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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戏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来源于生活点滴的细腻感受，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些。大陆的很多观众来到剧场，喜欢看一些搞笑的戏剧，却没有在剧场严肃思考的习惯
一个空荡荡的舞台，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布景，两把椅子，两盏灯；没有繁复的动作，没有生死离别的高潮，没有任何的对手戏，只有两个演员在空空的舞台上，在抒情的音乐和灯光的映衬下，读着70多封信。
1月7日晚。北京北兵马司剧场。台湾著名歌手万芳和台湾知名的“亲爱的剧团”带来的舞台剧《收信快乐》，为生活在短信时代的我们呈现了一个由70多封书信联结成的40年的爱情故事。这也是“2003台港小剧场戏剧展演”的闭幕剧目。
《收信快乐》的简单形式和复杂情感
《收信快乐》的演出确实很让北京观众吃惊。“戏剧居然可以这样演，这样做”，一位观众惊讶地说。这台舞台剧不仅形式简单，剧情也很简单。男主角面对一封封信件陷入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随后引出了他与女主角之间长达40年的书信恋情。两人在小学课堂上就开始互传纸条，此后40年间书信不断，互相分享彼此漫长的生命历程和感悟。经历一次次令人唏嘘感慨的机缘错失，发现他们的生命事实上早已深深地融在一起。
说到为什么要演这样一台戏时，万芳说：“它吸引我的就是它的简单，戏剧的全部内容只是我们两个演员在不停地读信，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观众带入到规定的戏剧情境中去，最后读信读到你要哭为止。”
“其实最简单也就是最复杂的。这70多封信就是剧中两个主人公由青春到年老的成长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台词背后的丰富情感做足功课。”万芳说，对每一句的台词她和男演员都会讨论到底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台词背后主人公的心理历程是什么。她认为只有这样，观众才能在简单的剧情中体会到更为复杂的情感。
这部戏于2001年冬天在台北首演，创下台湾2001下半年剧场票房奇迹，并被剧评家称为“年度最值得观赏的作品”。《收信快乐》和其他5台“2003台港小剧场戏剧展演”的参演剧目一样，制作方都是台港近年来创作活跃的戏剧团体与导演，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和多元风格。
著名剧评家陶庆梅对这次展演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戏剧提供了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他们有像“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那种注重肢体语言的探索；也有像“金枝演社”那种面向乡村民间化的尝试；有像台湾元老级人物王墨林那样坚持走极端的路子做出来的以台湾大地震为背景的实验戏剧《黑洞之外》，还有注重市场进行商业化操作的戏剧，比如最后上演的音乐舞台剧《地下铁》等等。
展示戏剧表演的另一种可能
北兵马司剧场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展演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袁鸿说：“以前台湾和大陆戏剧界的交流很多，但像这次台湾的小剧团在大陆大规模的集体亮相还是第一次。”
台湾的小剧场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台湾戏剧人对大陆的戏剧也是非常敬仰的。自1998年以来，台湾现代剧场的创造者赖声川就来大陆进行戏剧交流和演出。2001年底，他带来了他的作品《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北京、上海演出，叫好又叫座。
之后，他们便有意把好的作品输入到大陆市场。这次展演就是为了一探大陆的演出市场对各种戏剧作品的反应而做的尝试。
但是，这次展演整体给人的感觉却是波澜不惊。除了《收信快乐》因有歌手万芳的加盟票房稍好一点外，在此之前的5台戏剧票房都鲜有作为，甚至大陆戏剧圈内的人士对此次展演也反应冷淡。一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的导演专业博士生在看了几台剧目后说：“他们的戏剧挺另类的，我不怎么喜欢。但是他们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问及台湾小剧场和大陆的不同，陶庆梅直言：“太不一样了。”她介绍说，台湾的小剧场的形成和他们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运动是分不开的；而大陆的小剧场兴起于戏剧内部的自我改良，是80年代对形式突破的要求，“像最早的林兆华的《绝对信号》，他们和社会是脱节的。”
