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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GML模型，测得了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当环境规制处于中低两种强度水平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而当环境规制跨入高强度水平时，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此外，受教育水平、地区要素禀赋和政府干预也对绿色经济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使用适度环境规制工具，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绿色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经济增长;超效率SBM-GML模型;长江经济带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9-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相关变量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具体而言，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末从业平均人数、人均教育年限、城镇化程度、工业化程度、要素禀赋、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总量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环境规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则通过各地方统计年鉴、《中国環境统计年报》等进行补充。下表1是本文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首先，为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绿色经济增长的单一线性影响关系，本文将使用MAXDEA计算而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以熵值法计算而得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作为环境规制代理指标，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控制变量均采取对数形式，以消除异方差对结论的影响，最终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在模型（1）中，gtfp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eri为环核心解释变量的环境规制，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教育年限（lnedu），工业化水平（lnindus），城镇化水平（urban），政府干预程度（lngov），要素禀赋（lnkl），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nfix），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地区，t表示样本所在年份，?值表示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刻画。
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为缓解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环境规制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模型（2）：
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同时考虑到单一类型指标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环境规制，因此本文借鉴（傅京燕等，2018）的做法，采用熵值法，将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公众信访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GDP的比重等9个环境规制指标综合计算的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分为三个层面，即一个目标层（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四个评价指标层（环境保护实物投入;环保治理资金投入;环境治理效果;环境治理结果）和九个单项指标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二氧化硫去除率、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法律法规、信访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GDP、排污费/GDP）。计算所得的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eri）如表2所示。
3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析
表3即为使用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本文使用Hausman检验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具体检验结果限于文章篇幅未予列示），因此，本文仅对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首先，模型（1）报告了当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当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起显著促进的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单位，就会给绿色经济增长带来0.0529个单位，这与著名的“波特假说”理论（Porter，1996）不谋而合，说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冯志军等，2017）。模型（2）报告了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即环境规制对下一期的绿色经济增长仍起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当期相比，影响效果降低至0.0426个单位。
其次，本文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报告了包括时间效应在内的当期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即模型（1a）和模型（2a）中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结论在考虑的时间效应后依旧显著，且考虑时间效应后，不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都有显著提升，分别达到了0.0877和0.0510。
最后，观察控制变量可知，在当期环境规制条件下，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绿色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说明地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经济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带动了经济的绿色健康增长，地区要素禀赋也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绿色经济发展，说明地区的资源要素条件越丰沃，越有利于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却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暂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够显著，主要是因为目前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市的工业化程度仍依主要靠高能耗工业产业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故而不利于考虑了环境因素的绿色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省市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多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从事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故而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地区绿色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冯志军，陈伟，杨朝均.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J].技术经济，2017，36（08）：61-69.
[2]傅京燕，胡瑾，曹翔.不同来源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国际贸易问题，2018（07）：134-148.
[3]Chong Z，Qin C，Ye X，“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conomic Network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UrbanAgglomerations in China”，Sustainability，2016，8（05）：467-？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经济增长;超效率SBM-GML模型;长江经济带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9-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相关变量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具体而言，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末从业平均人数、人均教育年限、城镇化程度、工业化程度、要素禀赋、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总量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环境规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则通过各地方统计年鉴、《中国環境统计年报》等进行补充。下表1是本文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首先，为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绿色经济增长的单一线性影响关系，本文将使用MAXDEA计算而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以熵值法计算而得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作为环境规制代理指标，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控制变量均采取对数形式，以消除异方差对结论的影响，最终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在模型（1）中，gtfp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eri为环核心解释变量的环境规制，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教育年限（lnedu），工业化水平（lnindus），城镇化水平（urban），政府干预程度（lngov），要素禀赋（lnkl），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nfix），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地区，t表示样本所在年份，?值表示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刻画。
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为缓解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环境规制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模型（2）：
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同时考虑到单一类型指标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环境规制，因此本文借鉴（傅京燕等，2018）的做法，采用熵值法，将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公众信访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GDP的比重等9个环境规制指标综合计算的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分为三个层面，即一个目标层（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四个评价指标层（环境保护实物投入;环保治理资金投入;环境治理效果;环境治理结果）和九个单项指标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二氧化硫去除率、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法律法规、信访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GDP、排污费/GDP）。计算所得的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eri）如表2所示。
3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析
表3即为使用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本文使用Hausman检验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具体检验结果限于文章篇幅未予列示），因此，本文仅对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首先，模型（1）报告了当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当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起显著促进的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单位，就会给绿色经济增长带来0.0529个单位，这与著名的“波特假说”理论（Porter，1996）不谋而合，说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冯志军等，2017）。模型（2）报告了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即环境规制对下一期的绿色经济增长仍起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当期相比，影响效果降低至0.0426个单位。
其次，本文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报告了包括时间效应在内的当期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即模型（1a）和模型（2a）中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结论在考虑的时间效应后依旧显著，且考虑时间效应后，不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都有显著提升，分别达到了0.0877和0.0510。
最后，观察控制变量可知，在当期环境规制条件下，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绿色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说明地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经济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带动了经济的绿色健康增长，地区要素禀赋也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绿色经济发展，说明地区的资源要素条件越丰沃，越有利于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却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暂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够显著，主要是因为目前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市的工业化程度仍依主要靠高能耗工业产业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故而不利于考虑了环境因素的绿色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省市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多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从事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故而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地区绿色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冯志军，陈伟，杨朝均.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J].技术经济，2017，36（08）：61-69.
[2]傅京燕，胡瑾，曹翔.不同来源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国际贸易问题，2018（07）：134-148.
[3]Chong Z，Qin C，Ye X，“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conomic Network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UrbanAgglomerations in China”，Sustainability，2016，8（05）：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