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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重大重构，洛杉矶学派是当代城市研究的重要群体之一。本文对洛杉矶学派的哲学基础、具体知识、现实渊源与实践进行了梳理，洛杉矶学派源于“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理论涵盖了城市空间重构、城市研究视角与制度文化转向、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的新纪元等方面，对当代的城市景观与城市实践进行后现代视野的审视。在回顾思想的基础上，对我国当下城市研究与城市实践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关键词]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观；城市重构；洛杉矶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64-06
1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向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性质，作为区域地理重要部分的城市学研究亦不例外。其中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地理学的影响尤甚，后现代视野的时空认知方式逐渐成为空间观的主流。城市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大大丰富了城市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洛杉矶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加州的研究群体，其批判传统城市研究理论，呼吁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大都市现象予以重视，并以洛杉矶为例进行了大量实例研究。
洛杉矶学派曾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风起云涌，并撼动了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研究领域近百年的主流地位。国内目前尚缺乏对其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目前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都市主义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将洛杉矶学派及后现代都市主义置于思想史的框架中进行回顾，从而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 哲学基础——后现代空间观与其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
2.1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兴盛为标志，后现代主义正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1]。后现代主义指在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近代思潮，强调兼容并蓄一系列在社会研究、艺术实践和政治强权方面的批评，其特征是对现代的总体主张和大理论以及它们特有的优点持怀疑态度[2]。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异质性、多样性、地方性、变化性，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和确定性。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方面，Dear（1986）有效地将后现代主义有效地划分为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后现代新纪元[3]。其中思想方法的转变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最根本的颠覆，即“空间性”的提炼。
由于现代主义一向强调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因此，空间作为反对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武器，成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鲜明旗帜。正如福柯所说的，“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4]。因此，后现代主义为了对抗这一传统，向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做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空间观念发起了挑战，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所探讨的事物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要将其放入一个特定的情景（contextualize）中加以考虑。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空间性”进行最初阐述。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后现代主义空间观念的领军人物，其 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地理学和城市学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领域，空间的产生必然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5]，把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到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历时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并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3个层次：空间实践（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空间的再现（构建的工具性空间，产生于地图、数学、社会工程等知识与逻辑）和再现的空间（生活的和投注了象征与意义的空间）。列斐伏尔把空间放到了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只重视时间维度的局限，从而为空间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的“空间转向”的先驱。
福柯（Michel Foucaule）也非常重视空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空间与权力》一书中提出，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通过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批判性阐述，空间的重要性被揭示出来。19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承认空间的重要意义，并日益推广之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广泛使用的词汇[6]。各界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也为空间本位意识的觉醒、地理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2 后现代空间观与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三次研究范式的变革[7]，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人文地理学的视野更为多元，学界对于“空间”的思考渐渐深入，提倡自然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成形，并演化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地理学。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哈维是坚定的空间的社会性的支持者，“对空间的蹩脚的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来解决的。