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法两国曾合作拍摄过一部名叫《风筝》的电影。剧中讲述的是，12岁的法国儿童比埃罗和他的妹妹尼高尔在巴黎意外得到了从北京飞来的、绘有神话人物孙悟空的风筝。风筝上系有一封信，是北京小朋友宋小清写来的。他希望与收到信的外国小朋友结识并通信。比埃罗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孙悟空引领比埃罗和尼高尔来到北京，经过一番曲折，找到了宋小清。梦醒后，比埃罗和妹妹立即给宋小清回了一封信，另外又写了一封信，交托给风筝，让风筝去帮助他们寻找友谊。
　　影片的主题是寻找友谊，更是探求中法两国人民与中法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向往。1959年，《风筝》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5年后，中法两国建交。
　　那么，在当年，被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的中法建交，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坎坷呢？
　　从深圳到北京
　　1957年5月的一天，法国前总理富尔夫妇，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那个冷战时代，西方人士要想进入中国，深圳的罗湖桥是必经之地，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转乘飞机或特快列车去北京。
　　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埃德加·富尔并没有看见西方媒体渲染的“饿殍遍野，红色恐怖笼罩大地”的景象。中国尽管贫穷，却到处是生机勃勃的广袤田园。对于早就读过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这位法国前总理，此时的他，心里最盼望的是能亲眼见到毛泽东。
　　5月30日，富尔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第一次接见法国客人的毛泽东告诉富尔一个中国寓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一语点破。
　　6年后，1963年10月，富尔再次从深圳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为了避免报界沸沸扬扬大做文章，躲避美国中情局的破坏，富尔先取道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然后辗转香港再到深圳，富尔的此次中国之行可谓煞费苦心。6年后这个东方大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带着总统的亲笔信，肩负着秘密使命的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此时的心情可谓喜忧参半……
　　而在罗湖桥的另一端，中国外交部官员张锡昌也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对这位客人到访的真正目的并不知情，由于到访目的不明确，使得他不知道应该用官方的还是私人的礼仪来接待这位贵客。因此，他今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弄清楚这位法国前总理访华的真正目的。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的李清泉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所以富尔访华的签证申请是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的。然而有一个细节，让李清泉产生了疑虑。因为李大使得到的消息是：富尔和他的夫人同行，另外还有一个法国外交部助手陪同。对于个人旅行来说，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外交部的助手呢？这颇让大家费解。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针对富尔来华的真正目的要拟定高低两套不同的接待规格。
　　见了面之后，富尔就表示，此次来华是正式官方访问，他是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而且有一封戴高乐的亲笔信要当面交给中国领导人。身份和目的豁然开朗了，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富尔得到高规格的礼遇，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这也是曾一度令美国中情局疑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富尔一到中国就能乘坐专列、入住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
　　从北京到巴黎
　　50年前在北京进行的这场中法建交秘密谈判，堪称一场高水平政治谈判的典范，谈判桌的两边，都是重量级的谈判大师。法方主谈的是富尔和他当过记者、精明能干的夫人，中方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谈判的形式也是十分友好和平的，但在表面轻松自如的谈判气氛背后，却包含着一场十分尖锐的斗争。那就是应该如何对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在谈到中法建交的关键性问题上，富尔指出：“台湾是个微妙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富尔先生，这就困难了。”敏锐的周恩来总理马上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两国建交的关键问题，决不能退让或者迁就。但是，他还是有礼貌地向富尔表达了中方的意思：“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这个问题请阁下考虑。”
　　第一次谈判，在双方阐明各自的想法和立场后结束，由于台湾问题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实际上，此次富尔带来了戴高乐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对于台湾问题）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近期承认。这三个方案是戴高乐同富尔商定的。戴高乐希望能争取到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第二、第三方案是备用方案。
　　对于富尔首先提出的这三个方案，周总理层层剥笋、将对方所力图回避的台湾问题逐一明确，掌握了谈判主动权。
　　几番交手下来，富尔体会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做任何原则上的让步。一向谈笑风生的他变得闷闷不乐，中国美食也让他没了胃口，谈判一时陷入僵局。这时，周总理特意安排富尔夫妇去离北京很近的山西、内蒙古游览，放松心情。即便是在旅游的途中，富尔都在考虑到底怎么打破僵局，找到解决的办法？
　　10月31日下午5点，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周恩来与富尔的第三轮会谈开始了。从进来第一面，富尔就看到周恩来总理脸上的微笑，这使他心中一喜：“难道谈判要有转机了？”事实上果真如此。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对富尔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方案。”
　　可以说在这件事上，中国政府为了寻求摆脱法国和台湾关系的办法，并照顾到戴高乐的处境，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条件下，提出了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这也是中法建交三点内部默契。
　　具体如下：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看到中国做出了让步变通的新方案，富尔果然心情好了许多，接下来富尔把第一项默契“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删去。双方协商，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至此，中法建交谈判尘埃落定，富尔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回去之后很快向戴高乐做了报告。今天，载有这三项默契内容的富尔给戴高乐总统的报告仍保存在法国政府的档案中。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3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份仅有两句话的建交公报，也许是中国外交史上措词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中国的褒扬，称赞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历史，创造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而在这些热烈的词汇背后，涌动的是戴高乐对这片古老土地的向往。
　　戴高乐在即将结束讲话时还针对美国说，“法国认为，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历史确实为戴高乐所言中。不久，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大门。
　　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法建交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对于法国来说，法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苏联、中国同时对话的国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对于中法建交的事实美国表示抗议，苏联保持低调，英国人略显尴尬，表示要改善中英“半建交”的现状。但是，接下来的非洲各国，例如刚果、坦桑尼亚等国，在短短几个月后便与中国建交，意大利和奥地利也在同年与中国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谓越来越大，可以说，1964年的世界，有很多人都在思考着关于中国的问题。
　　从天安门到凯旋门
　　50年过去了，从天安门到凯旋门，中法建交是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两位世纪伟人高瞻远瞩做出的政治决断，也是世界历史和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伴随50年风雨历程，东西方两个伟大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言而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法建交更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毕生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精神和大国外交思想。
　　戴高乐曾多次表示向往到中国去访问。“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多次向身边的人表示，盼望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
　　戴高乐逝世后，毛泽东在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也对这位西方反法西斯英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和戴高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胸怀，但是，他们首先都是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分别是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英雄。 同样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同样为争取国家主权而经历战争洗礼的两个伟人，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使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距离拉近了。
　　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双方将举行隆重热烈、贯穿全年的纪念活动，将涉及政治、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30多个领域。
　　从天安门到凯旋门，东西方两大文明相互吸引，相互借鉴，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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