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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服刑人员家人的采访中，最难交流的是他（她）们的配偶。找到他们就比较难。真正面对面了，他们总是说很忙，没有时间；或者说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确实的，他们很忙，而更主要的，是他们不愿意去谈及自己正在服刑的丈夫或者妻子，不愿意把现在和过去相比，不愿意把自己现下窘迫的困境显露给不相干的人来看。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通过各种途径，用自己的诚意感动对方，了解到一些情况。
有时候，体力上的劳累、经济上的窘困、生活上的困难等等，不一定是最难忍受的，精神上的困扰和折磨，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大，更难忍受。
季节，已是深秋，时间，大约是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我和女记者小姜在一片山坡地上找到了童桂芬。她正在刨红薯，当地土名叫“山芋”。童桂芬35岁，虽经风吹日晒，皮肤倒不见很黑，人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看上去很干净利落。从后面看过去，随着她干活的动作起伏，腰肢的扭动也很有韵味。但她对我们很不热情。打了招呼以后，童桂芬仍然在干她的活，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我们俩也没直接采访，干脆帮她把刨出来的山芋简单地去去泥，抱到地头堆起来；又把山芋藤也抱到地头，堆在一起。
艳阳柔和的光芒洒在大地上，虽有一阵阵山风不时吹过，却不觉得很寒冷。童桂芬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于是，我们就这么一边干活，一边断断续续地聊着。
童桂芬和黄天华是同村人，又是同学，从小学直到初中。初中毕业后，童桂芬就辍学了，黄天华又上了高中，毕业后没考上正规大学，那些收钱多的学校他没法上，也就回家了。
才上中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他们俩“好”。其实大家也是说说玩的，因为他们同村，同学，又是一男一女。哪知他们俩让别人这么说说还真说出那么点意思来，后来还真的好上了。黄天华读书比较灵，成绩不错，只是因为山村学校的老师水平不高，又常常想着自家的菜地和猪啊鸡啊等等，放在学生身上的精力有限，黄天华们得到的教育也就可想而知，高考名落孙山也就不为奇怪了。
回家以后，黄天华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跟田地为伴，也不愿意和村上年轻人一样到城里卖苦力。他到城里闯荡了两三个月之后，就鼓捣了一辆半新不旧的三轮车，租了两间小平房，开了一个废旧物品收购站。这个事儿虽然也比较辛苦，但是相对自由，自己又当伙计又当老板，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也没有工资被拖欠的担心。别的人开收购站只租一间房，再东拼西搭，堆放收来的物品。黄天华爱干净，自己住的房间里只堆了些书籍、报纸之类，其它的东西就放在另一间房里。好在黄天华头脑活络，为人机灵，两三年下来，十几家机关单位居然成了他的定点联系单位，近百户人家和他建立了经常联系。他也不厌其烦，随叫随到。
那一年，瓜熟蒂落，黄天华和童桂芬成亲了。结婚以后，童桂芬随丈夫到了城里，也学会了踩三轮。在城里人的漠视中，夫妻俩经过八年的打拼，居然聚起一笔不算太小的财富，回家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在此期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要命的是，黄天华沾上了一个坏毛病：赌。
才开始的时候，几个踩三轮收破烂的碰到一起，找一个背阴避风的地方甩几把扑克，输赢也不过头二十块钱。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大，占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黄天华也不复当初那么勤快，很多事都落到童桂芬一个女子身上。再说了，久赌必输，越输越想翻本，下场很是难堪。黄天华做出了一个更坏的选择：偷。白天，他到有的单位收购废旧物品时瞟好目标，选好线路，晚上就去动手，虽然也成功了几次。不过，最后还是给抓了个正着，判了五年半。
丈夫出了事，童桂芬在城里又撑了一两个月，觉得挨不下去，就带着孩子回到乡下。
童桂芬说，自己虽然一个单身女子带着一个孩子，干农活有点吃累，但仗着年轻力壮，还有两家老人和兄弟姐妹的帮忙关照，马马虎虎也能过下去。自己就是个农村人，从小干活苦惯了，累惯了，也没感到有什么。当初在城里的时候，看到丈夫那么大赌特赌，自己也悄悄存了一点私房钱，经济上也暂时没感到很困难。丈夫坐牢两年一个月了，估计挨到他出来没有多大问题。
童桂芬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犹豫了半天，最后说，最难过的事，你们也能想到，就是老有人来找你麻烦。