曾经访问过台湾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宋宝珍评价说：“中国大陆的戏剧经过多年的发展，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演员的表演层次也非常精湛。而台湾正规完备的专业剧团很少，做戏剧的很多是非专业人士。但因为是非专业又敢想敢干，所以他们也就能够做出不同类型的戏剧来。”
尽管这次交流的结果,从票房和反响看都不尽如人意。台湾的剧团对大陆的市场也不是特别满意，但它毕竟给大陆的观众呈现出更多戏剧表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观众，也间接地影响着大陆搞戏剧的人。
戏剧，永远在路上
说到两岸戏剧创作的不同，陶庆梅认为像这次的《收信快乐》、《早安夜车》中，能看出他们的创作人员对生活点滴、细腻的感受。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些。比如北京的小剧场前一阵的《涩女郎》、《爱尔兰咖啡》和《第一次亲密接触》等，几乎没有对生活的感受，缺乏本人的创造能力和想象力，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原作的模仿。
她说，大陆的很多观众来到剧场，喜欢看一些搞笑的戏剧，像《翠花》、《麻花》，还有孟京辉的一些戏，他们接触严肃的戏很少，所以没有在剧场严肃思考的习惯。“其实现在连孟京辉对这种现象也很反感，说‘我为什么要让你笑’。所以他最近开始做一些严肃的戏，像《臭虫》。而真正的小剧场正是应该创作更多的心灵呼应的东西来引导观众，不是一味地逗乐。”
这次展演还引发了人们对戏剧的生存状态和环境的讨论，对此陶庆梅认为：现在大陆做小剧场，环境要比台湾难一些，因为台湾做戏剧的，可以申请到部分的文化基金，所以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坚持下来的。他们很多剧团、很多的戏剧人都有很长时间的积累，能够专一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走。这种积累也使他们的剧组人员之间很有默契，他们也就能够不断地拿出新的作品来。
而在大陆，正规学戏剧的人不愿去做戏剧。喜欢戏剧的大学生要做戏剧却步履艰难。他们需要自己筹钱，需要自己去应付各种各样与戏剧创作无关的事情。
台湾著名戏剧人鸿鸿曾经说：“世界在变，政治在变，剧场在变。然而总有一些人不变，总有一些事情不变，总有一些情感的根源不变。有时，不变是可恼的。有时，不变是可耻的。也有时，不变是可爱的。”
于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为了寻找关于幸福的心灵感应，抛弃了金钱，抛弃了功名，执着甚至是固执地走在耕耘戏剧的道路上，他们行进在路上，戏剧也因此就有了无限的风景值得我们去期待和欣赏。
一个空荡荡的舞台，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布景，两把椅子，两盏灯；没有繁复的动作，没有生死离别的高潮，没有任何的对手戏，只有两个演员在空空的舞台上，在抒情的音乐和灯光的映衬下，读着70多封信。
1月7日晚。北京北兵马司剧场。台湾著名歌手万芳和台湾知名的“亲爱的剧团”带来的舞台剧《收信快乐》，为生活在短信时代的我们呈现了一个由70多封书信联结成的40年的爱情故事。这也是“2003台港小剧场戏剧展演”的闭幕剧目。
《收信快乐》的简单形式和复杂情感
《收信快乐》的演出确实很让北京观众吃惊。“戏剧居然可以这样演，这样做”，一位观众惊讶地说。这台舞台剧不仅形式简单，剧情也很简单。男主角面对一封封信件陷入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随后引出了他与女主角之间长达40年的书信恋情。两人在小学课堂上就开始互传纸条，此后40年间书信不断，互相分享彼此漫长的生命历程和感悟。经历一次次令人唏嘘感慨的机缘错失，发现他们的生命事实上早已深深地融在一起。
说到为什么要演这样一台戏时，万芳说：“它吸引我的就是它的简单，戏剧的全部内容只是我们两个演员在不停地读信，然后我们一步步把观众带入到规定的戏剧情境中去，最后读信读到你要哭为止。”
“其实最简单也就是最复杂的。这70多封信就是剧中两个主人公由青春到年老的成长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台词背后的丰富情感做足功课。”万芳说，对每一句的台词她和男演员都会讨论到底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台词背后主人公的心理历程是什么。她认为只有这样，观众才能在简单的剧情中体会到更为复杂的情感。
这部戏于2001年冬天在台北首演，创下台湾2001下半年剧场票房奇迹，并被剧评家称为“年度最值得观赏的作品”。《收信快乐》和其他5台“2003台港小剧场戏剧展演”的参演剧目一样，制作方都是台港近年来创作活跃的戏剧团体与导演，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和多元风格。
