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时间和空间总是相互联系的。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认为,小说叙事的时间形式是一种与人的生存空间结合为一体“时空体”形式。
　　《青春之歌》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小说,故事的时间大致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这段历史时期,主要讲述了一群青年如何在革命中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的。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小说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来安排故事,串联情节。由于当时作者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小说写成了“以革命历史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普及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个体时间掩盖在了公共时间之下,个人的空间随社会政治的变动而变动。从封建社会到文革时期,“家庭”在与现实政治的彼此纠缠中逐渐丧失其世俗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其私人空间的芜杂与繁复逐渐让渡于公共景观的整齐与规整。
　　下面,笔者从林道静成长中的3次转变对公共时间对个体时间的侵蚀在文本中的表现做一些分析。
　　首先从林道静的出走开始。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穷人的丫头,而且很早就死了。她的养母对她冷漠苛刻,父亲也不喜欢她,她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林道静被安排读书并不是父母对她重视,而是他们希望她凭美貌可以找一个好人家,这样的家庭让她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所受的教育又使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于是当她得知自己被安排做“官太太”时,她毅然出走了。可以看出林道静的出走是因为她不喜欢被人摆布,崇尚自由,追求独立,不得已才这样的。然而,文中却说她走出封建家庭是因为她看透了封建家庭的剥削而被社会革命运动所吸引。个人的发展空间完全被纳入社会公共时间之中,个人发展的多样的可能性也被单一的时代潮流所取代。
　　林道静的第二次成长是与余永泽的决裂。与余永泽分手是因为他们有着表面的政治上的分歧:余永泽信奉胡适主义,而林道静亲近共产主义。林道静在分手时想到:“政治上有分歧,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表面看来,林道静对爱情的选择是出于对信仰的考虑,但在阅读文本时却可以发现她之所以离开余永泽,实际上是对真实爱情的追求,也就是对卢嘉川的迷恋。初见卢嘉川就“被他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第二次见他时,他那迷人的气质更使林道静沉醉。他那渊博的知识、不俗的谈吐和火样的热情更是使她震惊。他同卢嘉川谈话时的喜悦,甚至慌乱的心情证明她已爱上了他。因为爱上了卢嘉川才爱上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一次喜欢读卢嘉川借给她的书,投身于“三·一八”纪念游行的队伍中。在这里,个人的心理被同化为一种革命理念,形成了一种政治式的图解。
　　等到卢嘉川牺牲了,江华负起领导、教育林道静的责任,江华是卢嘉川的再生版。当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时,“刚刚有些淡漠的卢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又闯入她的心头,而且很强烈。”她从心底里喊出:“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不是他呀……”但她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接受了这位求爱者:“可是,她不再犹豫。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这是她所信仰的意识形态配置了爱情的取向,“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才是林道静作出爱情抉择的主要动力。
　　政治理想的选择贯穿了私人生活空间,把私人生活领域变成公共的思想抉择的场所,林道静的“成长”在这种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配置”和“占领”中具有了现实合目的性。
　　林道静的第三次成长是到深泽县锻炼。这一部分是作者受到批评后,接受读者的意见进行修改的,目的是反映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在这里,林道静的个人性格特征完全消失成为单纯的表现向工农兵学习的空壳,个人空间不复存在。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青春之歌》的个体私人空间完全消解在公共时间之中,个体所具有的性格特征及发展道路也被单一化、大众化。对于《青春之歌》和“十七年”及其他文本的阅读,当然要置于历史语境下去考察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如果创作主体太多地受制于外界作用,个体时间被公共时间遮蔽时,那么文本所呈现的意义可能就会偏离作家创作的初衷,就会影响作品多面性与复杂性。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