在童桂芬一再嘱咐，我们一再保证以后，她告诉我们，村上有个干部，快五十岁了，按辈分应该叫自己“婶子”。这个人经常以关心、了解情况为由，到童桂芬家来。才开始，他还正儿八经的问一些情况；后来，就经常说一些话来挑逗撩拨，童桂芬也只能装作不懂，照样客客气气地倒茶递水；再后来，这个人就动手动脚，拍拍打打。童桂芬是又气又急又不好发作喊叫，处境很是狼狈。从古以来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自己现在就像个寡妇，碰到这种情况只能是打掉牙齿朝肚子里吞，没有地方没有人好说的。万一真传出去，自己就是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了。
童桂芬对我们说，真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只能用很结实的带子打上死结。连我自己要解手都很费事。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都放把刀子。唉，这个日子真难过呵。现在想想就很恨黄天华，让我们母子落到这步田地。要是他不赌、不偷，我们怎么会这样呢？
在江苏省某监狱，在狱服刑的黄天华对我们说，我和老婆是自由恋爱，不是父母定的亲。我们彼此知根知底，感情很好，她隔一两个月都会来会见，对我很好。她说家里边也不错。出去以后，我要再创业，让她过好一点，给她补偿。
看着黄天华，想到童桂芬的嘱咐，我什么也没说，只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后面的时间能平安度过，不要发生什么故事；但愿黄天华好好表现，早日回家，那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故事了。
生活的变故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这种改变究竟有多大，对自己、对他人；对现在，对将来；对一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清。
2006年元旦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一个在公安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行动中抓到一批“小姐”，其中有一两个可能是我感兴趣的对象。于是，我立即赶到他说的地点，在那里，我采访了那个叫冯媛的女子。
第一眼看到冯媛的时候，还真不敢相信她已经31岁。她的个子中等，人也偏瘦，穿着打扮也比较典雅，看上去像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生，确实不像一个人们所说的“鸡”。但是，当她被带到我们面前坐下，毫不忸怩地伸出涂了猩红指甲的手要烟抽，并在点着烟后深深吸了一口又悠悠吐出时表现出的那种熟练和老到，却又显示出那种风尘女子的特点与做派。
房间里，挂在墙壁上的空调轻轻地嗡嗡响着，送出一阵阵暖风，每隔一段时间，它又会发出一种叹息似的响声，然后暂停一段工作，仿佛为眼前这位女子的堕落深深感慨。听听她自己怎么说的吧！
其实，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包括那些来找我们玩的客人，当面喊我们“小姐”，背后都叫我们“鸡”。我们也知道这一行不好。可是，我又能干什么呢？
我生在农村，父亲是大队书记，现在叫村书记，在当地还是很有威信的。我的上面有两个哥哥，就我一个女儿，在家很得宠。从小就没吃过多少苦。虽然也打过猪草，下过农田，但是只要我嫌累了，不想干了，掉头就回家。读书嘛，我的成绩一直中等。父亲也算对我很负责了，找了人，花了钱，把我送到县中上高中。但是我没为他争气，高考成绩不行。他又找了人，花了钱，让我上了一个三流大专学校，混了个大专毕业。
老实说，大学三年，我真没学到多少东西，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毕业了。所以找工作也很困难。我父亲又托人帮我找了几个工作，我也不愿去，因为待遇又低，要求还高。后来，我就认识了我的丈夫蒋宝生。他是浙江人，到江苏来做生意的，整整大我12岁。交往了几次以后，他就叫我到他的公司去做秘书，月工资1000元，奖金再说。1998年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三流学校的专科生，有这份待遇那是很高很高的了。第二天我就去报到上班了。工作很轻松，就是陪他去跟人家谈生意，接听电话并做记录，打扫一下办公室卫生，把办公室布置的有点文化品位等等。他对我很尊重，从不像人家想像的那样和我这样的女秘书有什么特别关系。出去谈生意或者朋友应酬，他也从不准人家灌我酒。其实，我的酒量天生还是不错的。人家笑他，说他心疼小秘护小秘，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我渐渐了解他多了一些，也真的喜欢上他。他除了年龄大一些，人长相差一点，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家人知道后，也没有很反对。就这样，我就嫁给了他，他一直对我很好。有了儿子后，他对我更好。不曾想去年他吃了官司，说是票据诈骗，判了六年。
是的，你说叫我怎么办？他一坐牢，公司也就倒了，我是没有本事撑起来。回娘家去，田已经没有了，有田我也种不来。再说，这样回去，也没人看得起，给人笑话。蒋宝生留了一点钱，但我也不愿坐吃山空。再说，年纪轻轻闲着没事也很难受。做这种事来钱快，又不要学问，也不要吃苦。你愿去就去，不愿去也没人管。儿子嘛，主要放他爷爷奶奶那里，有时也带到我父母那里住一阵子。他虽然小，却很乖，很懂事，老人都喜欢，都要他去。
老公嘛。我等他。他对我好，我就等他，让他还有一个家。噢，你说你要去找他，看看他，拜托你千万不要说我的事。要说就说我在打工，哪怕说我闲逛到处玩都行，求求你了。
看到冯媛着急的样子，我答应了她。她千恩万谢地走了。
结束采访，我信步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到底已是冬天，虽然白天不冷，晚上的凉风却已裹着阵阵寒意袭来。我重重地做了几个深呼吸，觉得胸中的压抑和不适减轻了许多，脑袋也为之一爽。