换句话说，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这些的角度来回答——回答来源于人类的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代替，即‘人类不同的实践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化的？’”[8]，强调蕴涵在各种空间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客观空间分析。其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空间、时间、环境这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9]。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在广泛汲取前人（尤其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索亚在历史代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空间纳入“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本体范畴，从而实现把空间彻底本体论化的学术野心[10]。索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时间的霸权下重新恢复空间的话语权，而是让空间成为社会理论的本体维度。借助空间的社会性巧妙地提升了空间的地位，同时空间的灵活性鼓励对于个性化、地方性等话语的阐述，进一步衍生出其后期提出的后大都市理论。
2.3 结 论
从早期对“重时间，轻空间”的现代主义传统的批评，到后期确立“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主流空间观导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人文地理学尽管不易确指核心，仍有一条隐性的研究范式贯穿于其发展历程，即重视“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空间观[11]。关于后现代空间观引导下的人文地理学的性质已引起许多讨论，后现代空间观的核心是承认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关系，强调空间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存在互动，人与地密不可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空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纷繁的空间讨论的存在合理性。自后现代空间思想提出后，人文地理学内部虽然纷争不断，但各个学派都下意识地认可“空间的生产”这一社会空间观[12]。因此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之后的人文地理学在研究范式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后现代地理学[13]。
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地理学哲学更为多元化，对特定时空的重视带来了更广的可能性与自由，这对于处于转轨和巨变的时代尤为重要。但无论如何，若要在广阔的哲学观念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范式，秩序与约束是必须的。因此在回顾了后现代地理学与空间观的哲学基础后，还应回到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寻求学派的秩序与逻辑。
3 研究视角：城市空间重构与文化转向
在空间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城市理论的研究视角随之悄然改变，城市研究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倡导用后现代空间观看待当代城市的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应运而生——该学派在后现代空间观的基础上，对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传统城市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解释。与芝加哥学派早期一样，其著作具有很大差异性，但还是共同研究了一些基础问题，自觉地将洛杉矶描绘成未来城市形态的模型[14]，他们区别于传统城市研究而自成一格，学界以其主要阵营（南加州洛杉矶）命名为“洛杉矶学派”。参照Dear（1986）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风格、方法、新纪元的思路[3]，本文从城市空间的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特征与现象，即风格）、城市研究视角与转向（方法）、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新纪元）三个方面，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对洛杉矶学派的思想进行简要介绍。
3.1 城市空间重构
洛杉矶学派空间思想的支撑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核心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与边缘城市（Edge-City）。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变化，在人口郊区化、产业信息化、交通高速化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心商业区作用减弱、许多竞争性分散中心崛起[4]，由原来的集中圈层式发展为分散网络式，城市空间结构由原来的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现象——边缘城市[15]，它反映了城市空间重组与功能重构，是大范围的分散背景下出现的小地域集聚现象。
洛杉矶学派关于城市重构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的逆工业化及古典工业化城市的相继转型，与传统重型制造业衰败相平行的是新兴产业聚集区产生。Scott（1986）、Christopherson 和Stoper（1986）等率先建立了劳动分工、生产垂直分化、企业间联系的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产业综合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减少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外部性，并形成集聚经济效益，从而在空间范围内逐步产生城市形态[16-17]。对此类新产业空间的研究在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学派”（California School）。
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的发展，城市经济影响力跨越空间边界，产生许多新地理景观和现象，如全球城市[18]，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19]，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20]等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3.2 城市空间研究视角的转向
就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而言，对城市研究视角转变的贡献最大的是“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后现代空间观。这种视角转变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且强调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这种思想方法深刻地嵌入后现代研究中，影响着后现代城市的研究思路，也指导着当代的城市实践与景观塑造，可谓影响深远。文化与制度被视为塑造地方性的关键因子，要提高对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的解释力，城市研究必然产生文化转向与制度转向。
