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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也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了机遇。网络信息传播可以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的效率、突出了网民的主体性、为说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平台。
【关键词】：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 机遇
一、网络信息传播的立体性提高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的效率
（一）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经典著作、相关论著、纸质杂志、电台广播和电视主流新闻节目等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这些渠道依然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的不足开始逐渐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表现形式较为单调和枯燥，多是自上向下的进行“灌输”式的说教，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显得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网络信息传播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立体化的特点，可以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等于一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深奥、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活泼、有趣，在保留了理论内容的科学性的同时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感染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被广大受众所喜爱并接受，大大提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二）海量的信息容量降低了获取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难度
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由于受到固定的信息发布时间、固定的信息容量甚至是物理空间大小远近的限制，存在着另一个不足，即信息量小，并且传播的速度较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降低。网络信息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现状。网络具有海量的存储空间，过去需要巨大物力空间存储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论述等内容现在可以以数字形式存储在光、磁等介质上，这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社交网络，媒体和网民可以第一时间发布和接收世界各地发出的各类信息，大大缩短了事件发生和信息发布的时间差，四川雅安地震从发生到网民发布首条微博仅间隔了53秒。网络的海量存储也使各类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不再受制于时间、时长、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海量信息的同时传播成为可能。总体来说网络让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变得快捷方便，摆脱了传统信息传播中时间、空间的限制，降低了网民获取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难度。
二、网络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突出了网民的主体性
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灌输式的传播，所以在传统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党和政府承担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对舆论进行引导和控制，决定着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哪些信息不能传播。而民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并且接受的是已经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空间并不大。这种传播方式具有权威性、单向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是建立在宣传者与接受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冲击。
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自主性和开放性决定了网络信息的传播必然是自由的和共享的，网民可以不通过任何机构或组织的批准或审查就可以自主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甚至制作并传播信息，政府逐渐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地位，以前存在的信息落差随之不断缩小。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转变为了自下而上的传播，具有多项互动、自由平等的特性。网民逐渐从原来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了集信息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身的多重角色，网民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主体性不断得到体现和加强。
网络尤其是以社会化媒体为主的新媒体的发展使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当前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有利于扩大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尤其是“表达权”（又称“话语权”）被认为是新媒体“赋权”的最重要内容，打破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中心集权制约，有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激情。在网络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在网络匿名性的保护之下，网民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限制，利用网络平等、及时、自由的关注公共事务，行使自己的表达话语权和监督公共权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我爸是李刚”“小月月事件”到近期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假疫苗事件”，网民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相关单位的监督、确保事件的妥善解决、维护人民切实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更好的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网络信息传播的全球性为说好中国故事提供平台
由于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都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选择性，比如他们更关注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关注所谓的中国“人權”问题，努力塑造“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中国是一个肮脏、落后的国家”的形象，近年来又开始转而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谣言，大部分外国民众由于长期受到本国传统媒体的影响，对中国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甚至在特殊时期产生“反华情绪”。
随着网络的发展，国外媒体不再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网络信息传播的全球性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说好中国故事的平台，让世界人民有机会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从而化解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人民日报、新华社、国新办等官方媒体均已在Twitter、Facebook上开通了账号，其中人民日报在Facebook上粉丝数达900多万，位列全球报纸第二，这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同时，助于网络，有越来越多亲身到访过中国，亲眼目睹过中国的外国人开始在国外常用的YouTube、Facebook上说出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发表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姑娘波比因为在网络上爆料“真实的中国”而成为YouTube和Facebook上的网络红人，她的亲身经历告诉她西方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波比的视频在网络上有着很高的点击量，为世界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方式。
【参考文献】
【1】杨静娴，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09.
【2】干敏敏，论网络时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04.
【3】罗迪，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J]，中国青年研究.2007.03.
【关键词】：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 机遇
一、网络信息传播的立体性提高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的效率
（一）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经典著作、相关论著、纸质杂志、电台广播和电视主流新闻节目等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这些渠道依然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的不足开始逐渐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表现形式较为单调和枯燥，多是自上向下的进行“灌输”式的说教，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显得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网络信息传播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立体化的特点，可以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等于一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深奥、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活泼、有趣，在保留了理论内容的科学性的同时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感染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被广大受众所喜爱并接受，大大提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二）海量的信息容量降低了获取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难度
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由于受到固定的信息发布时间、固定的信息容量甚至是物理空间大小远近的限制，存在着另一个不足，即信息量小，并且传播的速度较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降低。网络信息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现状。网络具有海量的存储空间，过去需要巨大物力空间存储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论述等内容现在可以以数字形式存储在光、磁等介质上，这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社交网络，媒体和网民可以第一时间发布和接收世界各地发出的各类信息，大大缩短了事件发生和信息发布的时间差，四川雅安地震从发生到网民发布首条微博仅间隔了53秒。网络的海量存储也使各类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不再受制于时间、时长、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海量信息的同时传播成为可能。总体来说网络让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变得快捷方便，摆脱了传统信息传播中时间、空间的限制，降低了网民获取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难度。
二、网络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突出了网民的主体性
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灌输式的传播，所以在传统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党和政府承担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对舆论进行引导和控制，决定着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哪些信息不能传播。而民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并且接受的是已经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空间并不大。这种传播方式具有权威性、单向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是建立在宣传者与接受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冲击。
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自主性和开放性决定了网络信息的传播必然是自由的和共享的，网民可以不通过任何机构或组织的批准或审查就可以自主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甚至制作并传播信息，政府逐渐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地位，以前存在的信息落差随之不断缩小。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转变为了自下而上的传播，具有多项互动、自由平等的特性。网民逐渐从原来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了集信息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身的多重角色，网民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主体性不断得到体现和加强。
网络尤其是以社会化媒体为主的新媒体的发展使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当前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有利于扩大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尤其是“表达权”（又称“话语权”）被认为是新媒体“赋权”的最重要内容，打破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中心集权制约，有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激情。在网络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在网络匿名性的保护之下，网民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限制，利用网络平等、及时、自由的关注公共事务，行使自己的表达话语权和监督公共权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我爸是李刚”“小月月事件”到近期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假疫苗事件”，网民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相关单位的监督、确保事件的妥善解决、维护人民切实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更好的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网络信息传播的全球性为说好中国故事提供平台
由于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都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选择性，比如他们更关注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关注所谓的中国“人權”问题，努力塑造“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中国是一个肮脏、落后的国家”的形象，近年来又开始转而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谣言，大部分外国民众由于长期受到本国传统媒体的影响，对中国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甚至在特殊时期产生“反华情绪”。
随着网络的发展，国外媒体不再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网络信息传播的全球性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说好中国故事的平台，让世界人民有机会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从而化解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人民日报、新华社、国新办等官方媒体均已在Twitter、Facebook上开通了账号，其中人民日报在Facebook上粉丝数达900多万，位列全球报纸第二，这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同时，助于网络，有越来越多亲身到访过中国，亲眼目睹过中国的外国人开始在国外常用的YouTube、Facebook上说出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发表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姑娘波比因为在网络上爆料“真实的中国”而成为YouTube和Facebook上的网络红人，她的亲身经历告诉她西方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波比的视频在网络上有着很高的点击量，为世界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方式。
【参考文献】
【1】杨静娴，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09.
【2】干敏敏，论网络时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04.
【3】罗迪，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J]，中国青年研究.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