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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界革命”是梁启超在1902年所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当中正式提出的。这篇文章以梁启超惯有的热情、雄辩的气势写就，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 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这篇纲领性的理论文章历来被视为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的宣言。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这一口号的提出意在通过小说的传播揭露时弊、激发国耻、改革政治。在传统文学观中，小说历来被视为“末技”“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屑。而作为晚清思想界领袖的梁启超为什么如此看重小说，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并将其作为传播新知和革新观念的启蒙工具呢？
夏增佑认为，小说有五大特点——书面化、口语化、描写化、日常化和理想化，这使其与别种文体相比，在大众传播上更具优越性：“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梁启超本人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中，将小说对于人心的深刻影响归结为“熏浸刺提”四力，极言小说塑造人心的“不可思议之力量”。这“四力”的提法使用的是佛教术语，对其解释，也是使用的东方佛教描述方式，以佛法（熏、浸、刺、提）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来比附小说对读者的心理影响，从时间与空间、渐与顿、外与内等几个对立范畴分析“小说支配人道的巨大作用”，“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用之于恶 ，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唯小说 。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 。” 维新派的领军人物，竭力鼓吹君主立宪的康有为也开始大力倡导起小说。在梁、夏、康等人看来，小说既具备如此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理应为救亡图存之志士所用，应当改革旧式小说，清除其中的陈腐思想和颓败风气，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小说，以利用其优越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改良群治”、传播新知。
梁在批判旧小说时，将其归为“不出诲淫诲盗两端”，甚至还将民风颓坏通通归之于“小说之故”，“小说之在一群也 ，既已如空气如菽粟 ，欲避不得避 ，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 。”小说对于人群既然这样重要，如果它“含有秽质 ”“含有毒 ”，那么，受它影响的人群“老病苦死，终不可得救”。据此，梁启超推断“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 可以识矣 。” 谓旧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今天看来，梁启超等人在对传统小说的批判上确有偏颇之处。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梁的良苦用心可见。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大国崛起，西学渐成主流，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病也在域外强势文化的比对下日渐显现，引进西学、革新思想成为时之所迫。作为思想界的领袖，梁启超等人要求文化革新的愿望极为迫切。而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抨击否定传统思想文化，才能在当时的思想领地上为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腾出空余，从而更新改造时人的思想结构。
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对于小说文体本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从旧时的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的小道变为启迪“国民之魂”的“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及实践初步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内容和主题，小说不再局限于神鬼奇谈、男女饮食的消遣性文字，而可以寄寓人生理想，政治抱负，成为“文以载道”的严肃文学。但是，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的重视，是建立在其对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期待上的，而非基于对小说文体本身的艺术魅力的認识。因戊戌政变流亡海外的梁启超 ，其维新的重心开始由依靠皇帝的自上而下的政 治改良转向面向国民的“新民”思想的宣传。故此，梁一到日本横滨就接连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小说新民”作为梁启超办《新小说》杂志的主旨，早在其办《新民丛报》时就开始构想和宣传 。“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 。可见新小说只是作者 “新民”的一个手段。然而事实上，小说的政治功用性是建立在其艺术性的基础上的，要不然既有法律、哲学，又何须以小说作为传播新知、启蒙国民的工具。这正是梁启超等人小说理论当中的“盲点”，即对“写什么”的过分重视，而对“好在哪”，“如何写”的轻视忽略。
梁启超的尝试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就集中体现了其小说理论中的缺陷。梁在小说当中为中国未来发展划定了蓝图，从各省独立到成立联邦共和国到联合黄种诸国对抗白种诸国直至世界万国和平。梁启超的救国图强梦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但是其“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连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该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榷史非榷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纵观当时的知识界，以政论取代世情，以思想取代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梁启超的小说，虽然缺乏艺术形式，却在主题内容上极大地迎合了学界的潮流，引起当时文人共鸣。然而，这却远未达到梁等人所期待的启蒙国民的效用。