2006年的四月份，我在江苏省西北部的一所监狱和蒋宝生见了一面。他果然生得很不英俊，皮肤很白但很粗，汗毛孔清晰可见，坑坑洼洼的脸上长了一个蒜头鼻，鼻尖血红血红的。提到妻子，他顿时笑开了颜。说，她一个大学生嫁给我这个做小买卖的农民，本身就委屈了。她又年轻又漂亮，我又老又丑，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了。难得的是她对我很好，来看我好多次了。每次来都给我带吃的用的，还要我安心服刑，安心改造，她会给我带好儿子，等我回家。不瞒你说，那些见过小媛的同改都是既羡慕又嫉妒，问老蒋你是怎么把她骗上手的。唉，我自己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福气，找了这么个好老婆，我的爸妈和我姐姐也夸她好，要我好好待她。
看着蒋宝生那幸福满足的样子，我暗暗满意自己不是大嘴巴、长舌头，没说不该说的话。是的，让这个蒋宝生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服刑，不也挺好吗？
人与人之间往往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体谅。如果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和矛盾也就不复存在。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那么一个宽阔的胸怀。
王信是徐州市一个水果摊的摊主。这个水果摊的门面不大，经营的品种却很丰富。时下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吃水果有益于身体健康，都愿意拿出钱来买水果，于是王信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听到我们要采访他，他就很不耐烦；再听说是为他老婆的事而来的，他就更不高兴，连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走吧，不要耽误我做生意。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们是先到过南通女子监狱，经那里的民警介绍推荐，才到徐州来找他的。听到这话，王信回嗔作喜，说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就是再忙，也要接待你们的嘛。于是喊出他的母亲照看店面，邀我们到后面去谈。
这是一种前店后家的形式。后面的地方也不大，挨挨挤挤放了三四张床。旁边还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坯房，坯房里面放的是一些炊具。地上摆了几样蔬菜。尽管很挤，家具也是破旧灰暗的，但收拾得还是挺干净，床上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王信说，他和季玉花认识，大概是在四五年前。那时候，季玉花拖着两个孩子，在菜场里卖菜。而王信自己呢，妻子患癌症拖了两三年终于离他而去，留下一个5岁的儿子。失妻的痛苦、孩子的拖累、欠下的债务等等，使得王信的情绪很低沉。这个季玉花虽然日子过得也很艰难，但是人却很乐观，没说几句话就笑；而且人也很勤快利索，第一次到王信的摊店来，就一边和他说着话一边帮他整理收拾。等到她离去后王信才发现，自己那个窝窝囊囊的家变得整洁干净，看上去舒服多了。不知怎的，王信的心情，也变得阳光多了。
就这样，认识一个多月后，季玉花就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搬了过来，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新家。
季玉花虽然是四川人，但是也能说比较地道的徐州话。两个人到一起后，经济上虽然仍很紧张，但是日子过得还比较开心。季玉花对待几个孩子也比较公平，没有做后母的偏心。几个孩子相处的也比较好。而且，她不仅干活快，手也比较巧，烧菜，做事，绝对是行家里手。皮肤虽然偏黑一点，但脸模子长得很周正，身材也颇不错，虽不能说是婀娜多姿，倒也能称得是凸凹有致。王信在心里边私下比较，觉得季玉花比已经故去的发妻各方面似乎都要强一些，而且季玉花为人随和，很有人缘。王信带她回自己家去，她和王信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一见就很投缘。特别是王信的母亲，私下里对王信说，信儿啊，你要好好待这个媳妇啊，她家离这里老远，你不能欺负人家。
哪知道这好日子才过了半年，季玉花却被警察抓走了，说她是人贩子，而且是人贩子头头、那个“二哥”的情妇。这个案子，王信还有点印象，他在电视上看到过。他那种惊愕、气愤还有各种情绪感受，真正是难以言表，无法说得清。那个日子里，也真正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比过去更糟糕。以前他是带着一个儿子，现在则是三个孩子的爹。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几个孩子都送到乡下自己的父母身边请他们代为照看。至于季玉花这边，他是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想知道。开庭的时候，他也坚决不去；司法机关要他提供证言证词，他也只说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他的情绪跌落到冰点。
