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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的科学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在声乐界曾经闹过一阵“土”、“洋”之争，其中就牵涉到科学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你要过于讲求科学性，就势必会削弱民族性，你要不讲求科学性，就不能更好地体现民族性。怎么样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民族声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近几年来，在我国的电视媒体中，出现了一道令人关注而且颇具影响的风景线，就是原生态歌手的演唱、演出和各种类型的比赛。其实，民间歌手的演唱，这在上个世纪也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那个时候声乐教育、演唱方法以及传播媒体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和丰富，民间歌手不可能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展示自己，好的、正宗的民间歌手要比现在多得多。之所以说“正宗的”这个词，是因为现在所谓的“原生态歌手”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了。由于传播媒体的空前发达和普及，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戏曲唱法等各种可供模仿的现代化唱法，可以渗透和传播到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原生态唱法多少或者直接受到影响，互相“串味”是免不了的，很难保持其纯粹性。
当下，一些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为了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音乐，不遗余力地为民族民间音乐搭建展演平台，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些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出于一种“怀旧情结”的驱使，过分夸张了对原生态歌手的推崇，这样也难免产生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是哲学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产生好和坏的转化，尤其是过犹不及的事情，好的会变成坏的，坏的会变成好的。
歌唱作为一种艺术，要达到一定的美学标准，还是必须需要科学性的，不管何种唱法，如果不讲科学性，它的审美效果从哪里来？应该说，原生态唱法从科学性的角度讲，毕竟是有缺陷的，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原生态唱法，不可能天生是完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庄子有句名言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越是朴拙的东西越具有原生性，越是原生性的东西，虽然憨态可掬，但是某些劣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原生态的演唱就是这样，这里不包含它的文化价值，在发声方法方面，它毕竟还是简单的、粗糙的，不完美的。
我国的声乐艺术发展到现在，无论是演唱技术技巧还是演出形式，应该说已经很先进、很科学、很完美了，许多歌唱家之所以广受观众欢迎，就说明其演唱的歌声是先进的、科学的、完美的。
曾几何时，有人对民族声乐产生置疑和颇多微词，那也只能说明是“审美疲劳”的原因，听的、看的太多了，就像再好的食物吃多了也会腻味、需要换口味一样，但也不能因此置疑和颠覆它的科学性和美学标准吧？如今，原生态歌手的演唱之所以备受人们关注，并不是因为唱法多么先进、多么科学、多么完美，而是听惯了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的人们需要换口味，需要图新鲜。这正如文革时期的中国人饿着肚子吃着杂粮强烈渴望吃着细粮填饱肚子，而现在的都市人在高档酒店吃着珍馐佳肴却常常屈尊到简陋的农家乐吃农家饭一样，山珍海味吃腻了就会渴望粗茶淡饭，这是人的味觉逆反心理，或者味觉疲劳。
人的听觉也是有听觉逆反心理和听觉疲劳的，老是听一种漂亮、完美的声音，总会渐渐失去兴趣，转而要去听丑的、怪的声音，比如即便是彭丽媛、宋祖英、阎维文的声音，久而久之，听来听去，总会厌烦的，之所以像腾格尔、臧天朔、田震等这种嘶哑、粗厉风格的声音也广受欢迎，也就是这个原因。音乐中有乐音和噪音，声乐中也有乐音唱法和噪音唱法，彭丽媛、宋祖英、阎维文是唯美唱法，像腾格尔、臧天朔、田震是噪音唱法。现在的受众有两种，一种是以传统审美为主的，喜欢听发声方法比较正统的、正规的、完美的歌声；一种是以现代审美为主的，喜欢听个性色彩强的、具有判逆意味的歌声。
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为了突出民族性特点，确实需要继承传统向民族民间唱法学习，可是，我们究竟学习它什么？是故意脸红脖子粗青筋暴出地唱出一种挤卡喊叫的近似原生态的声音来吗？我们当然不能学习它的缺陷，是学习它的特色，是学习它的文化，是学习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孕育出来的特殊情感，是学习某个民族某个地域的特殊润腔方式，是学习它的某些科学性。我们不反对原生态唱法的演唱、演出和比赛，但不能因此在声乐领域有反科学的倾向和思潮。