启蒙对象与小说的实际读者发生了错位，梁启超等人寄寓在小说上的政治宣传功能，因为其艺术性的缺失而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人对风行的政治小说之缺乏艺术美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写道，“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黄摩西鲜明地阐明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与哲学、科学、道德相区别，它的本质是美。他认为“文家所忌，莫如故为关系”，将道义教化生搬硬套进小说，是对文体形式的扭曲损害，也起不到感染人心的作用，应该让小说完成“诚、善、美”的统一。而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也对小说的地位做了较为恰当的评价。他认为小说是一种以娱乐的方式促社会之发展的文学形式。晚清以前对于小说过分轻视，而今对小说又过分看重，以为“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事实上，“小说固不足以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他将小说定义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小说以审美的方式感动人。改造社会，足见徐念慈对小说审美属性的重视。黄摩西、徐念慈等人的观点与当时文界的普遍风气殊异，他们看待小说的方式较为理性和冷静，有关小说的理论也较梁启超等人精细，这是对当时《新小说》阵营过激言论的一个纠偏。
黄、徐等人以《小说林》（创刊于1907年）为阵地开展文学活动。《小说林》创刊号当中的诸篇文章可以视为黄、徐等人小说观念的集中体现。在《小说林缘起》当中，徐念慈援引黑格尔《美学》中的艺术观念为自己的文章佐证，提出了自己的小说美学理想。徐认为小说应当以理想美学和情感美学为上乘，并具备理想性、特殊性、情感性、形象性、超越性。其《余之小说观》中蕴藏了中国现代小说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萌芽。但其观点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小说以开启民智、传播新知，因此并未堕入鸳蝴派过度娱乐化媚俗化的境地，但也不太可能产生像欧洲十九世纪末期以王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倾向，一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允许，二是当时的小说艺术技巧并未发展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程度。
晚清小说界革命确实带来了小说理论观念的更新。但是，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仍停留在“小说应如何”以及“写什么”的观念探索上，对于“小说怎么写”的叙事理论鲜有涉及。事实上，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政治观念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曲折的命运故事和丰满的人物性格中传达思想和新知。
陈平原先生认为，叙事方式才是晚清新小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主题意识与题材类型可以直接地进入人的意识范畴，但是叙事技巧和叙事方式的运用却需要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反复锤炼。晚清新小说家通过阅读域外小说，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小说技法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们从政治小说中学会了发表议论，从侦探小说中学会了设置悬念，从言情小说中学会了深入细腻地刻画心理，在叙事方式上也打破了惯常的顺时叙述、全知视角，开始使用倒叙、插叙和限制视角。但这些仅仅是一个开端，是为中国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由粗糙生硬走向成熟精致的铺叙和积淀。
（作者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副教授）
夏增佑认为，小说有五大特点——书面化、口语化、描写化、日常化和理想化，这使其与别种文体相比，在大众传播上更具优越性：“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梁启超本人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中，将小说对于人心的深刻影响归结为“熏浸刺提”四力，极言小说塑造人心的“不可思议之力量”。这“四力”的提法使用的是佛教术语，对其解释，也是使用的东方佛教描述方式，以佛法（熏、浸、刺、提）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来比附小说对读者的心理影响，从时间与空间、渐与顿、外与内等几个对立范畴分析“小说支配人道的巨大作用”，“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用之于恶 ，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唯小说 。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 。” 维新派的领军人物，竭力鼓吹君主立宪的康有为也开始大力倡导起小说。在梁、夏、康等人看来，小说既具备如此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理应为救亡图存之志士所用，应当改革旧式小说，清除其中的陈腐思想和颓败风气，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小说，以利用其优越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改良群治”、传播新知。
梁在批判旧小说时，将其归为“不出诲淫诲盗两端”，甚至还将民风颓坏通通归之于“小说之故”，“小说之在一群也 ，既已如空气如菽粟 ，欲避不得避 ，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 。”小说对于人群既然这样重要，如果它“含有秽质 ”“含有毒 ”，那么，受它影响的人群“老病苦死，终不可得救”。据此，梁启超推断“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 可以识矣 。” 谓旧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今天看来，梁启超等人在对传统小说的批判上确有偏颇之处。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梁的良苦用心可见。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大国崛起，西学渐成主流，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病也在域外强势文化的比对下日渐显现，引进西学、革新思想成为时之所迫。作为思想界的领袖，梁启超等人要求文化革新的愿望极为迫切。而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抨击否定传统思想文化，才能在当时的思想领地上为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腾出空余，从而更新改造时人的思想结构。