也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他突然收到一封南通女子监狱的来信，通知他去探视妻子季玉花。他立刻一股无名火冲上脑门，愤愤地把信扔到地上。以后，又来过两三封信，其中一封摸上去还挺厚。不过王信可不管这些，只要一看信封上有南通字样，他就看也不看，扔到旁边。
在此期间，他还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同一个女的打来的，告诉王信自己是南通女子监狱的警察，说现在季玉花正在她们那里服刑，很需要王信的帮助，希望王信去探视。王信每次都很生硬地回答“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只要一听到那个电话，他就挂断了。是的，他在心里面是恨透了季玉花，他暗下决心，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他甚至在想她带来的那两个孩子怎么办的问题。
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的母亲和弟弟带了两个女的来到了他的水果铺，并介绍说，这是南通女子监狱的民警，专程来找他谈谈季玉花的事。俗话说，打人不打脸。人家那么大老远地找上门来，又是两个女的，何况还有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在场，王信再不愿意，也只得让座，还让弟弟为客人倒水。
王信的母亲说，信儿啊，你再有气，再有委屈，也要先听人家民警同志把话说完。
一位女警察自我介绍说，她叫王宏，就负责季玉花所在的那个监区。季玉花到了监狱后，整日里躺在床上，水米不进。管教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她谈了很多次的话，想了很多办法，她才恢复了吃喝，同时也向民警说出了心里话，担心自己的孩子没人照应，担心王信知道真实情况后与自己分道扬镳。王宏说，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就给你发了通知，要你去探视，就是让你们自己交流，自己说开，自己决定后面怎么办。结果没有回音。我又写了一封信，把季玉花的情况具体地作了介绍，结果还是没有回音。我又打了几次电话给你，你不愿多说，后来干脆不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登门拜访了。
王信不好意思地笑笑，心想这姑娘圆圆的脸，白净的皮肤，看上去比季玉花小了好几岁，不知道怎么去管她们这些老油条。
王宏又说，冲着季玉花在监狱里还在挂念小孩，担心你跟她分手，就说明她还有良心，还有母爱，就还有教育挽救的可能；也说明她对你是真有感情，对你这个家是真有牵挂。本家大哥，我也想对你说一句。提到季玉花你就生气，说明你心里还有她，你还很看重她对你的态度。否则的话，任她是好是坏，是死是活，你都无动于衷，那你们的关系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这几句话一说，王信真的对王宏刮目相看了。他想自己也确实如王宏所说，一边恨季玉花，一边又老是出现她的音容笑貌。现在王宏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自己真的对季玉花很有感情哩。
王妈妈在旁边说，信儿啊，这个媳妇你是要还是不要啊？要，你就去看一看，说说话，也安安她的心。不要，你也去看一看，把事情摆上桌子讲清楚，总算夫妻一场嘛。
王信低着头应着：好，好。
没几天，王信就带了孩子去南通女子监狱探视。经监狱领导批准，专门让他们一家单独进行了会见。季玉花原原本本诉说了自己从被拐卖到拐卖别人的堕落过程，诉说了自己的真心忏悔。王信说，那行，我等你。孩子我带着，不会让他们饿着冻着，你在里面要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回去。要是再有点这个那个的，我们的缘分就算完了。
王信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个很讲信用的人。回去以后，他就和父母兄弟姐妹讲明了情况，请母亲进城帮他照看孩子，他自己则起早摸黑，努力赚更多的钱，来维持这个家。其中的艰难辛苦，就不去细说了。2007年春节前夕，笔者去徐州办事。顺带去王信的水果铺看了看，一切还是老样子，王信也没见老，精神也不错。见到我，他说，快了，玉花快回来了。2007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收到了季玉花亲手做的几张贺卡。季玉花还告诉王信，自己获减刑一年。如果一切正常，最迟明年，自己就可以回家过五一劳动节。
哦，听到这个消息，阳光总在风雨后，付出总有回报、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连串的句子簇拥进我的脑海。王信呵，季玉花啊，愿你们珍惜生活，一路走好。
服刑人员的犯罪入狱造成了许多家庭陷入了困境，特别是经济和生活的困难，这些困难大部分落在了其配偶身上，给他们的身心以极大的摧残，也酿成了许多家庭的婚变，笔者采访过很多在狱服刑人员，他们对自己的配偶在自己落难的关键时刻弃家弃己而去表现出极大的愤怒甚至是切齿痛恨，以致个别爱走极端者千方百计想脱逃出去杀了“那个没良心的”。其实，如果这些人肯做一个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想一想，可能愤怒就会减少许多，反应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到时各自飞。其实，也有很多讲情义讲道德的人们，尽管自己的丈夫或是妻子走上了犯罪道路，给自己，给家庭带来了很大伤害。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撇下自己的配偶，而是忍辱负重，苦苦撑持着风雨飘摇的家。笔者无意去夸大其困难与问题，只是从中选几个故事叙写给大家看，以期引起关注。
