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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獄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
1982年4月23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
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
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他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组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他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陈伯达发言了。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他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美国记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诺？待考）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很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起劲，竟把美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之一
毛泽东早年曾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又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一向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从1928年毛泽东任工农红军前委书记时调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谭政担任秘书，到1974年安排张玉凤担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一共有35位。
毛的秘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主要职责为起草文件、撰写稿件等。一类是机要秘书，如叶子龙、高智，主要职责为收发文件，整理资料等。一类是生活秘书，如江青、张玉凤，主要职责为负责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在毛泽东的秘书队伍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影响最大，被称为“五大秘书”。
普通人印象中的秘书工作，不外乎端茶倒水、整理文件等。毛泽东对秘书尤其是政治秘书的要求显然远不止于此。他要求秘书能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起草撰写重要的文件、文章，相当于毛泽东的“文胆”。
当时的延安有好几位理论写作高手，比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范文澜、何思敬、胡乔木、周扬、丁玲等都是一时之选。但最终，毛泽东选择了陈伯达。1939年春天，陈伯达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一说为副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做就是31年。
国民党称之为“陈逆伯达”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陈伯达、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分别作起了文章。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国民党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周恩来曾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从炙手可热到突然“消失”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于此：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显然，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庐山：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林彪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中共九大召开时，这段话一度写进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可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词语删除，只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这说明，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林彪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毛的情绪变化？ 但真正让毛泽东生气的其实是国家主席之争。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按照《宪法》规定，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病逝也未恢复。林彪对国家主席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林彪深知，他想当国家主席，首先就必须恢复这个职位。只要这个职位一恢复，当选者只能是他。毕竟，毛泽东早就辞去了国家主席，一定不会在77岁高龄时再次出任。
但是，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三国演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故告诫林彪不要打国家主席的算盘。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早就对陈伯达不满了。
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雖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
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
罪与罚
显而易见，陈伯达被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吓懵了。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寻求毛的宽恕。他请求见毛泽东一面。毛居然同意了。
见了面，毛泽东与他握手，第一句话就是，“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也不写文章了。”自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以后，陈伯达确实很少撰写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了。不过，说不来见毛泽东，是因为“官做大了”，倒是真冤枉了陈伯达。那时候的毛泽东，岂是陈伯达想见就见的？连江青要见，都必须经过秘书汇报并得到毛的同意。周恩来、林彪等也很难见他几次，更别说陈伯达了。
接下来，毛泽东没有提庐山会议的事情，而是询问了《人民日报》原总编吴冷西、《红旗》杂志原副总编胡绳等人的近况，甚至还问起女儿李讷在哪里（李讷曾在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处理群众来信，后来做办事组组长）。陈伯达很高兴。能够聊到这种话题，说明主席没把自己当外人看。分别时，毛泽东握着陈伯达的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陈伯达在感激涕零的同时，也放下心来。毛泽东还是把自己当作同志和老下级看待，说明问题并不太严重。
陈伯达一定忘记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根据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等人的回忆，刘少奇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辞去全部职务回家种地，二是提前结束“文革”。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并没有表态，只是建议他读几本书。临行前，毛泽东叮嘱他“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但是4个月后，中央就成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1969年11月12日，饱受折磨和虐待的刘少奇病逝于河南……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了北京陈伯达就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软禁之前，陈伯达想再见一次毛泽东，几次给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都未成功。打电话给康生，康生连电话都不接。倒是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回了话，表示“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陈伯达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来没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他。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戴着“反党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位跟随自己31年的“笔杆子”呢？ 1971年3月，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不过，虽然陈伯达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开审判。
吊诡的是，在起草起诉书时，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实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则，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当初导致陈伯达从政治局常委沦为“阶下囚”的“滔天大罪”，竟然不足以为罪。历史和陈伯达开了一个玩笑。
下面的这个细节或许可以作为注脚。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做讲话《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里面提到一句，“林彪、‘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后来，该讲话稿收入1983年7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再版时改名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笔者注），即删除了“陈伯达”三个字。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其中涉及“中央文革小组”时如此表述：“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只字未提。
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伯达是无辜的。陈伯达素以“小小老百姓”自谦，然而他在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之时，干下了不少坏事。批斗刘少奇、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手制造出“冀东冤案”……鉴于此，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电文文字加标点符号共53个字。
忏悔之余
晚年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不仅仅是忏悔，经过监狱生活的陈伯达，确实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徹了很多。
在与周扬见面后，陈伯达曾将他的作品《求知难》托付给《读书》，于1982年第10期发表。不久，胡乔木也批示将其《认识的渐变与突变》发表于辽宁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允许尚在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公开发表学术文章（虽然署笔名），这似乎是“法外开恩”，但陈伯达不这样想。他说，“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对于周扬冒着风险与自己见面，陈伯达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些感想。他对儿子陈晓农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
笔者很关心，作为跟随毛泽东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底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翻阅由其子陈晓农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面记载了很多父子间坦诚直率的交谈，陈伯达不曾对毛泽东有半句非议。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还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陈伯达都没有片言只语埋怨毛，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倾倒肚子里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这位76岁的老人哭了。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
本文参阅了叶永烈《陈伯达传》、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怀倩《陈伯达是怎样当上毛泽东秘书的》、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于光远《初识陈伯达》、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丁凯文《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邱会作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等书籍和文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82年4月23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