2002年的央视“青歌赛”藏族歌手索朗旺姆的夺冠，使我国声乐界有一些人提出了民族声乐“返璞归真”的呼声，同时对专业音乐学院的规范化声乐教学效果提出了批评和质疑。索朗旺姆的夺冠是一个特例，评委们之所以给她打高分，是因为对一种久违了的藏族女高音特殊唱法风格的追慕和再认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声乐就从此像索朗旺姆一样不需要经过专业训练而“返璞归真”。索朗旺姆的唱法是一种藏民族的特色唱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确实很好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民族性。然而，难道凡是不经过专业训练的声音就一定具有民族性吗？这是声乐界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所谓“返璞归真”，我们应该理解为对民族风格特点的回归诉求，而不能理解为回到原点上来，甚至推倒重来。科学性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族性，简单的、粗糙的、原始的东西，不能代表民族性，最精致、最完美的民族声乐艺术才能让世界瞩目。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下的专业民族声乐是由于对科学性、规范化的过分重视，从而导致民族特性和地域风格的缺失。事实上，专业民族声乐对科学性、规范化的重视并没有错，决不是因为科学性和规范化从而导致民族特性和地域风格的缺失。比如，藏族有藏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蒙古族有蒙古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美声唱法有美声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民族唱法有民族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能用藏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去套蒙古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也不能用美声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去套民族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这正如用粤菜的烹饪方法是烧不出川菜的味道的，用粤菜的烹饪方法烧川菜当然是不科学和不规范的。
在我国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概而言之，我国民族声乐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越要体现民族性就越要讲求科学性，越要讲求科学性就越要体现民族性。蒙古族的长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喜欢，都认为它很美，说明长调的唱法是科学的，或者说具有某种科学性，可是蒙古族自己也觉得长调在发声方法方面还是有缺陷的，需要借鉴美声唱法的优势，使它更科学，更具有民族性。这也跟果树嫁接技术一样，通过嫁接的苹果品种会更加优良，而不是嫁接后本质变了，变成了西红柿或是别的什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演唱的《赞歌》是一首长调歌曲的典范之作，从１９６４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首唱至今，胡松华将这首《赞歌》演绎了快50年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这首歌百听不厌，不但全国各族人民都喜欢，蒙古族人民更加喜欢。在我国内蒙古唱长调的人很多，长调唱得也很正宗，但是，在全国有影响的长调歌曲似乎没有几首，而唯独不是蒙古族的胡松华的《赞歌》在全国影响如此之广泛、如此之长久，可以说是“余音绕梁，几十年不绝”。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是胡松华很好地解决了科学性和民族性问题，把国际共同规律和民族特殊技法加以很好地融合，既处理好了蒙古本民族长调地域性太强、语言有疏离感的因素，又把握住了蒙古族长调最具特色、最富有煽情意味的元素，使演唱效果比蒙古族还蒙古族，又很大众化，使全国老百姓喜闻乐听。德德玛、拉苏荣、腾格尔是全国有名的蒙古族歌唱家，他们的有名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文艺团体，而主要在于他们的演唱方法受大民族大文化的熏染比较多的原因，他们的演唱既有蒙古族的特点，又有汉族的特点，这是最根本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敖包相会》是蒙古族作曲家创作的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格特点的歌曲，在全国传唱很广，而唱红这两首歌的并不是蒙古族本土歌手，其原因也是一样的。土特产品确实很独特，但是，如果不用一些现代手法进行加工、包装，那么，仅仅它的原始性状态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原生态民歌的演唱也同此理，如果从文化标本的角度，保持其原生性、保持原汁原味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艺术的角度讲，就必须要加工、提升，既然是演唱就应该有一定的艺术性。讲艺术就必须科学，科学对于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总之，民族声乐的科学性、民族性以及科学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