文化转向是当代城市空间研究视角最重要的转变。由于后现代潮流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而后现代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主观性难以量化分析，文化分析方法被许多地理学家引用以揭示地理知识、地理讲述、地理研究在个性化时代的独特表现，约翰斯顿更是直接将1980年以后的人文地理学发展都划为“文化转向”[11]。“文化转向”的研究方法论是探讨（大脑中）“经验的世界”，也可称为“微观”研究方法论[22]。人文地理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传导入城市研究，影响了城市文化研究的内容，也改变了城市被考察的方式[14]。全球化过程激化了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极化，导致公民权利、种族隔离、歧视、阶级极化等社会问题的恶化；为解释并缓解这些矛盾，城市研究者从社会角色地位、心理、行为、性别等角度切入，对个体空间（即微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文化转向的研究思路确实具有传统定量研究所不具备的解释力。洛杉矶的社会极化、种族隔离等问题严重，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23-24]。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自1983年创刊以来，《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杂志也刊登了大量研究洛杉矶的社会问题、行为地理等方面的文章。 制度转向则主要集中在创新理论、城市治理等领域。前文所述的“新产业空间”[16-17]对多种不同产业、不同政治制度背景的新生产模式和区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合经济社会学中的“生产网络”和“根植性”概念，进一步将集聚同制度因素联系在一起，强调集聚本身就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认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集聚区交易关系及学习创新活动的协调和发展路径的演进起根本决定作用[14]。除此之外，对于城市治理、公民权利的研究也渐渐兴起。
3.3 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城市发展的新纪元
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和信息的加速流动使得原有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化，城市发展呈现与传统城市不同的后都市特点，经历了数次城市革命后进入城市发展的新纪元[25]。为了解释这一新纪元的特征，城市学家从新的角度阐释城市转型，后大都市理论、全球城市论就是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两个重要理论流派，后大都市可以看做密集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因此后期的后大都市研究渐渐演化为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由于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了后现代都市的特点，从而成为城市发展理论的焦点）。由于前面两点的城市空间特征和研究视角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共时性，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所代表的新纪元研究则兼顾了城市发展的历时性，有利于后现代城市学说更好地融入学术传统中。
后大都市将城市拆解为一系列城市重构的模式与过程，包括后福特方式工业化大都市、世界大都市、扩散型城市、碎形城市、监禁群岛、模拟城市[25]，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习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对当今的城市状况作出充分的解释，而是所有这些内容的集合。就全球范围看，后现代都市的特性主要有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空间和社会极化、全球化、多元拼贴[26]。
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焦点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经济全球化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促成新的城市功能与结构。城市与区域作为庞大经济网络的节点通过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城市已不仅是一定范围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国际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集中点，Friedmann与Wolff（1982），Sassen（1991）奠定了考察全球城市的一般性基础理论[27，18]，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城市的讨论[28-29]。
3.4 结 论
通过以上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的回顾，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它是来自于实践的，是对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新的城市空间的理解和抽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改变无序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必须首先理解当代城市面临的空间转型，并以正确的城市空间观为指导；要在纷繁的当代城市理论中鉴别流派、判别真伪，也必须对后现代的空间观念有深刻的认识。如何树立正确的空间观，如何将空间观与当代的城市实践、城市景观建立联系——只能和当年的思想家们一样，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和分析。那么，全球化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洛杉矶又发生了什么？
4 现实基础与社会实践
4.1 现实渊源
思想革新源自社会现实，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反应、理解与抽象。在空前的全球性转变中，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情况都在全球化浪潮中被重构，经济基础引导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全球化时代最鲜明的图景，也为各种尺度的空间重构创造了现实渊源。
从宏观尺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呈现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不受地域限制，一系列边缘性国家和区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西方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流动引起了各国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相应发生剧变，导致愈益严峻的劳动市场两极化；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统理论（grand theory）难以解释新的时代现象。由此可见，全球化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全面重构，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作为全球经济节点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并对治理这些空间的政治、社会、制度格局产生了影响。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13]。