确实的，他们很忙，而更主要的，是他们不愿意去谈及自己正在服刑的丈夫或者妻子，不愿意把现在和过去相比，不愿意把自己现下窘迫的困境显露给不相干的人来看。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通过各种途径，用自己的诚意感动对方，了解到一些情况。
有时候，体力上的劳累、经济上的窘困、生活上的困难等等，不一定是最难忍受的，精神上的困扰和折磨，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大，更难忍受。
季节，已是深秋，时间，大约是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我和女记者小姜在一片山坡地上找到了童桂芬。她正在刨红薯，当地土名叫“山芋”。童桂芬35岁，虽经风吹日晒，皮肤倒不见很黑，人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看上去很干净利落。从后面看过去，随着她干活的动作起伏，腰肢的扭动也很有韵味。但她对我们很不热情。打了招呼以后，童桂芬仍然在干她的活，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我们俩也没直接采访，干脆帮她把刨出来的山芋简单地去去泥，抱到地头堆起来；又把山芋藤也抱到地头，堆在一起。
艳阳柔和的光芒洒在大地上，虽有一阵阵山风不时吹过，却不觉得很寒冷。童桂芬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于是，我们就这么一边干活，一边断断续续地聊着。
童桂芬和黄天华是同村人，又是同学，从小学直到初中。初中毕业后，童桂芬就辍学了，黄天华又上了高中，毕业后没考上正规大学，那些收钱多的学校他没法上，也就回家了。
才上中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他们俩“好”。其实大家也是说说玩的，因为他们同村，同学，又是一男一女。哪知他们俩让别人这么说说还真说出那么点意思来，后来还真的好上了。黄天华读书比较灵，成绩不错，只是因为山村学校的老师水平不高，又常常想着自家的菜地和猪啊鸡啊等等，放在学生身上的精力有限，黄天华们得到的教育也就可想而知，高考名落孙山也就不为奇怪了。
回家以后，黄天华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跟田地为伴，也不愿意和村上年轻人一样到城里卖苦力。他到城里闯荡了两三个月之后，就鼓捣了一辆半新不旧的三轮车，租了两间小平房，开了一个废旧物品收购站。这个事儿虽然也比较辛苦，但是相对自由，自己又当伙计又当老板，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也没有工资被拖欠的担心。别的人开收购站只租一间房，再东拼西搭，堆放收来的物品。黄天华爱干净，自己住的房间里只堆了些书籍、报纸之类，其它的东西就放在另一间房里。好在黄天华头脑活络，为人机灵，两三年下来，十几家机关单位居然成了他的定点联系单位，近百户人家和他建立了经常联系。他也不厌其烦，随叫随到。
那一年，瓜熟蒂落，黄天华和童桂芬成亲了。结婚以后，童桂芬随丈夫到了城里，也学会了踩三轮。在城里人的漠视中，夫妻俩经过八年的打拼，居然聚起一笔不算太小的财富，回家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在此期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要命的是，黄天华沾上了一个坏毛病：赌。
才开始的时候，几个踩三轮收破烂的碰到一起，找一个背阴避风的地方甩几把扑克，输赢也不过头二十块钱。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大，占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黄天华也不复当初那么勤快，很多事都落到童桂芬一个女子身上。再说了，久赌必输，越输越想翻本，下场很是难堪。黄天华做出了一个更坏的选择：偷。白天，他到有的单位收购废旧物品时瞟好目标，选好线路，晚上就去动手，虽然也成功了几次。不过，最后还是给抓了个正着，判了五年半。
丈夫出了事，童桂芬在城里又撑了一两个月，觉得挨不下去，就带着孩子回到乡下。
童桂芬说，自己虽然一个单身女子带着一个孩子，干农活有点吃累，但仗着年轻力壮，还有两家老人和兄弟姐妹的帮忙关照，马马虎虎也能过下去。自己就是个农村人，从小干活苦惯了，累惯了，也没感到有什么。当初在城里的时候，看到丈夫那么大赌特赌，自己也悄悄存了一点私房钱，经济上也暂时没感到很困难。丈夫坐牢两年一个月了，估计挨到他出来没有多大问题。
童桂芬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犹豫了半天，最后说，最难过的事，你们也能想到，就是老有人来找你麻烦。
在童桂芬一再嘱咐，我们一再保证以后，她告诉我们，村上有个干部，快五十岁了，按辈分应该叫自己“婶子”。这个人经常以关心、了解情况为由，到童桂芬家来。才开始，他还正儿八经的问一些情况；后来，就经常说一些话来挑逗撩拨，童桂芬也只能装作不懂，照样客客气气地倒茶递水；再后来，这个人就动手动脚，拍拍打打。童桂芬是又气又急又不好发作喊叫，处境很是狼狈。从古以来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自己现在就像个寡妇，碰到这种情况只能是打掉牙齿朝肚子里吞，没有地方没有人好说的。万一真传出去，自己就是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了。