近几年来，在我国的电视媒体中，出现了一道令人关注而且颇具影响的风景线，就是原生态歌手的演唱、演出和各种类型的比赛。其实，民间歌手的演唱，这在上个世纪也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那个时候声乐教育、演唱方法以及传播媒体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和丰富，民间歌手不可能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展示自己，好的、正宗的民间歌手要比现在多得多。之所以说“正宗的”这个词，是因为现在所谓的“原生态歌手”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了。由于传播媒体的空前发达和普及，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戏曲唱法等各种可供模仿的现代化唱法，可以渗透和传播到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原生态唱法多少或者直接受到影响，互相“串味”是免不了的，很难保持其纯粹性。
当下，一些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为了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音乐，不遗余力地为民族民间音乐搭建展演平台，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些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出于一种“怀旧情结”的驱使，过分夸张了对原生态歌手的推崇，这样也难免产生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是哲学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产生好和坏的转化，尤其是过犹不及的事情，好的会变成坏的，坏的会变成好的。
歌唱作为一种艺术，要达到一定的美学标准，还是必须需要科学性的，不管何种唱法，如果不讲科学性，它的审美效果从哪里来？应该说，原生态唱法从科学性的角度讲，毕竟是有缺陷的，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原生态唱法，不可能天生是完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庄子有句名言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越是朴拙的东西越具有原生性，越是原生性的东西，虽然憨态可掬，但是某些劣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原生态的演唱就是这样，这里不包含它的文化价值，在发声方法方面，它毕竟还是简单的、粗糙的，不完美的。
我国的声乐艺术发展到现在，无论是演唱技术技巧还是演出形式，应该说已经很先进、很科学、很完美了，许多歌唱家之所以广受观众欢迎，就说明其演唱的歌声是先进的、科学的、完美的。
曾几何时，有人对民族声乐产生置疑和颇多微词，那也只能说明是“审美疲劳”的原因，听的、看的太多了，就像再好的食物吃多了也会腻味、需要换口味一样，但也不能因此置疑和颠覆它的科学性和美学标准吧？如今，原生态歌手的演唱之所以备受人们关注，并不是因为唱法多么先进、多么科学、多么完美，而是听惯了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的人们需要换口味，需要图新鲜。这正如文革时期的中国人饿着肚子吃着杂粮强烈渴望吃着细粮填饱肚子，而现在的都市人在高档酒店吃着珍馐佳肴却常常屈尊到简陋的农家乐吃农家饭一样，山珍海味吃腻了就会渴望粗茶淡饭，这是人的味觉逆反心理，或者味觉疲劳。
人的听觉也是有听觉逆反心理和听觉疲劳的，老是听一种漂亮、完美的声音，总会渐渐失去兴趣，转而要去听丑的、怪的声音，比如即便是彭丽媛、宋祖英、阎维文的声音，久而久之，听来听去，总会厌烦的，之所以像腾格尔、臧天朔、田震等这种嘶哑、粗厉风格的声音也广受欢迎，也就是这个原因。音乐中有乐音和噪音，声乐中也有乐音唱法和噪音唱法，彭丽媛、宋祖英、阎维文是唯美唱法，像腾格尔、臧天朔、田震是噪音唱法。现在的受众有两种，一种是以传统审美为主的，喜欢听发声方法比较正统的、正规的、完美的歌声；一种是以现代审美为主的，喜欢听个性色彩强的、具有判逆意味的歌声。
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为了突出民族性特点，确实需要继承传统向民族民间唱法学习，可是，我们究竟学习它什么？是故意脸红脖子粗青筋暴出地唱出一种挤卡喊叫的近似原生态的声音来吗？我们当然不能学习它的缺陷，是学习它的特色，是学习它的文化，是学习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孕育出来的特殊情感，是学习某个民族某个地域的特殊润腔方式，是学习它的某些科学性。我们不反对原生态唱法的演唱、演出和比赛，但不能因此在声乐领域有反科学的倾向和思潮。