而在微观的范围内，城市内部空间也在不断重构，由于信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城市变革，城市空间变得模糊，基于生产迁移与就业迁移，市中心与郊区、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边缘城市等空间关系变得矛盾重重；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强化了城市社会极化的趋势，并导致城市之间雇佣竞争的增加；同时由于城市空间模糊化引起城市整体感的缺失、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引起学者对行为、心理、社会的关注，人类开始被作为空间环境的内部中心因素而作整体思考，这是一次从客体定位到主体定位的思考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就使得以人为主体，以空间为活动环境、社交关系网络的定位得以产生，空间的社会意义开始被人所认同。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大生产的历时性社会生产关系演变为当代具有共时性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时空体验方式。无处不见的空间重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紧密相连，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对经济社会变革的空间响应，这也印证了后现代空间观的逻辑思路。忠诚记录这种关系并予以解释，是当代空间研究的首要使命。下面将以洛杉矶为例，对洛杉矶学派思想的社会实践进行二位一体的阐释，也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回顾。
4.2 社会实践
Cenzatti.M.于1993年的洛杉矶发展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让洛杉矶学派的追随者都感兴趣的主题框架，即对重构的关注，包括限制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信息经济的诞生、国家和州政府作用的削弱、新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太平洋经济圈的崛起，这些框架解释处在萌芽状态的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时，又有互相重叠和互相依存的地方[30]。 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是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多样化的地方，全球各地的人移民至此并使用224种不同的语言；同时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拥有众多世界知名的专业与文化机构。在如此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洛杉矶面临着严峻的城市重构局势：去工业化与重新工业化、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悖论，劳动场所和居住地的零散化、劳动市场的两极化、核心阶层边缘化（廉价劳动力逐渐成为主体），城市空间多样化、模糊化、娱乐化。
在空间格局上，洛杉矶呈现“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的特点，大规模郊区化和其他离心力导致市中心成为“示意性的闹市区”，人口快速增长的边缘城市填补了外围空间，标志着从大规模的郊区化到可以称为“大规模区域都市化”的转变，这一点在当今的大城市发展中已成为共识，面临着继续深入研究的现实需求[23]。几乎所有对洛杉矶城市空间的描述都会涉及其多中心扩散或去中心化的特点，但洛杉矶学派也并没有忽视中心性，“唯有具备一种长久的中心性，才有可能出现各外围城市和边缘的城市化，因此有深入分析市中心的必要”[4]。
在洛杉矶的外围分布着众多军事基地、高速公路系统、边缘城市、高技术工业聚集区等空间聚合体；以航空航天工业为先导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娱乐业为主的服务业的重构了洛杉矶的工业地理，新兴的地域联合体将洛城郊区转变为先进工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国防工业等产业综合体；内城有选择地去中心化与边缘的再聚合，对作为工业生产、就业结点的城市核心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闹市区在商品和服务设备生产方面的灵活专业化兴起、各个次中心的重新中心化、郊区高技术产业聚集体的同时作用下，出现了重新中心化的趋势。
在劳动场所和居住地分散化的背后（如下页图所示），隐藏着洛杉矶的劳动力分割与社会极化。以洛杉矶周边的高技术工业集聚区为例，知识密集、管理专业化的劳动力上层不断扩张，协调并管理着城市；全球经济引致的劳动力大量迁移，后工业社会最低阶层也不断膨胀；而中产阶级则在升级或失业中，不断地向两极分化。
也有学者以洛杉矶的同存性特征为例，对传统地理叙述方式展开批判，“难以用传统的方法来加以描述，因为洛杉矶已生成太多相互冲突的形象、太多令人迷惑的历史化，看起来始终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其看似漫无边际与始终处于运动中的特点，使其对传统分析和阐述构成了挑战”[4]。
由上文对洛杉矶城市的分析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兴起于南加州并非偶然，对空间的过分强调和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只有放在洛杉矶这种典型城市的语境下才不会显得矫枉过正。4.3 结 论
当代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状况的变化引起不同尺度空间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是因为其经济社会影响范围的变化，即空间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这解释了后现代空间研究的现实渊源，也印证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提出后现代空间观的思路。空间与时间构成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依托与价值来源两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所在。[31]由此可见，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
洛杉矶主要种族群体分布状况（1980年）（Edward Soja，1989）
5 启示与思考
洛杉矶学派是在后现代地理学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重构的一次尝试。借用年鉴学派的观点，在试图评价一个流派学说时，应将其置于长时段历史中，关注重复的逻辑性的因素，而不该仅限于该流派存在的局势背景或事件背景[32]。置于长时段或中时段中，当前仍是世界经济、文化、空间格局的转轨期，涌现的众多“不求结论”的学派或许只是为了过渡期的需要，提供尽可能自由、多元的渠道以供选择。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和洛杉矶学派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批评其过分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化与多元观点，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若仅注意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而忽略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即所谓的“深层事实”），无疑是舍本逐末、舍大取小，抓不到问题的主要关键；然而从事地方研究者认为，他们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对此早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追求理论，但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它仅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
即便抛开后现代的思潮不谈，以现代主义、传统城市理论的标准评判，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大都市是极糟糕的反面素材，其混乱的城市秩序、糟糕的治安、贫富分化与隔离是我国城市管理者所竭力避免的图景，通过洛杉矶学派观察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及相应理论，扬长避短，对我国城市治理具备现实必要性。除了对于城市空间、边缘城市、社会极化、全球城市的关注外，我国城市的生产方式已基本融入全球化格局，但相应的政治管理革新却严重滞后，基于制度转向的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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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如菲（1988—），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城市地理、区域地理与城市化研究。