童桂芬对我们说，真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只能用很结实的带子打上死结。连我自己要解手都很费事。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都放把刀子。唉，这个日子真难过呵。现在想想就很恨黄天华，让我们母子落到这步田地。要是他不赌、不偷，我们怎么会这样呢？
在江苏省某监狱，在狱服刑的黄天华对我们说，我和老婆是自由恋爱，不是父母定的亲。我们彼此知根知底，感情很好，她隔一两个月都会来会见，对我很好。她说家里边也不错。出去以后，我要再创业，让她过好一点，给她补偿。
看着黄天华，想到童桂芬的嘱咐，我什么也没说，只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后面的时间能平安度过，不要发生什么故事；但愿黄天华好好表现，早日回家，那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故事了。
生活的变故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这种改变究竟有多大，对自己、对他人；对现在，对将来；对一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清。
2006年元旦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一个在公安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行动中抓到一批“小姐”，其中有一两个可能是我感兴趣的对象。于是，我立即赶到他说的地点，在那里，我采访了那个叫冯媛的女子。
第一眼看到冯媛的时候，还真不敢相信她已经31岁。她的个子中等，人也偏瘦，穿着打扮也比较典雅，看上去像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生，确实不像一个人们所说的“鸡”。但是，当她被带到我们面前坐下，毫不忸怩地伸出涂了猩红指甲的手要烟抽，并在点着烟后深深吸了一口又悠悠吐出时表现出的那种熟练和老到，却又显示出那种风尘女子的特点与做派。
房间里，挂在墙壁上的空调轻轻地嗡嗡响着，送出一阵阵暖风，每隔一段时间，它又会发出一种叹息似的响声，然后暂停一段工作，仿佛为眼前这位女子的堕落深深感慨。听听她自己怎么说的吧！
其实，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包括那些来找我们玩的客人，当面喊我们“小姐”，背后都叫我们“鸡”。我们也知道这一行不好。可是，我又能干什么呢？
我生在农村，父亲是大队书记，现在叫村书记，在当地还是很有威信的。我的上面有两个哥哥，就我一个女儿，在家很得宠。从小就没吃过多少苦。虽然也打过猪草，下过农田，但是只要我嫌累了，不想干了，掉头就回家。读书嘛，我的成绩一直中等。父亲也算对我很负责了，找了人，花了钱，把我送到县中上高中。但是我没为他争气，高考成绩不行。他又找了人，花了钱，让我上了一个三流大专学校，混了个大专毕业。
老实说，大学三年，我真没学到多少东西，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毕业了。所以找工作也很困难。我父亲又托人帮我找了几个工作，我也不愿去，因为待遇又低，要求还高。后来，我就认识了我的丈夫蒋宝生。他是浙江人，到江苏来做生意的，整整大我12岁。交往了几次以后，他就叫我到他的公司去做秘书，月工资1000元，奖金再说。1998年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三流学校的专科生，有这份待遇那是很高很高的了。第二天我就去报到上班了。工作很轻松，就是陪他去跟人家谈生意，接听电话并做记录，打扫一下办公室卫生，把办公室布置的有点文化品位等等。他对我很尊重，从不像人家想像的那样和我这样的女秘书有什么特别关系。出去谈生意或者朋友应酬，他也从不准人家灌我酒。其实，我的酒量天生还是不错的。人家笑他，说他心疼小秘护小秘，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我渐渐了解他多了一些，也真的喜欢上他。他除了年龄大一些，人长相差一点，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家人知道后，也没有很反对。就这样，我就嫁给了他，他一直对我很好。有了儿子后，他对我更好。不曾想去年他吃了官司，说是票据诈骗，判了六年。
是的，你说叫我怎么办？他一坐牢，公司也就倒了，我是没有本事撑起来。回娘家去，田已经没有了，有田我也种不来。再说，这样回去，也没人看得起，给人笑话。蒋宝生留了一点钱，但我也不愿坐吃山空。再说，年纪轻轻闲着没事也很难受。做这种事来钱快，又不要学问，也不要吃苦。你愿去就去，不愿去也没人管。儿子嘛，主要放他爷爷奶奶那里，有时也带到我父母那里住一阵子。他虽然小，却很乖，很懂事，老人都喜欢，都要他去。
老公嘛。我等他。他对我好，我就等他，让他还有一个家。噢，你说你要去找他，看看他，拜托你千万不要说我的事。要说就说我在打工，哪怕说我闲逛到处玩都行，求求你了。
看到冯媛着急的样子，我答应了她。她千恩万谢地走了。
结束采访，我信步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到底已是冬天，虽然白天不冷，晚上的凉风却已裹着阵阵寒意袭来。我重重地做了几个深呼吸，觉得胸中的压抑和不适减轻了许多，脑袋也为之一爽。
