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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北京大医院工作回侗乡、八旬高龄坚持坐诊、进村入户做手术……关于这对边城夫妻“大医师”，流传着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新晃人民医院，外科门诊，两张老办公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银发老人。杨文钦正在给病人检查，动作比年轻人缓慢一些，但却十分熟练、仔细，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带着老花镜，静静地登记着病患信息。这样的画面，让医院显得格外祥和、宁静与温暖。
杨文钦出生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科赖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侗家孩子。1952年，20岁的他品学兼优，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高考前夕，学校打算让他学理工科，他知道后很着急，找到预科班的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师遂了他的心愿，把他调整到了学校医学预科班，保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
相爱的侗家小伙与藏族姑娘，毕业双双留京
转到医学预科班，杨文钦不仅实现了学医的愿望，也遇见了他相知相守六十载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也是地方选送上来的民族生，她来自《康定情歌》的故乡——四川康定，像是歌里走出来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是弯弯地含着笑，仿佛会说话。
他俩都来自民族地区，都怀抱着一腔回报家乡的热情。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小伙颇有好感。
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为不久后的天各一方而依依惜别，更为即将回乡大展拳脚而踌躇满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击掌立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健康服务50年。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乎意料，杨文钦的一、二、三志愿都填了回民族地区服务，可是却被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班上的同学们和他一样，基本上都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而扎西志玛被分配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因为都留在了北京，杨文钦终于勇敢地向扎西志玛敞开了心扉，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毅然离京回乡，在扶罗卫生院行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7年光阴。杨文钦与扎西志玛的大儿子已经5岁，女儿也即将出生。
“文革”对医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们，成了批斗对象。杨文钦被安排在了医疗点，为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做医疗服务。
“这样下去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正是回家乡服务的好时机。”1968年，杨文钦向怀孕的妻子征求意见，没想到扎西志玛比他还要积极、坚定，她说：“咱们当时学医，不就是说好了要为缺医少药的百姓服务吗？家乡比北京更需要我们，应该要回去。”
不久，杨文钦便办好了调动手续，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时的新晃人民医院，比杨文钦想象中更简陋，三栋平房，一台X光机，仅能做割阑尾、疝气等中下腹部小手术，大手术都要转到贵州铜仁等地的医院。杨文钦被分配到了扶罗卫生院，条件更为艰苦，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完全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就想办法创造医疗条件。他回到北京求援，北大医院欣然应允，打开了医院赴西北医疗队的器械库房，任他挑选，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费用。杨文钦又选购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等设备，扶罗卫生院的“戏台”终于搭了起来。
夫唱妇随，夫妻医生享誉湘黔边区
夫唱妇随，女儿杨京华出生仅4个月，扎西志玛不顾单位的挽留，带着孩子来到了扶罗卫生院。
从北京大医院来了一对“大医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求医的人住满了扶罗卫生院、街上旅店和附近村民家中。
当时，扶罗卫生院人员少，工作量大，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都来。村里的小水电站，只能晚上供电，夫妻俩常常是白天看病，晚上接着做手术。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杨文钦就给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麻醉、打下手，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来负责麻醉，有时候遇上大手术，夫妻俩还要一起上手术台。
弓判村一位66岁的村民龙美生得了怪病，肚子肿得比孕妇还要大，一吃东西就吐，身体瘦得皮包骨。村里人都觉得没救了，可是经杨文钦诊治后，判断是卵巢囊肿。夫妻俩为病人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自己掏钱为病人买来了奶粉、百合粉、鸡蛋，为病人调养身体，增强体质。一个月后，终于顺利进行了手术，成功摘除了一个重达26公斤的卵巢囊肿。
为了让边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治，夫妻俩还进村入户，送手术上门。
山高路远又不通车，他们常常挑着手术器械，从清晨走到天黑。送手术上门的途中，杨文钦差点送了命。一次在丈溪村做完手术后，天早已黑透。杨文钦在返回的途中被毒蛇咬了脚背。当晚，他的腿就肿成了“小水桶”，闻讯赶来的扎西志玛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心疼地说：“都怪我，要是我陪着你，就不会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扶罗镇的几年时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村子，上门做手术数百例。
八旬高龄，每年医治病人8000多人次
1996年，辛苦了一辈子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退休了。许多外地的私立医院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婉言谢绝了，而是在院领导的挽留下，继续留守县人民医院。
如今，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都已八旬高龄，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了，可他们还是坚持坐诊，每年医治的病人达8000多人次。
夫妇俩被称为医院的“宝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有时中午忙到一点多，下午两点半又准时坐诊，从不迟到。
扎西志玛因为身体问题，去年已经不再坐诊，可是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每天清晨，杨文钦都会牵着扎西志玛的手，相互搀扶着来到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
扎西志玛离不开杨文钦，一会儿见不到就会满心焦急，杨文钦也不放心留妻子待在家里，他总是说，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杨文钦也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短暂性脑缺血住院两次，可每次一出院，就马上回到医院坐诊。
女儿责怪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可是他却笑着说：“我去医院坐诊比在家里休息更舒服，很多病人远道而来专程找我看病，他们看不成病，我也不安心。”
扎西志玛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甚至会认不出医院的老同事。可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她和丈夫牵着手走了几十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在医院，常有病人问：“杨院长，下次我来复诊您还在不在这看病呀？”杨文钦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资格退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会帮病人看一天病。