[关键词]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观；城市重构；洛杉矶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64-06
1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向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性质，作为区域地理重要部分的城市学研究亦不例外。其中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地理学的影响尤甚，后现代视野的时空认知方式逐渐成为空间观的主流。城市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大大丰富了城市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洛杉矶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加州的研究群体，其批判传统城市研究理论，呼吁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大都市现象予以重视，并以洛杉矶为例进行了大量实例研究。
洛杉矶学派曾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风起云涌，并撼动了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研究领域近百年的主流地位。国内目前尚缺乏对其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目前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都市主义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将洛杉矶学派及后现代都市主义置于思想史的框架中进行回顾，从而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 哲学基础——后现代空间观与其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
2.1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兴盛为标志，后现代主义正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1]。后现代主义指在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近代思潮，强调兼容并蓄一系列在社会研究、艺术实践和政治强权方面的批评，其特征是对现代的总体主张和大理论以及它们特有的优点持怀疑态度[2]。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异质性、多样性、地方性、变化性，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和确定性。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方面，Dear（1986）有效地将后现代主义有效地划分为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后现代新纪元[3]。其中思想方法的转变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最根本的颠覆，即“空间性”的提炼。
由于现代主义一向强调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因此，空间作为反对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武器，成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鲜明旗帜。正如福柯所说的，“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4]。因此，后现代主义为了对抗这一传统，向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做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空间观念发起了挑战，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所探讨的事物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要将其放入一个特定的情景（contextualize）中加以考虑。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空间性”进行最初阐述。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后现代主义空间观念的领军人物，其 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地理学和城市学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领域，空间的产生必然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5]，把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到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历时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并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3个层次：空间实践（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空间的再现（构建的工具性空间，产生于地图、数学、社会工程等知识与逻辑）和再现的空间（生活的和投注了象征与意义的空间）。列斐伏尔把空间放到了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只重视时间维度的局限，从而为空间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的“空间转向”的先驱。
福柯（Michel Foucaule）也非常重视空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空间与权力》一书中提出，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通过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批判性阐述，空间的重要性被揭示出来。19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承认空间的重要意义，并日益推广之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广泛使用的词汇[6]。各界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也为空间本位意识的觉醒、地理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2 后现代空间观与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三次研究范式的变革[7]，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人文地理学的视野更为多元，学界对于“空间”的思考渐渐深入，提倡自然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成形，并演化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地理学。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哈维是坚定的空间的社会性的支持者，“对空间的蹩脚的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来解决的。换句话说，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这些的角度来回答——回答来源于人类的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代替，即‘人类不同的实践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化的？’”[8]，强调蕴涵在各种空间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客观空间分析。其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空间、时间、环境这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9]。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在广泛汲取前人（尤其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索亚在历史代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空间纳入“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本体范畴，从而实现把空间彻底本体论化的学术野心[10]。索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时间的霸权下重新恢复空间的话语权，而是让空间成为社会理论的本体维度。借助空间的社会性巧妙地提升了空间的地位，同时空间的灵活性鼓励对于个性化、地方性等话语的阐述，进一步衍生出其后期提出的后大都市理论。