著名剧评家陶庆梅对这次展演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戏剧提供了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他们有像“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那种注重肢体语言的探索；也有像“金枝演社”那种面向乡村民间化的尝试；有像台湾元老级人物王墨林那样坚持走极端的路子做出来的以台湾大地震为背景的实验戏剧《黑洞之外》，还有注重市场进行商业化操作的戏剧，比如最后上演的音乐舞台剧《地下铁》等等。
展示戏剧表演的另一种可能
北兵马司剧场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展演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袁鸿说：“以前台湾和大陆戏剧界的交流很多，但像这次台湾的小剧团在大陆大规模的集体亮相还是第一次。”
台湾的小剧场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台湾戏剧人对大陆的戏剧也是非常敬仰的。自1998年以来，台湾现代剧场的创造者赖声川就来大陆进行戏剧交流和演出。2001年底，他带来了他的作品《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北京、上海演出，叫好又叫座。
之后，他们便有意把好的作品输入到大陆市场。这次展演就是为了一探大陆的演出市场对各种戏剧作品的反应而做的尝试。
但是，这次展演整体给人的感觉却是波澜不惊。除了《收信快乐》因有歌手万芳的加盟票房稍好一点外，在此之前的5台戏剧票房都鲜有作为，甚至大陆戏剧圈内的人士对此次展演也反应冷淡。一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的导演专业博士生在看了几台剧目后说：“他们的戏剧挺另类的，我不怎么喜欢。但是他们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问及台湾小剧场和大陆的不同，陶庆梅直言：“太不一样了。”她介绍说，台湾的小剧场的形成和他们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运动是分不开的；而大陆的小剧场兴起于戏剧内部的自我改良，是80年代对形式突破的要求，“像最早的林兆华的《绝对信号》，他们和社会是脱节的。”
曾经访问过台湾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宋宝珍评价说：“中国大陆的戏剧经过多年的发展，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演员的表演层次也非常精湛。而台湾正规完备的专业剧团很少，做戏剧的很多是非专业人士。但因为是非专业又敢想敢干，所以他们也就能够做出不同类型的戏剧来。”
尽管这次交流的结果,从票房和反响看都不尽如人意。台湾的剧团对大陆的市场也不是特别满意，但它毕竟给大陆的观众呈现出更多戏剧表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观众，也间接地影响着大陆搞戏剧的人。
戏剧，永远在路上
说到两岸戏剧创作的不同，陶庆梅认为像这次的《收信快乐》、《早安夜车》中，能看出他们的创作人员对生活点滴、细腻的感受。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些。比如北京的小剧场前一阵的《涩女郎》、《爱尔兰咖啡》和《第一次亲密接触》等，几乎没有对生活的感受，缺乏本人的创造能力和想象力，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原作的模仿。
她说，大陆的很多观众来到剧场，喜欢看一些搞笑的戏剧，像《翠花》、《麻花》，还有孟京辉的一些戏，他们接触严肃的戏很少，所以没有在剧场严肃思考的习惯。“其实现在连孟京辉对这种现象也很反感，说‘我为什么要让你笑’。所以他最近开始做一些严肃的戏，像《臭虫》。而真正的小剧场正是应该创作更多的心灵呼应的东西来引导观众，不是一味地逗乐。”
这次展演还引发了人们对戏剧的生存状态和环境的讨论，对此陶庆梅认为：现在大陆做小剧场，环境要比台湾难一些，因为台湾做戏剧的，可以申请到部分的文化基金，所以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坚持下来的。他们很多剧团、很多的戏剧人都有很长时间的积累，能够专一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走。这种积累也使他们的剧组人员之间很有默契，他们也就能够不断地拿出新的作品来。
而在大陆，正规学戏剧的人不愿去做戏剧。喜欢戏剧的大学生要做戏剧却步履艰难。他们需要自己筹钱，需要自己去应付各种各样与戏剧创作无关的事情。
台湾著名戏剧人鸿鸿曾经说：“世界在变，政治在变，剧场在变。然而总有一些人不变，总有一些事情不变，总有一些情感的根源不变。有时，不变是可恼的。有时，不变是可耻的。也有时，不变是可爱的。”
于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为了寻找关于幸福的心灵感应，抛弃了金钱，抛弃了功名，执着甚至是固执地走在耕耘戏剧的道路上，他们行进在路上，戏剧也因此就有了无限的风景值得我们去期待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