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对于小说文体本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从旧时的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的小道变为启迪“国民之魂”的“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及实践初步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内容和主题，小说不再局限于神鬼奇谈、男女饮食的消遣性文字，而可以寄寓人生理想，政治抱负，成为“文以载道”的严肃文学。但是，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的重视，是建立在其对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期待上的，而非基于对小说文体本身的艺术魅力的認识。因戊戌政变流亡海外的梁启超 ，其维新的重心开始由依靠皇帝的自上而下的政 治改良转向面向国民的“新民”思想的宣传。故此，梁一到日本横滨就接连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小说新民”作为梁启超办《新小说》杂志的主旨，早在其办《新民丛报》时就开始构想和宣传 。“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 。可见新小说只是作者 “新民”的一个手段。然而事实上，小说的政治功用性是建立在其艺术性的基础上的，要不然既有法律、哲学，又何须以小说作为传播新知、启蒙国民的工具。这正是梁启超等人小说理论当中的“盲点”，即对“写什么”的过分重视，而对“好在哪”，“如何写”的轻视忽略。
梁启超的尝试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就集中体现了其小说理论中的缺陷。梁在小说当中为中国未来发展划定了蓝图，从各省独立到成立联邦共和国到联合黄种诸国对抗白种诸国直至世界万国和平。梁启超的救国图强梦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但是其“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连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该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榷史非榷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纵观当时的知识界，以政论取代世情，以思想取代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梁启超的小说，虽然缺乏艺术形式，却在主题内容上极大地迎合了学界的潮流，引起当时文人共鸣。然而，这却远未达到梁等人所期待的启蒙国民的效用。启蒙对象与小说的实际读者发生了错位，梁启超等人寄寓在小说上的政治宣传功能，因为其艺术性的缺失而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人对风行的政治小说之缺乏艺术美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写道，“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黄摩西鲜明地阐明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与哲学、科学、道德相区别，它的本质是美。他认为“文家所忌，莫如故为关系”，将道义教化生搬硬套进小说，是对文体形式的扭曲损害，也起不到感染人心的作用，应该让小说完成“诚、善、美”的统一。而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也对小说的地位做了较为恰当的评价。他认为小说是一种以娱乐的方式促社会之发展的文学形式。晚清以前对于小说过分轻视，而今对小说又过分看重，以为“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事实上，“小说固不足以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他将小说定义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小说以审美的方式感动人。改造社会，足见徐念慈对小说审美属性的重视。黄摩西、徐念慈等人的观点与当时文界的普遍风气殊异，他们看待小说的方式较为理性和冷静，有关小说的理论也较梁启超等人精细，这是对当时《新小说》阵营过激言论的一个纠偏。
黄、徐等人以《小说林》（创刊于1907年）为阵地开展文学活动。《小说林》创刊号当中的诸篇文章可以视为黄、徐等人小说观念的集中体现。在《小说林缘起》当中，徐念慈援引黑格尔《美学》中的艺术观念为自己的文章佐证，提出了自己的小说美学理想。徐认为小说应当以理想美学和情感美学为上乘，并具备理想性、特殊性、情感性、形象性、超越性。其《余之小说观》中蕴藏了中国现代小说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萌芽。但其观点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小说以开启民智、传播新知，因此并未堕入鸳蝴派过度娱乐化媚俗化的境地，但也不太可能产生像欧洲十九世纪末期以王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倾向，一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允许，二是当时的小说艺术技巧并未发展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程度。
晚清小说界革命确实带来了小说理论观念的更新。但是，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仍停留在“小说应如何”以及“写什么”的观念探索上，对于“小说怎么写”的叙事理论鲜有涉及。事实上，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政治观念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曲折的命运故事和丰满的人物性格中传达思想和新知。
陈平原先生认为，叙事方式才是晚清新小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主题意识与题材类型可以直接地进入人的意识范畴，但是叙事技巧和叙事方式的运用却需要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反复锤炼。晚清新小说家通过阅读域外小说，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小说技法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们从政治小说中学会了发表议论，从侦探小说中学会了设置悬念，从言情小说中学会了深入细腻地刻画心理，在叙事方式上也打破了惯常的顺时叙述、全知视角，开始使用倒叙、插叙和限制视角。但这些仅仅是一个开端，是为中国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由粗糙生硬走向成熟精致的铺叙和积淀。
（作者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