杨文钦和扎西志玛的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不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知名专家。问他们回来后不后悔，他们总说，人有不同的活法，为家乡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服务，受到大家的尊敬，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完成了年少时的心愿，人生没有遗憾。
在新晃人民医院，外科门诊，两张老办公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银发老人。杨文钦正在给病人检查，动作比年轻人缓慢一些，但却十分熟练、仔细，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带着老花镜，静静地登记着病患信息。这样的画面，让医院显得格外祥和、宁静与温暖。
杨文钦出生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科赖村一个农民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侗家孩子。1952年，20岁的他品学兼优，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高考前夕，学校打算让他学理工科，他知道后很着急，找到预科班的老师，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师遂了他的心愿，把他调整到了学校医学预科班，保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
相爱的侗家小伙与藏族姑娘，毕业双双留京
转到医学预科班，杨文钦不仅实现了学医的愿望，也遇见了他相知相守六十载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也是地方选送上来的民族生，她来自《康定情歌》的故乡——四川康定，像是歌里走出来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是弯弯地含着笑，仿佛会说话。
他俩都来自民族地区，都怀抱着一腔回报家乡的热情。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小伙颇有好感。
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为不久后的天各一方而依依惜别，更为即将回乡大展拳脚而踌躇满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击掌立誓，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健康服务50年。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乎意料，杨文钦的一、二、三志愿都填了回民族地区服务，可是却被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班上的同学们和他一样，基本上都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而扎西志玛被分配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因为都留在了北京，杨文钦终于勇敢地向扎西志玛敞开了心扉，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
毅然离京回乡，在扶罗卫生院行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7年光阴。杨文钦与扎西志玛的大儿子已经5岁，女儿也即将出生。
“文革”对医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们，成了批斗对象。杨文钦被安排在了医疗点，为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做医疗服务。
“这样下去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正是回家乡服务的好时机。”1968年，杨文钦向怀孕的妻子征求意见，没想到扎西志玛比他还要积极、坚定，她说：“咱们当时学医，不就是说好了要为缺医少药的百姓服务吗？家乡比北京更需要我们，应该要回去。”
不久，杨文钦便办好了调动手续，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时的新晃人民医院，比杨文钦想象中更简陋，三栋平房，一台X光机，仅能做割阑尾、疝气等中下腹部小手术，大手术都要转到贵州铜仁等地的医院。杨文钦被分配到了扶罗卫生院，条件更为艰苦，仅有一间旧平房，6张病床，完全不具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条件差、缺设备，杨文钦就想办法创造医疗条件。他回到北京求援，北大医院欣然应允，打开了医院赴西北医疗队的器械库房，任他挑选，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费用。杨文钦又选购了手术照明灯、手提式麻醉机等设备，扶罗卫生院的“戏台”终于搭了起来。
夫唱妇随，夫妻医生享誉湘黔边区
夫唱妇随，女儿杨京华出生仅4个月，扎西志玛不顾单位的挽留，带着孩子来到了扶罗卫生院。
从北京大医院来了一对“大医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慕名求医的人住满了扶罗卫生院、街上旅店和附近村民家中。
当时，扶罗卫生院人员少，工作量大，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都来。村里的小水电站，只能晚上供电，夫妻俩常常是白天看病，晚上接着做手术。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杨文钦就给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麻醉、打下手，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来负责麻醉，有时候遇上大手术，夫妻俩还要一起上手术台。
弓判村一位66岁的村民龙美生得了怪病，肚子肿得比孕妇还要大，一吃东西就吐，身体瘦得皮包骨。村里人都觉得没救了，可是经杨文钦诊治后，判断是卵巢囊肿。夫妻俩为病人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自己掏钱为病人买来了奶粉、百合粉、鸡蛋，为病人调养身体，增强体质。一个月后，终于顺利进行了手术，成功摘除了一个重达26公斤的卵巢囊肿。
为了让边远地区村民更方便地得到救治，夫妻俩还进村入户，送手术上门。
山高路远又不通车，他们常常挑着手术器械，从清晨走到天黑。送手术上门的途中，杨文钦差点送了命。一次在丈溪村做完手术后，天早已黑透。杨文钦在返回的途中被毒蛇咬了脚背。当晚，他的腿就肿成了“小水桶”，闻讯赶来的扎西志玛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心疼地说：“都怪我，要是我陪着你，就不会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扶罗镇的几年时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村子，上门做手术数百例。
八旬高龄，每年医治病人8000多人次
1996年，辛苦了一辈子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退休了。许多外地的私立医院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高薪聘请他们去坐诊，他们都婉言谢绝了，而是在院领导的挽留下，继续留守县人民医院。
如今，杨文钦和扎西志玛都已八旬高龄，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了，可他们还是坚持坐诊，每年医治的病人达8000多人次。
夫妇俩被称为医院的“宝贝”，找他们看病的人是最多的。他们总是认真看完每个病人才下班，有时中午忙到一点多，下午两点半又准时坐诊，从不迟到。
扎西志玛因为身体问题，去年已经不再坐诊，可是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每天清晨，杨文钦都会牵着扎西志玛的手，相互搀扶着来到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
扎西志玛离不开杨文钦，一会儿见不到就会满心焦急，杨文钦也不放心留妻子待在家里，他总是说，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杨文钦也有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短暂性脑缺血住院两次，可每次一出院，就马上回到医院坐诊。
女儿责怪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可是他却笑着说：“我去医院坐诊比在家里休息更舒服，很多病人远道而来专程找我看病，他们看不成病，我也不安心。”
扎西志玛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甚至会认不出医院的老同事。可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她和丈夫牵着手走了几十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在医院，常有病人问：“杨院长，下次我来复诊您还在不在这看病呀？”杨文钦总是笑着说，我现在还没资格退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会帮病人看一天病。
杨文钦和扎西志玛的同学大部分都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也不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知名专家。问他们回来后不后悔，他们总说，人有不同的活法，为家乡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服务，受到大家的尊敬，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们完成了年少时的心愿，人生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