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素材取自于前奥林匹克长跑选手路易·赞贝里尼，二战中，因坠机他与两位战友在海上漂泊47天，后来被日军俘虏，并遭到日军长期罄竹难书的残忍虐待。对于这些经历，路易此前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有过表示：“如果我知道我会受到那么多苦难，我会自杀！”
　　路易的这番自我阐释，其实也可视为任何有关他经历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的朱莉不知此前是否注意到路易的这种阐释，我们所能见到的是，自打拾起导演这副重担后，朱莉所做的，就是把路易的经历进行好莱坞式华丽包装。
　　影片呈现出鲜明的“三段论”特征。作为长跑运动员成长经历的路易，怎么看都像是另一个阿甘，更巧的是练习长跑的原始动力居然同样是因为逃避他人的欺凌；路易坠机后的47天海上漂泊，则像是一个三人版的“少年派”。他们不仅遇到了“少年派”遇到的所有挑战，还有日机的扫射；最后一部分像是另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饥饿、寒冷、疲惫、被殴打，精神逐渐呆滞，行为日益机械化……
　　分开看，这是三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朱莉对每个故事的打磨不失精致，不过终究难脱故事的似曾相识。把三个似曾相识的故事机械地组合起来，未必一定会产生化学反应，割裂的结果只能是在失去铺垫映衬支撑的同时，相互抵消削弱，甚至也让人感觉不出影片的真正高潮所在。对于一部剧情片，没有足以期待回味的高潮，其后果意味着什么想必勿庸赘言。
　　据此前看过劳拉·希伦布兰德的畅销小说《坚不可摧：一个关于生存、韧性和救赎的二战故事》的读者表示，该书内容很精彩，大意是说作者写出了路易万念俱灰的迷茫，写出了一种说不出是希望还是灰心的犹豫感迷茫感。对于该书作者，路易曾颇觉奇怪，因为所有采访都是通过电话。后来才知道，作者本人身染重病，行动不便——也许只有身染重疾的劳拉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路易那种无助的痛苦，而朱莉所能做的便是开动好莱坞的先进机器，按照想象中的好莱坞叙事方式，对作品进行程式化改造。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朱莉对空战环节的全情投入。问题是，这种偏重于技术的投入越多，时间拉得越长，越可能偏离本剧初衷。无论是作为一名二战战士，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这种英雄化的改造，只会令路易越发超凡脱俗，光彩照人，进而脱离普通人物的序列。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拔得太高，高处不胜寒。倒觉得，路易身上有奥林匹克长跑选手这一光环已经足够耀眼。而战俘营里的日军军官对其惨无人道的频繁摧残，多半也因为路易的这一特殊身份。
　　相对于天马行空的文字，光影艺术对精神状态的演绎表达显然困难得多，这对于初拾导演指挥大棒的朱莉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困难是一方面，朱莉一开始便陷入好莱坞式大片的惯性思维，这无疑是本片的最大方向性错误。
　　或者说，作为导演的朱莉最应站到观众的角度仔细揣摩：看到路易你会想起什么？是阿甘、“少年派”、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路易在面对媒体时所表白的那种永远不知苦难深度、宽度与长度的精神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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