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4月16日上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韩国留学生赵承熙手持双枪血洗校园。这个冷血杀手23岁，十五年前赴美，现正攻读英文系四年级。当日他杀死了他的“女友”和一名宿舍顾问后曾离开校园，旋即返回，屠杀30位师生后自杀。赵承熙在两次枪击间隙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寄出《宣言》，声称：“是你决定了这样做的”，“我动手了，我不得不”。
　　
　　美国学者西塞拉·博克在其名著《暴行》中认为，在美国存在着一个“险恶世界症候群”，贫困家庭的儿童终日在帮派暴力和枪击声中生活。其实这一“险恶世界”并不仅限于贫困社区。1999年4月美国的利科尔顿中学枪击案中13名师生被杀死，冷面杀手赵承熙血洗校园则刷新了校园血案的伤亡记录。赵承熙案后，美国校园陷入新一轮恐慌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险恶世界”里，我们会因为一个内心阴暗的恐怖主义者瞬间发作的疯狂发泄而无辜受难，现代技术的成熟和现代交往的广泛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灾难的杀伤力。有观察家认为赵承熙案的实质是“一种更难以察觉和防范的个人恐怖主义”。
　　“个人恐怖主义”的心理症候是对别人的痛苦感觉麻木，对生命失去怜悯，觉得世界不值得珍惜。西塞拉·博克称之为“同情心疲劳”。我们这些现代人早已在媒体和电脑游戏的暴力场面中学会了习惯暴力。西塞拉·博克认为：“家庭或邻里的环境”是同情心丧失的重要原因。在1999年的利科尔顿中学枪击案发生后，克林顿总统曾说：“家长应借此机会自问，怎样做可以保护子女，不受暴力影像及经验的影响。这些影像与经验扭曲了青少年的认知，模糊了暴力的后果。”在赵承熙案中，“暴力影像及经验”从哪里来？据调查，赵承熙从高中时代起就痴迷于暴力游戏，他出身韩国的贫苦家庭，自幼随父母租住公寓的地下室，“生活得很辛苦”。根据经验，在他的童年时代从“家庭或邻里的环境”遭遇到“暴力影像及经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仅以电脑游戏而言，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简·希利认为它“阻碍任何类型的反省、对未来的思考以及内心的自省”。克林顿所谓“认知”的“扭曲”，表现为将内心的痛苦不假思索地排除在外，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同情心疲劳”乃至完全丧失。当赵承熙举枪扫射时，他恐怕认为自己所面对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敌人”。赵承熙无力感受自身的痛苦，更遑论别人的痛苦，消灭那些无辜的生命只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执行惩罚中恢复了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赵承熙丧失了同情心，是因为他首先丧失了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说，赵承熙23岁，处于毕业前夕，他本应该已经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个人自我行为能力，这是一种可以成功接纳自我、把握自我的健康的生命力。他因此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作出适当的行动，来回应自己在与公共生活的健康互动中成长的需求。可是，赵承熙不能正视自己的孤立无援之感，不能直面自己曾经受过的心灵伤害，他活在对自己的内部“敌人”的剧烈的恐惧之中。于是，赵承熙将憎恨转移到外部，在这种狂躁的转移当中，外部世界的所有人都成为他幻想中的“敌人”。惩罚“敌人”、摧毁“敌人”的生命，可以使他获得病态的生命力。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没有同一性的感觉，就没有自身的存在，所以，处于青春期的个体倘若感到丧失了自我同一性，他宁做一个坏人，或干脆死人般的活着，也不愿做不伦不类的人。这时候的赵承熙，他选择用“自我同情”来取代失落的自我同一性，自我同情可以产生一种自恋，这种自恋也可以使我们不去感受不被爱的痛苦。赵承熙的“自我同情”取代了仅存的同情心，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男孩”，他用惩罚“敌人”来补偿自己内在的虚空。
　　看看赵承熙的《宣言》，就知道一个丧失了自我同一性的生命是多么需要“敌人”。赵承熙的“敌人”包括“享乐主义者”、“放荡”和“势利的人”、拥有“梅塞德斯”、“信托基金”、“伏特加和白兰地”、“金项链”的“富家子弟”。是他们“决定”了“今天发生的一切”。这个虚幻的群体是“脆弱的一代人及无防备的人们”、“孩子、兄弟和姐妹”。为这种虚假的同一性，他让自己和别人都成了牺牲品。
　　“同情心是我们内心抵御非人性的堡垒”（德国精神分析家Arno Gruen语），是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性的基础和“本源”。而赵承熙的“冲动的情感”任意地“脱离了本源，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经验”（Arno Gruen语）。现代社会的“险恶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支离破碎的经验”构成的。只有回到“本源”，回到那些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认真照顾呵护自己的内心，我们才有可能从“暴力影像及经验”的“险恶”中重新获得安全感。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