2002年的央视“青歌赛”藏族歌手索朗旺姆的夺冠，使我国声乐界有一些人提出了民族声乐“返璞归真”的呼声，同时对专业音乐学院的规范化声乐教学效果提出了批评和质疑。索朗旺姆的夺冠是一个特例，评委们之所以给她打高分，是因为对一种久违了的藏族女高音特殊唱法风格的追慕和再认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声乐就从此像索朗旺姆一样不需要经过专业训练而“返璞归真”。索朗旺姆的唱法是一种藏民族的特色唱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确实很好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民族性。然而，难道凡是不经过专业训练的声音就一定具有民族性吗？这是声乐界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所谓“返璞归真”，我们应该理解为对民族风格特点的回归诉求，而不能理解为回到原点上来，甚至推倒重来。科学性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族性，简单的、粗糙的、原始的东西，不能代表民族性，最精致、最完美的民族声乐艺术才能让世界瞩目。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下的专业民族声乐是由于对科学性、规范化的过分重视，从而导致民族特性和地域风格的缺失。事实上，专业民族声乐对科学性、规范化的重视并没有错，决不是因为科学性和规范化从而导致民族特性和地域风格的缺失。比如，藏族有藏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蒙古族有蒙古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美声唱法有美声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民族唱法有民族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能用藏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去套蒙古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也不能用美声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去套民族唱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这正如用粤菜的烹饪方法是烧不出川菜的味道的，用粤菜的烹饪方法烧川菜当然是不科学和不规范的。
在我国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概而言之，我国民族声乐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越要体现民族性就越要讲求科学性，越要讲求科学性就越要体现民族性。蒙古族的长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喜欢，都认为它很美，说明长调的唱法是科学的，或者说具有某种科学性，可是蒙古族自己也觉得长调在发声方法方面还是有缺陷的，需要借鉴美声唱法的优势，使它更科学，更具有民族性。这也跟果树嫁接技术一样，通过嫁接的苹果品种会更加优良，而不是嫁接后本质变了，变成了西红柿或是别的什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演唱的《赞歌》是一首长调歌曲的典范之作，从１９６４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首唱至今，胡松华将这首《赞歌》演绎了快50年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这首歌百听不厌，不但全国各族人民都喜欢，蒙古族人民更加喜欢。在我国内蒙古唱长调的人很多，长调唱得也很正宗，但是，在全国有影响的长调歌曲似乎没有几首，而唯独不是蒙古族的胡松华的《赞歌》在全国影响如此之广泛、如此之长久，可以说是“余音绕梁，几十年不绝”。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是胡松华很好地解决了科学性和民族性问题，把国际共同规律和民族特殊技法加以很好地融合，既处理好了蒙古本民族长调地域性太强、语言有疏离感的因素，又把握住了蒙古族长调最具特色、最富有煽情意味的元素，使演唱效果比蒙古族还蒙古族，又很大众化，使全国老百姓喜闻乐听。德德玛、拉苏荣、腾格尔是全国有名的蒙古族歌唱家，他们的有名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文艺团体，而主要在于他们的演唱方法受大民族大文化的熏染比较多的原因，他们的演唱既有蒙古族的特点，又有汉族的特点，这是最根本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敖包相会》是蒙古族作曲家创作的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格特点的歌曲，在全国传唱很广，而唱红这两首歌的并不是蒙古族本土歌手，其原因也是一样的。土特产品确实很独特，但是，如果不用一些现代手法进行加工、包装，那么，仅仅它的原始性状态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原生态民歌的演唱也同此理，如果从文化标本的角度，保持其原生性、保持原汁原味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艺术的角度讲，就必须要加工、提升，既然是演唱就应该有一定的艺术性。讲艺术就必须科学，科学对于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总之，民族声乐的科学性、民族性以及科学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