2.3 结 论
从早期对“重时间，轻空间”的现代主义传统的批评，到后期确立“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主流空间观导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人文地理学尽管不易确指核心，仍有一条隐性的研究范式贯穿于其发展历程，即重视“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空间观[11]。关于后现代空间观引导下的人文地理学的性质已引起许多讨论，后现代空间观的核心是承认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关系，强调空间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存在互动，人与地密不可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空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纷繁的空间讨论的存在合理性。自后现代空间思想提出后，人文地理学内部虽然纷争不断，但各个学派都下意识地认可“空间的生产”这一社会空间观[12]。因此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之后的人文地理学在研究范式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后现代地理学[13]。
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地理学哲学更为多元化，对特定时空的重视带来了更广的可能性与自由，这对于处于转轨和巨变的时代尤为重要。但无论如何，若要在广阔的哲学观念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范式，秩序与约束是必须的。因此在回顾了后现代地理学与空间观的哲学基础后，还应回到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寻求学派的秩序与逻辑。
3 研究视角：城市空间重构与文化转向
在空间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城市理论的研究视角随之悄然改变，城市研究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倡导用后现代空间观看待当代城市的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应运而生——该学派在后现代空间观的基础上，对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传统城市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解释。与芝加哥学派早期一样，其著作具有很大差异性，但还是共同研究了一些基础问题，自觉地将洛杉矶描绘成未来城市形态的模型[14]，他们区别于传统城市研究而自成一格，学界以其主要阵营（南加州洛杉矶）命名为“洛杉矶学派”。参照Dear（1986）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风格、方法、新纪元的思路[3]，本文从城市空间的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特征与现象，即风格）、城市研究视角与转向（方法）、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新纪元）三个方面，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对洛杉矶学派的思想进行简要介绍。
3.1 城市空间重构
洛杉矶学派空间思想的支撑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核心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与边缘城市（Edge-City）。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变化，在人口郊区化、产业信息化、交通高速化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心商业区作用减弱、许多竞争性分散中心崛起[4]，由原来的集中圈层式发展为分散网络式，城市空间结构由原来的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现象——边缘城市[15]，它反映了城市空间重组与功能重构，是大范围的分散背景下出现的小地域集聚现象。
洛杉矶学派关于城市重构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的逆工业化及古典工业化城市的相继转型，与传统重型制造业衰败相平行的是新兴产业聚集区产生。Scott（1986）、Christopherson 和Stoper（1986）等率先建立了劳动分工、生产垂直分化、企业间联系的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产业综合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减少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外部性，并形成集聚经济效益，从而在空间范围内逐步产生城市形态[16-17]。对此类新产业空间的研究在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学派”（California School）。
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的发展，城市经济影响力跨越空间边界，产生许多新地理景观和现象，如全球城市[18]，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19]，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20]等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3.2 城市空间研究视角的转向
就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而言，对城市研究视角转变的贡献最大的是“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后现代空间观。这种视角转变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且强调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这种思想方法深刻地嵌入后现代研究中，影响着后现代城市的研究思路，也指导着当代的城市实践与景观塑造，可谓影响深远。文化与制度被视为塑造地方性的关键因子，要提高对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的解释力，城市研究必然产生文化转向与制度转向。