2006年的四月份，我在江苏省西北部的一所监狱和蒋宝生见了一面。他果然生得很不英俊，皮肤很白但很粗，汗毛孔清晰可见，坑坑洼洼的脸上长了一个蒜头鼻，鼻尖血红血红的。提到妻子，他顿时笑开了颜。说，她一个大学生嫁给我这个做小买卖的农民，本身就委屈了。她又年轻又漂亮，我又老又丑，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了。难得的是她对我很好，来看我好多次了。每次来都给我带吃的用的，还要我安心服刑，安心改造，她会给我带好儿子，等我回家。不瞒你说，那些见过小媛的同改都是既羡慕又嫉妒，问老蒋你是怎么把她骗上手的。唉，我自己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福气，找了这么个好老婆，我的爸妈和我姐姐也夸她好，要我好好待她。
看着蒋宝生那幸福满足的样子，我暗暗满意自己不是大嘴巴、长舌头，没说不该说的话。是的，让这个蒋宝生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服刑，不也挺好吗？
人与人之间往往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体谅。如果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和矛盾也就不复存在。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那么一个宽阔的胸怀。
王信是徐州市一个水果摊的摊主。这个水果摊的门面不大，经营的品种却很丰富。时下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都知道吃水果有益于身体健康，都愿意拿出钱来买水果，于是王信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听到我们要采访他，他就很不耐烦；再听说是为他老婆的事而来的，他就更不高兴，连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走吧，不要耽误我做生意。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们是先到过南通女子监狱，经那里的民警介绍推荐，才到徐州来找他的。听到这话，王信回嗔作喜，说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就是再忙，也要接待你们的嘛。于是喊出他的母亲照看店面，邀我们到后面去谈。
这是一种前店后家的形式。后面的地方也不大，挨挨挤挤放了三四张床。旁边还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坯房，坯房里面放的是一些炊具。地上摆了几样蔬菜。尽管很挤，家具也是破旧灰暗的，但收拾得还是挺干净，床上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王信说，他和季玉花认识，大概是在四五年前。那时候，季玉花拖着两个孩子，在菜场里卖菜。而王信自己呢，妻子患癌症拖了两三年终于离他而去，留下一个5岁的儿子。失妻的痛苦、孩子的拖累、欠下的债务等等，使得王信的情绪很低沉。这个季玉花虽然日子过得也很艰难，但是人却很乐观，没说几句话就笑；而且人也很勤快利索，第一次到王信的摊店来，就一边和他说着话一边帮他整理收拾。等到她离去后王信才发现，自己那个窝窝囊囊的家变得整洁干净，看上去舒服多了。不知怎的，王信的心情，也变得阳光多了。
就这样，认识一个多月后，季玉花就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搬了过来，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新家。
季玉花虽然是四川人，但是也能说比较地道的徐州话。两个人到一起后，经济上虽然仍很紧张，但是日子过得还比较开心。季玉花对待几个孩子也比较公平，没有做后母的偏心。几个孩子相处的也比较好。而且，她不仅干活快，手也比较巧，烧菜，做事，绝对是行家里手。皮肤虽然偏黑一点，但脸模子长得很周正，身材也颇不错，虽不能说是婀娜多姿，倒也能称得是凸凹有致。王信在心里边私下比较，觉得季玉花比已经故去的发妻各方面似乎都要强一些，而且季玉花为人随和，很有人缘。王信带她回自己家去，她和王信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一见就很投缘。特别是王信的母亲，私下里对王信说，信儿啊，你要好好待这个媳妇啊，她家离这里老远，你不能欺负人家。
哪知道这好日子才过了半年，季玉花却被警察抓走了，说她是人贩子，而且是人贩子头头、那个“二哥”的情妇。这个案子，王信还有点印象，他在电视上看到过。他那种惊愕、气愤还有各种情绪感受，真正是难以言表，无法说得清。那个日子里，也真正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比过去更糟糕。以前他是带着一个儿子，现在则是三个孩子的爹。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几个孩子都送到乡下自己的父母身边请他们代为照看。至于季玉花这边，他是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想知道。开庭的时候，他也坚决不去；司法机关要他提供证言证词，他也只说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他的情绪跌落到冰点。
也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他突然收到一封南通女子监狱的来信，通知他去探视妻子季玉花。他立刻一股无名火冲上脑门，愤愤地把信扔到地上。以后，又来过两三封信，其中一封摸上去还挺厚。不过王信可不管这些，只要一看信封上有南通字样，他就看也不看，扔到旁边。