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
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他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组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他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陈伯达发言了。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他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美国记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诺？待考）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很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起劲，竟把美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之一
毛泽东早年曾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又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一向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从1928年毛泽东任工农红军前委书记时调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谭政担任秘书，到1974年安排张玉凤担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一共有35位。
毛的秘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主要职责为起草文件、撰写稿件等。一类是机要秘书，如叶子龙、高智，主要职责为收发文件，整理资料等。一类是生活秘书，如江青、张玉凤，主要职责为负责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在毛泽东的秘书队伍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影响最大，被称为“五大秘书”。
普通人印象中的秘书工作，不外乎端茶倒水、整理文件等。毛泽东对秘书尤其是政治秘书的要求显然远不止于此。他要求秘书能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起草撰写重要的文件、文章，相当于毛泽东的“文胆”。
当时的延安有好几位理论写作高手，比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范文澜、何思敬、胡乔木、周扬、丁玲等都是一时之选。但最终，毛泽东选择了陈伯达。1939年春天，陈伯达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一说为副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做就是31年。
国民党称之为“陈逆伯达”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陈伯达、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分别作起了文章。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国民党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周恩来曾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从炙手可热到突然“消失”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于此：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显然，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庐山：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林彪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中共九大召开时，这段话一度写进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可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词语删除，只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这说明，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林彪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毛的情绪变化？ 但真正让毛泽东生气的其实是国家主席之争。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按照《宪法》规定，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病逝也未恢复。林彪对国家主席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林彪深知，他想当国家主席，首先就必须恢复这个职位。只要这个职位一恢复，当选者只能是他。毕竟，毛泽东早就辞去了国家主席，一定不会在77岁高龄时再次出任。
但是，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三国演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故告诫林彪不要打国家主席的算盘。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早就对陈伯达不满了。
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雖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
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
罪与罚
显而易见，陈伯达被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吓懵了。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寻求毛的宽恕。他请求见毛泽东一面。毛居然同意了。
见了面，毛泽东与他握手，第一句话就是，“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也不写文章了。”自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以后，陈伯达确实很少撰写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了。不过，说不来见毛泽东，是因为“官做大了”，倒是真冤枉了陈伯达。那时候的毛泽东，岂是陈伯达想见就见的？连江青要见，都必须经过秘书汇报并得到毛的同意。周恩来、林彪等也很难见他几次，更别说陈伯达了。
接下来，毛泽东没有提庐山会议的事情，而是询问了《人民日报》原总编吴冷西、《红旗》杂志原副总编胡绳等人的近况，甚至还问起女儿李讷在哪里（李讷曾在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处理群众来信，后来做办事组组长）。陈伯达很高兴。能够聊到这种话题，说明主席没把自己当外人看。分别时，毛泽东握着陈伯达的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陈伯达在感激涕零的同时，也放下心来。毛泽东还是把自己当作同志和老下级看待，说明问题并不太严重。
陈伯达一定忘记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根据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等人的回忆，刘少奇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辞去全部职务回家种地，二是提前结束“文革”。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并没有表态，只是建议他读几本书。临行前，毛泽东叮嘱他“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但是4个月后，中央就成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1969年11月12日，饱受折磨和虐待的刘少奇病逝于河南……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了北京陈伯达就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软禁之前，陈伯达想再见一次毛泽东，几次给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都未成功。打电话给康生，康生连电话都不接。倒是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回了话，表示“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陈伯达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来没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他。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戴着“反党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位跟随自己31年的“笔杆子”呢？ 1971年3月，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不过，虽然陈伯达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开审判。
吊诡的是，在起草起诉书时，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实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则，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当初导致陈伯达从政治局常委沦为“阶下囚”的“滔天大罪”，竟然不足以为罪。历史和陈伯达开了一个玩笑。
下面的这个细节或许可以作为注脚。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做讲话《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里面提到一句，“林彪、‘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后来，该讲话稿收入1983年7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再版时改名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笔者注），即删除了“陈伯达”三个字。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其中涉及“中央文革小组”时如此表述：“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只字未提。
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伯达是无辜的。陈伯达素以“小小老百姓”自谦，然而他在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之时，干下了不少坏事。批斗刘少奇、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手制造出“冀东冤案”……鉴于此，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电文文字加标点符号共53个字。
忏悔之余
晚年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不仅仅是忏悔，经过监狱生活的陈伯达，确实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徹了很多。
在与周扬见面后，陈伯达曾将他的作品《求知难》托付给《读书》，于1982年第10期发表。不久，胡乔木也批示将其《认识的渐变与突变》发表于辽宁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允许尚在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公开发表学术文章（虽然署笔名），这似乎是“法外开恩”，但陈伯达不这样想。他说，“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对于周扬冒着风险与自己见面，陈伯达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些感想。他对儿子陈晓农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
笔者很关心，作为跟随毛泽东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底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翻阅由其子陈晓农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面记载了很多父子间坦诚直率的交谈，陈伯达不曾对毛泽东有半句非议。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还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陈伯达都没有片言只语埋怨毛，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倾倒肚子里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这位76岁的老人哭了。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
本文参阅了叶永烈《陈伯达传》、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怀倩《陈伯达是怎样当上毛泽东秘书的》、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于光远《初识陈伯达》、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丁凯文《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邱会作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等书籍和文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