文化转向是当代城市空间研究视角最重要的转变。由于后现代潮流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而后现代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主观性难以量化分析，文化分析方法被许多地理学家引用以揭示地理知识、地理讲述、地理研究在个性化时代的独特表现，约翰斯顿更是直接将1980年以后的人文地理学发展都划为“文化转向”[11]。“文化转向”的研究方法论是探讨（大脑中）“经验的世界”，也可称为“微观”研究方法论[22]。人文地理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传导入城市研究，影响了城市文化研究的内容，也改变了城市被考察的方式[14]。全球化过程激化了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极化，导致公民权利、种族隔离、歧视、阶级极化等社会问题的恶化；为解释并缓解这些矛盾，城市研究者从社会角色地位、心理、行为、性别等角度切入，对个体空间（即微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文化转向的研究思路确实具有传统定量研究所不具备的解释力。洛杉矶的社会极化、种族隔离等问题严重，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23-24]。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自1983年创刊以来，《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杂志也刊登了大量研究洛杉矶的社会问题、行为地理等方面的文章。 制度转向则主要集中在创新理论、城市治理等领域。前文所述的“新产业空间”[16-17]对多种不同产业、不同政治制度背景的新生产模式和区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合经济社会学中的“生产网络”和“根植性”概念，进一步将集聚同制度因素联系在一起，强调集聚本身就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认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集聚区交易关系及学习创新活动的协调和发展路径的演进起根本决定作用[14]。除此之外，对于城市治理、公民权利的研究也渐渐兴起。
3.3 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城市发展的新纪元
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和信息的加速流动使得原有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化，城市发展呈现与传统城市不同的后都市特点，经历了数次城市革命后进入城市发展的新纪元[25]。为了解释这一新纪元的特征，城市学家从新的角度阐释城市转型，后大都市理论、全球城市论就是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两个重要理论流派，后大都市可以看做密集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因此后期的后大都市研究渐渐演化为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由于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了后现代都市的特点，从而成为城市发展理论的焦点）。由于前面两点的城市空间特征和研究视角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共时性，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所代表的新纪元研究则兼顾了城市发展的历时性，有利于后现代城市学说更好地融入学术传统中。
后大都市将城市拆解为一系列城市重构的模式与过程，包括后福特方式工业化大都市、世界大都市、扩散型城市、碎形城市、监禁群岛、模拟城市[25]，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习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对当今的城市状况作出充分的解释，而是所有这些内容的集合。就全球范围看，后现代都市的特性主要有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空间和社会极化、全球化、多元拼贴[26]。
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焦点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经济全球化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促成新的城市功能与结构。城市与区域作为庞大经济网络的节点通过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城市已不仅是一定范围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国际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集中点，Friedmann与Wolff（1982），Sassen（1991）奠定了考察全球城市的一般性基础理论[27，18]，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城市的讨论[28-29]。
3.4 结 论
通过以上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的回顾，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它是来自于实践的，是对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新的城市空间的理解和抽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改变无序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必须首先理解当代城市面临的空间转型，并以正确的城市空间观为指导；要在纷繁的当代城市理论中鉴别流派、判别真伪，也必须对后现代的空间观念有深刻的认识。如何树立正确的空间观，如何将空间观与当代的城市实践、城市景观建立联系——只能和当年的思想家们一样，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和分析。那么，全球化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洛杉矶又发生了什么？
4 现实基础与社会实践
4.1 现实渊源
思想革新源自社会现实，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反应、理解与抽象。在空前的全球性转变中，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情况都在全球化浪潮中被重构，经济基础引导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全球化时代最鲜明的图景，也为各种尺度的空间重构创造了现实渊源。
从宏观尺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呈现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不受地域限制，一系列边缘性国家和区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西方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流动引起了各国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相应发生剧变，导致愈益严峻的劳动市场两极化；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统理论（grand theory）难以解释新的时代现象。由此可见，全球化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全面重构，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作为全球经济节点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并对治理这些空间的政治、社会、制度格局产生了影响。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13]。
而在微观的范围内，城市内部空间也在不断重构，由于信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城市变革，城市空间变得模糊，基于生产迁移与就业迁移，市中心与郊区、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边缘城市等空间关系变得矛盾重重；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强化了城市社会极化的趋势，并导致城市之间雇佣竞争的增加；同时由于城市空间模糊化引起城市整体感的缺失、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引起学者对行为、心理、社会的关注，人类开始被作为空间环境的内部中心因素而作整体思考，这是一次从客体定位到主体定位的思考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就使得以人为主体，以空间为活动环境、社交关系网络的定位得以产生，空间的社会意义开始被人所认同。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大生产的历时性社会生产关系演变为当代具有共时性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时空体验方式。无处不见的空间重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紧密相连，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对经济社会变革的空间响应，这也印证了后现代空间观的逻辑思路。忠诚记录这种关系并予以解释，是当代空间研究的首要使命。下面将以洛杉矶为例，对洛杉矶学派思想的社会实践进行二位一体的阐释，也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回顾。