在此期间，他还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同一个女的打来的，告诉王信自己是南通女子监狱的警察，说现在季玉花正在她们那里服刑，很需要王信的帮助，希望王信去探视。王信每次都很生硬地回答“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只要一听到那个电话，他就挂断了。是的，他在心里面是恨透了季玉花，他暗下决心，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他甚至在想她带来的那两个孩子怎么办的问题。
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的母亲和弟弟带了两个女的来到了他的水果铺，并介绍说，这是南通女子监狱的民警，专程来找他谈谈季玉花的事。俗话说，打人不打脸。人家那么大老远地找上门来，又是两个女的，何况还有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在场，王信再不愿意，也只得让座，还让弟弟为客人倒水。
王信的母亲说，信儿啊，你再有气，再有委屈，也要先听人家民警同志把话说完。
一位女警察自我介绍说，她叫王宏，就负责季玉花所在的那个监区。季玉花到了监狱后，整日里躺在床上，水米不进。管教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她谈了很多次的话，想了很多办法，她才恢复了吃喝，同时也向民警说出了心里话，担心自己的孩子没人照应，担心王信知道真实情况后与自己分道扬镳。王宏说，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就给你发了通知，要你去探视，就是让你们自己交流，自己说开，自己决定后面怎么办。结果没有回音。我又写了一封信，把季玉花的情况具体地作了介绍，结果还是没有回音。我又打了几次电话给你，你不愿多说，后来干脆不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登门拜访了。
王信不好意思地笑笑，心想这姑娘圆圆的脸，白净的皮肤，看上去比季玉花小了好几岁，不知道怎么去管她们这些老油条。
王宏又说，冲着季玉花在监狱里还在挂念小孩，担心你跟她分手，就说明她还有良心，还有母爱，就还有教育挽救的可能；也说明她对你是真有感情，对你这个家是真有牵挂。本家大哥，我也想对你说一句。提到季玉花你就生气，说明你心里还有她，你还很看重她对你的态度。否则的话，任她是好是坏，是死是活，你都无动于衷，那你们的关系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这几句话一说，王信真的对王宏刮目相看了。他想自己也确实如王宏所说，一边恨季玉花，一边又老是出现她的音容笑貌。现在王宏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自己真的对季玉花很有感情哩。
王妈妈在旁边说，信儿啊，这个媳妇你是要还是不要啊？要，你就去看一看，说说话，也安安她的心。不要，你也去看一看，把事情摆上桌子讲清楚，总算夫妻一场嘛。
王信低着头应着：好，好。
没几天，王信就带了孩子去南通女子监狱探视。经监狱领导批准，专门让他们一家单独进行了会见。季玉花原原本本诉说了自己从被拐卖到拐卖别人的堕落过程，诉说了自己的真心忏悔。王信说，那行，我等你。孩子我带着，不会让他们饿着冻着，你在里面要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回去。要是再有点这个那个的，我们的缘分就算完了。
王信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个很讲信用的人。回去以后，他就和父母兄弟姐妹讲明了情况，请母亲进城帮他照看孩子，他自己则起早摸黑，努力赚更多的钱，来维持这个家。其中的艰难辛苦，就不去细说了。2007年春节前夕，笔者去徐州办事。顺带去王信的水果铺看了看，一切还是老样子，王信也没见老，精神也不错。见到我，他说，快了，玉花快回来了。2007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收到了季玉花亲手做的几张贺卡。季玉花还告诉王信，自己获减刑一年。如果一切正常，最迟明年，自己就可以回家过五一劳动节。
哦，听到这个消息，阳光总在风雨后，付出总有回报、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连串的句子簇拥进我的脑海。王信呵，季玉花啊，愿你们珍惜生活，一路走好。
服刑人员的犯罪入狱造成了许多家庭陷入了困境，特别是经济和生活的困难，这些困难大部分落在了其配偶身上，给他们的身心以极大的摧残，也酿成了许多家庭的婚变，笔者采访过很多在狱服刑人员，他们对自己的配偶在自己落难的关键时刻弃家弃己而去表现出极大的愤怒甚至是切齿痛恨，以致个别爱走极端者千方百计想脱逃出去杀了“那个没良心的”。其实，如果这些人肯做一个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想一想，可能愤怒就会减少许多，反应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到时各自飞。其实，也有很多讲情义讲道德的人们，尽管自己的丈夫或是妻子走上了犯罪道路，给自己，给家庭带来了很大伤害。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撇下自己的配偶，而是忍辱负重，苦苦撑持着风雨飘摇的家。笔者无意去夸大其困难与问题，只是从中选几个故事叙写给大家看，以期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