钵子烫手，端起钵子三步并作两步便往医院飞跑。岂料跑得太快，一不小心在医院厕所小道处（必经之地）被该死的石头绊倒了。钵子打了个底朝天，面条撒了一地。我一下傻了眼，急得团团转，眼泪双流。返回去泡吧，不知又要等到几时几刻，而我又不想端着空钵子去见父亲。怎么办？我灵机一动，把心一横，决计从地上捡回一些面条去了却父亲的心愿。见四下无人，我便从地上捡起被砸瘪的钵子，小心翼翼地从面条堆里一根一根捡出那些“干净”的面条来……
当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抱着钵子跑进病房时，父亲呆滞的眼神一下充满了亮泽和活力。他向我微微笑着，挣扎着从床上坐起：“你硬是爸爸的好崽！”我心里一阵绞痛，几步跨了过去。父亲像是很饿，他不等我把面条送到他嘴边，便张着嘴迎了上来，且又不等我把筷子从他口里抽出便一口咬了下去。父亲急急地嚼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当他吃到第三口时，只听见咯噔一声响，父亲咬着了我不小心捡进去的沙子。父亲不再呷面，像小孩一样把面条吐到手心上，然后舌头在口腔里慢慢转动，继而从牙缝里找出半粒沙子来……
过了一会儿，父亲由母亲扶着去上厕所，在路上发现了那堆我拣过的面条。当时，他站在面条堆前瞪着眼睛看了很久，半晌才从口中冒出一句：“这小子，竟从粪堆上捡面给我吃（听母亲后来讲，面堆旁确实有一堆粪）！”父亲上完厕所，气呼呼地回到病房，嘴角努了努，狠狠瞪了我一眼，便一头倒在床上一声长一声短地叹着气慢慢睡去。
如今，29年过去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对不起父亲！
四
1984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六）下午，父亲最终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父亲一过世，矿里便立即安排他的后事。负责父亲后事的干部找去我家几个年长的亲戚，表明矿里的态度：一是按病故处理，二是火葬，三是安排大女儿顶职。
亲人们对后两项无异议，但对前一项表示反对。因为，父亲去世前二三年，曾因身体不适先后去省城长沙大医院和涟邵矿务局职工总医院进行检查诊治，两个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书写的都是：硫酸中毒引起肝硬化。我的亲人们拿出诊断证明，要求矿里重新做决定。有关领导看后，同意上报，等日后再做定论，但要求先对尸体进行火化，因为当时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设施简陋的矿职工医院没办法处理。
但年少的我，不同意对父亲火化，认为矿里的安排是惨无人道的。那时，我家十里八乡，还没有先人被火化过。但是，我的反对没用。矿里有关领导说：“如果不火化，一是不安排顶职，二是不给补偿，三是不上报诊断证明。”面对那些人的无情，我心如刀绞，哭天喊地，在地上满地打滚。我说：“我要将爸爸拉回去，没有棺材，我可以回家拆楼板埋他……”我的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号哭，打动了许多在场人，他们看着我，劝说我，也跟着我一道流泪，但唯独那帮领导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第二天一早，矿里安排一辆大卡车，要送父亲去邵阳殡仪馆火化。我再一次拦阻，大伙将父亲装进简易棺材抬上卡车后，我堵住卡车不许开。几只大手将我抱开，大卡车缓缓开出医院太平间，我趁大人不注意，一个箭步冲上大卡车，趴在父亲的棺木上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大卡车开出大约一公里后停了下来，几个大人强行将我从大卡车上抱了下来：“民伢子，你别这样了，让你爸爸好好上路吧。”说完这句话后，这帮人无情地将我丢在路边，驾驶汽车飞奔而去。
作者简介：胡世民，原名胡四民，1972年出生，籍贯湖南省涟源市，现居深圳市龙岗区。曾供职于龙岗日报社、深圳侨报社。现为广东省作协会员，龙岗区作协副主席，文创三级作家。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散见于国家、省、市、区等级别报刊，多篇作品获奖。出版长篇小说《蜕变》、散文集《羞涩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