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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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流官官府更多地因循原土司的统治方式,清朝则致力于将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化,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将部分“营”改为“里”的同时,也使“营长”由宗支继承变为流官指派。这实则意味着赋役征收方式的转变,将本应“纳租于主”的公田造册升科,按“分”纳赋。而流官简单地以汉族中的租佃、主佃、乡保等观念来看待土司、土目与其所辖民众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改土归流以后,当地民户在向流官州县纳赋应役的同时,土司、土目对其的需索、派累依然存在,其只有通过赎买村寨的方式才能买断土司的派累之权。或许,在国家与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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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流官官府更多地因循原土司的统治方式,清朝则致力于将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化,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将部分“营”改为“里”的同时,也使“营长”由宗支继承变为流官指派。这实则意味着赋役征收方式的转变,将本应“纳租于主”的公田造册升科,按“分”纳赋。而流官简单地以汉族中的租佃、主佃、乡保等观念来看待土司、土目与其所辖民众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改土归流以后,当地民户在向流官州县纳赋应役的同时,土司、土目对其的需索、派累依然存在,其只有通过赎买村寨的方式才能买断土司的派累之权。或许,在国家与土司博弈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户而言,“土流并治”的内涵更多的是双重负担的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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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英滇缅分界后,缅甸末代王孙莽哒喇·疆括流亡寓居于滇西土司辖境,缅甸旧日王朝的影响在边境残息,各方反英力量与之结合,借力不同“机缘”进行边民动员,疆括在较长时期内成为边境反英势力的“象征”。这些现象展现了近代中缅边境特殊的政治生态。
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边疆研究前后相承,但嬗变特点鲜明,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亦有较多的发展差异。伴随着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和边疆研究的发展,“边疆学”、“边政学”这样以边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或专业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边疆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构建,虽有学术发展主观的多维复杂因素参与其间,但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新时代的中国“边疆学”虽是由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而形成,但在今天的时代场景下,它更是重大现实关怀的需要,其基本路径应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重点考察;然不可否认的是,
纂修于光绪辛卯年(1891)的《廉氏宗谱》,保存了不少珍贵可靠的元代史料,可考证未明确世系关系的廉氏成员廉阿鲁浑海牙、廉五麟八哈、廉道安等多人,弥补正史和方志的不足,对研究蒙元内迁畏兀儿廉氏家族多有裨益。
秦朝征服岭南之后,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置镡城、九嶷、番禺、南野、余干等五个镇戍区,史称“五岭之戍”。“五岭”实为五条“入岭之途”,即汀梅循道、大庾岭道、骑田岭道、萌渚岭道、越城岭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庾、骑田、萌渚、都庞和越城等五座山岭。五个镇戍区各有自己的作战方向和防卫功能,它们之间是联动和协作的关系,共同维护着岭南的安全,对东南和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协防作用。“五岭之戍”是秦朝全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委兀儿译语·地名》中嘉峪关以西的地名都分布在明代所设哈密、沙州、赤斤三卫地面,《委兀儿译语》中的委兀儿指哈密卫畏兀儿。这份地名录反映了三卫以哈密卫忠顺王为首,受明朝委任,维护明朝与西域地面交通往来的历史事实。地名录反映的交通路线与陈诚《西域行程记》所载相同,都是取道今甘肃肃北县马鬃山区北上。地名的汉译虽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但尚处于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早期阶段。《委兀儿译语》可能是与《西域行程记》同一时期的文献。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建立了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为核心的地图审查制度,并在此后随时局演变而不断调适。1935年,面对南部海疆危机,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及时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以地图的形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抗战胜利后,内政部方域司参照《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并根据实测数据绘制了官方最终定型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成为中国拥有南海主权与治权的法理依据。
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西人并未认识到黄岩岛的存在,西文地图中仅在距离吕宋海岸非常近的地方标出了三个浅滩,它们与黄岩岛毫无关系。直到1771年,达尔林普尔经过考证,才发现黄岩岛的存在,并赋予它ScarboroughShoal的地名,此后的地图上出现黄岩岛Scarborough与吕宋近海三浅滩并立的局面。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人对吕宋岛海岸以西展开测绘,发现这里并不存在三个浅滩,于是这些浅滩从地图上消失,而原本属于浅滩地名的Marsingola或SouthMaroona被移植到了黄岩岛。因此,菲律宾方面
本文从原始宗教象征学的视角考察“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立人、青铜面具以及玉璋刻纹所显现的几个“巫符喻码”，把它们含具的巫术语义与原始象征内涵放在文化人类学同类事象的广阔背景上取证分析，从而揭示古蜀先民原始宗教思维与其他民族的一致性与趋同性，以及这些喻码作为一种“微观文化单元”在人类原始宗教象征史上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辽朝皇帝的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从构词方式来看,有动词加“天”构成的和“天”加动词构成的词素,反映了“天人感应”和契丹人信仰萨满教崇拜最高神祇——天神。其中,在皇帝尊号中使用“天”加动词构成的词素最多,年号中也有这类词素,而在皇后和太后尊号中均为动词加“天”构成的词素。辽朝皇帝尊号中使用由“天”字构成的词素,因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故所体现的具体政治内涵也不同。这种在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的政治内涵就是“神道设教”,表明君权神授,统治获得了天神的护佑、辅佐,为皇位披上一层神圣的合法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