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似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性，无论是立名的相似还是功用的选择，都不可否认有其内在的启迪和传承关系。但借用侨易学的观念，“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萨义德固然是因了其在异文化区域之间的不同游移而导致了其理论观点的“妙手偶得”，顾明栋教授虽同样有此背景，但却似更具理论自觉，而略少灵思妙想。两者在观念层面上的发覆和提倡，则不仅显示了理论旅行的风景，而且也展现出观念侨易的大格局。更了不起的是，顾氏似多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学术伦理意识，他认真直面学术困境的执着，他的学习刺猬的努力建构体系的尝试，居然能将“汉学主义”这一概念从一简单的模拟形态而上升到一个理论事业，这是让我感佩不已的。
　　虽然可以将汉学主义的概念追溯到更早，但在汉语语境中仍当首推周宁教授提出“汉学主义”的概念，而阿梅龙教授则在世界汉学大会上明确反驳，若能展开实质性学术论战，其成就当未可以道理计，可惜并未能如愿。顾明栋教授后来居上，他执着坚定地选择学理建构的路径，并且硕果频出。
　　这里的一组文章聚焦于对此一概念在理论层面的发覆，值得细品。作为汉学主义理论建构者的顾明栋，提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1]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回味再三的重要命题，当一切都被视作资本驱动的生产、流通、交易、消费的过程，连作为人类思想支撑的知识积累都不能例外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的存在与积淀也自然不能例外，被烙上了非常明显的烙印。或者，我们可以说，顾明栋教授的文章其实是对“汉学主义”讨论史的一个很好的综述，他自己就是一个亲历者、发起者和组织者，所以所论自见精彩。所谓《“汉学主义”与学术批评》，其实将问题带向一个更加广阔的学术场域。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原来汉学主义近乎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学术现象，并非仅是华语圈中人的自说自话而已。
　　陈晓明教授的文章则充分肯定了汉学主义的理论创新价值，一方面揭示一种基本事实，即“多数汉学研究者主观意图生产一种客观公正的中国知识，然而，却实际上生产出一种有问题的中国知识”，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其与顾明栋最为核心的理论焦虑相关联，认为这“也是其汉学主义理论的原创点。顾明栋认为这里的关键环节即在于汉学主义的作祟，而汉学主义的本质在于一种文化无意识，这既导致汉学主义不易被察觉，也导致其后果更其恶劣”。但如何解决文化无意识、知识的异化和汉学主义的关系，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问题。
　　我则更关心“汉学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过程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操作过程而实现的，设问“汉学主义何以成为夏洛之网”，想讨论的其实是学术概念的提炼与理论型构过程。所以既揭示“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家族树渊源及其“仿拟”意义，同时充分肯定其在学理上大有推进，认为学界必须严肃面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者的学理建构工作；同时提出论述过程与理论结构中的若干问题和薄弱环节，并借鉴侨易学思维提出三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其一，在一个更为阔大的知识与历史语境中确立“汉学主义”的概念和意义。其二，必须引入国际汉学的视域以及学术史的路径，进行踏实细致的个案研究，但又不能仅仅就汉学论汉学，就个案论个案，而是能以此出发，前后牵引、左右勾连、上下延伸，连带出更为广阔的、完整的、立体的知识图景。其三，如何通过有效的问题设置，可以连接到更为本质的、具有元思维意义的元问题，譬如二元三维结构的问题。“汉学主义”研究若能结合狐狸的智慧、蜘蛛的工作、刺猬的方向，更可貢献于远为开阔的知识共同体。
　　大致说来，这三篇文章聚焦的都是汉学主义的学术层面的问题，所谓“对一个学者的最大尊重就是向其提出最尖锐的问题”[2]，我想此处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并非易与，对作者来说也是有直面的必要。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学者，正是在知识域的不断拓展和对话中，在与同行和学友的不断拷问和辩难中，将知识和学问推向深入，也许距离真知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距离，但这毕竟是一个获取知识增量的过程，是一个学者应该执着的态度。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置境，国际汉学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普遍性事业，对这种共业的理论诉求也日益彰显，汉学主义是否有可能不仅仅成为一种简单的“挑战性（挑衅性）”概念，而真的成为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其实还是很让学界中人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组讨论也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希望精彩的篇章和建设性的成果还在后头。
　　注释
　　[1][美]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张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页。
　　[2]同[1]，第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