4.2 社会实践
Cenzatti.M.于1993年的洛杉矶发展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让洛杉矶学派的追随者都感兴趣的主题框架，即对重构的关注，包括限制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信息经济的诞生、国家和州政府作用的削弱、新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太平洋经济圈的崛起，这些框架解释处在萌芽状态的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时，又有互相重叠和互相依存的地方[30]。 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是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多样化的地方，全球各地的人移民至此并使用224种不同的语言；同时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拥有众多世界知名的专业与文化机构。在如此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洛杉矶面临着严峻的城市重构局势：去工业化与重新工业化、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悖论，劳动场所和居住地的零散化、劳动市场的两极化、核心阶层边缘化（廉价劳动力逐渐成为主体），城市空间多样化、模糊化、娱乐化。
在空间格局上，洛杉矶呈现“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的特点，大规模郊区化和其他离心力导致市中心成为“示意性的闹市区”，人口快速增长的边缘城市填补了外围空间，标志着从大规模的郊区化到可以称为“大规模区域都市化”的转变，这一点在当今的大城市发展中已成为共识，面临着继续深入研究的现实需求[23]。几乎所有对洛杉矶城市空间的描述都会涉及其多中心扩散或去中心化的特点，但洛杉矶学派也并没有忽视中心性，“唯有具备一种长久的中心性，才有可能出现各外围城市和边缘的城市化，因此有深入分析市中心的必要”[4]。
在洛杉矶的外围分布着众多军事基地、高速公路系统、边缘城市、高技术工业聚集区等空间聚合体；以航空航天工业为先导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娱乐业为主的服务业的重构了洛杉矶的工业地理，新兴的地域联合体将洛城郊区转变为先进工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国防工业等产业综合体；内城有选择地去中心化与边缘的再聚合，对作为工业生产、就业结点的城市核心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闹市区在商品和服务设备生产方面的灵活专业化兴起、各个次中心的重新中心化、郊区高技术产业聚集体的同时作用下，出现了重新中心化的趋势。
在劳动场所和居住地分散化的背后（如下页图所示），隐藏着洛杉矶的劳动力分割与社会极化。以洛杉矶周边的高技术工业集聚区为例，知识密集、管理专业化的劳动力上层不断扩张，协调并管理着城市；全球经济引致的劳动力大量迁移，后工业社会最低阶层也不断膨胀；而中产阶级则在升级或失业中，不断地向两极分化。
也有学者以洛杉矶的同存性特征为例，对传统地理叙述方式展开批判，“难以用传统的方法来加以描述，因为洛杉矶已生成太多相互冲突的形象、太多令人迷惑的历史化，看起来始终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其看似漫无边际与始终处于运动中的特点，使其对传统分析和阐述构成了挑战”[4]。
由上文对洛杉矶城市的分析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兴起于南加州并非偶然，对空间的过分强调和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只有放在洛杉矶这种典型城市的语境下才不会显得矫枉过正。4.3 结 论
当代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状况的变化引起不同尺度空间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是因为其经济社会影响范围的变化，即空间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这解释了后现代空间研究的现实渊源，也印证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提出后现代空间观的思路。空间与时间构成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依托与价值来源两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所在。[31]由此可见，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
洛杉矶主要种族群体分布状况（1980年）（Edward Soja，1989）
5 启示与思考
洛杉矶学派是在后现代地理学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重构的一次尝试。借用年鉴学派的观点，在试图评价一个流派学说时，应将其置于长时段历史中，关注重复的逻辑性的因素，而不该仅限于该流派存在的局势背景或事件背景[32]。置于长时段或中时段中，当前仍是世界经济、文化、空间格局的转轨期，涌现的众多“不求结论”的学派或许只是为了过渡期的需要，提供尽可能自由、多元的渠道以供选择。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和洛杉矶学派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批评其过分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化与多元观点，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若仅注意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而忽略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即所谓的“深层事实”），无疑是舍本逐末、舍大取小，抓不到问题的主要关键；然而从事地方研究者认为，他们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对此早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追求理论，但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它仅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
即便抛开后现代的思潮不谈，以现代主义、传统城市理论的标准评判，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大都市是极糟糕的反面素材，其混乱的城市秩序、糟糕的治安、贫富分化与隔离是我国城市管理者所竭力避免的图景，通过洛杉矶学派观察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及相应理论，扬长避短，对我国城市治理具备现实必要性。除了对于城市空间、边缘城市、社会极化、全球城市的关注外，我国城市的生产方式已基本融入全球化格局，但相应的政治管理革新却严重滞后，基于制度转向的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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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如菲（1988—），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城市地理、区域地理与城市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