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程颐曰：“孔子，天地也；颜回，和风庆云也；孟子，岩岩之泰山气象也。”此话让人想及孟子的“养气说”，也自证了“养气说”的效用。不仅如此，孟子“养气说”还涵养了汪洋恣肆的道德文章，影响了华夏千百年的文风文气。可谓“大哉孟子浩气壮，养气方有好文章”。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养气是孟子的发明，称得上是他的独门绝技。“养气”，是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便会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气概非凡，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孟子把这种“气”用于 “立言”，而成洋洋大观。《孟子》一书气曰浩然，便是明证。
　　实际上，养气之道，自孟子之前，不明；自孟子之后一千年，也不明。直至韩愈、二程和三苏父子才将孟子的養气论真正发扬开来。韩愈和三苏父子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文豪，承袭孟子的养气说自然在道德人格与文章修养上用力，从此中国文坛如沐春风，有了源头活水，开始气象一新。
　　韩愈可谓是孟子真正的知音。唐朝伊始，人们有意识地反对“彩丽竞繁，而寄兴都艳” 的作品，诗文领域兴起了复古运动。到了唐中期，居于文坛泰斗之位的韩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志于恢复“道统” 和 “文统”，以拯救士节和文风。韩愈对孟子“养气说”别有慧心，他提出“气盛言宜”说，首次把孟子的“养气说”融入古文理论。 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者皆宜”，“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韩愈这里所说的“气”，就不单指人的精神气质，而是指构成文章内在的一种气势：行仁义就是集义，集义才能养气。由于文章的气势充沛，即“气盛”就可调节文句的长短、声调的抑扬变化。读书少的人，自身气弱，器小力薄，容易被书拿住，创作时就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读书多的人，自身气足，学养丰富，善于吐纳，作文时自然得心应手。
　　就“养气” 方式而言——韩愈强调 “气” 是后天不断培养的结果。韩愈认为要达到“古之立言者” 的高度，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解决问题，而要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这也正是韩愈本人的切身感受：文章发源于道德，不是临时苦心织绣而成，修得包罗天地的胸襟，酣畅淋漓的文章才可能涌于笔端，妙手偶得。由此可知，韩愈已得孟子神韵。
　　由此可见，诗书——道德—— 气势——文章，是韩愈所表述的一个写作的公式。他重道是为了重文 ，蓄道德然后能文章是韩愈“读孟”的根本指向 。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以“道德修养” 为底蕴，以“艺术修养”为基础的“气”。以道德修养为底蕴的气，使文章气骨刚健；以艺术修养为基础的气，使文章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由此，我们也许会明白为什么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语）了。
　　韩愈之后，中国古代文论有了新的风景线。孟子的“养气说”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实践。宋儒主张以读圣贤书和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公元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去京师，在京城得到了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三苏”之名遂享誉天下。苏辙在高中进士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在信中写道：“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chèn）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xiàn）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是说，自己生性喜好写文章，对此想得很深。我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然而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培养而得到。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现在看孟子的文章，宽大厚重，宏伟博大，充塞于天地之间，同他气的大小相称。司马迁走遍天下，广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大地的豪杰交友，所以他的文章天马行空，颇有奇伟之气。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执笔学写这种文章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自己却并没有觉察到。
　　苏辙在此明确指出了文章是由“气”形成的，强调了作者的外在阅历，强调了“养气”对写作的作用。应该说这是苏辙在文艺创作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养气说”不仅指出了养气与写作的密切关系，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修养来取得的；写文章不是单纯靠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就可以解决的；文章是作者气质所表现的形式。我们从中可知，不论是思想修养也好，精神气质也好，还是文章的内在气势也好，都涉及到了作者的修养问题。
　　自宋以后，学文养气之道开始蔚为大观，渐成共识。元代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说 “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已对养气习文颇有心得。清代邵长衡又言：“古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读书深，才能养气足；多读书，才能养其气。
　　至此，孟子的“养气说”全面化入文章之道，并实现了理论上的跃升，于是我们听到了孟子之后的空谷足音。
　　为文如何养“气”？自孟子之后历代文章大家都有尝试和心得，综而概之，有以下途径可循：
　　一、寡欲养气
　　写作是一种养气功夫，必须虚静自然，清心寡欲，使身心达到高度谐和。正如刘勰所说，“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刘勰强调在写作时节制欲念，使之神清气爽，才能渐入佳境。元代陈绎在《文说》中也提到：“养气之法，宜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而生，当有乐处，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是说写作需要充沛的精力，在澄心静虑之后，气韵自生，文思泉涌。
　　二、集义养气
　　在儒家看来，仁义道德是人生命的主宰。孟子 “浩然之气”要用道义来养，如做了不道德、不义的事，就会泄气；只有一贯做着合乎道义的事，才能养出这种正气。诚如明代宋濂所说：“圣贤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义。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清代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也说道：“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认为“养气”重在道德意志的修养。
　　三、积学养气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可以陶冶作家的性情气质。曾国藩在《家训》中说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读不同的书，可以养不同的气。豪气，灵气，平和之气，浩然之气，可以养；邪气，戾气，迂腐之气，狭隘之气，也可以养。如果说读书是养气，是输入，那么写作则是释放，是输出。什么样的人，读了什么样的书，便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气不同，文章的味道就不同，形成的风格也就大不相同。所谓韩愈文风如潮，柳宗元文风如泉，欧阳修文风如澜，苏轼文风如海，便是禀赋、气质、學养不同所致。因此，学文须读天下好书，厚积薄发。
　　四、出游养气
　　古人有言：“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为文必须走出书斋，游览名山大川，得山水之灵，实现由外向内的蜕变。李白二十五岁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几乎漫游了大半个中国。杜甫从二十岁起，便南游吴越，北游齐赵，饱览壮丽河山。两位诗圣的实践与苏辙强调的“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不谋而合。
　　文章有法，文章亦无法。孟子“养气说”化入为文之道，是规律使然。今天，观古今之变，探文章之道，意在吐故纳新，只有把孟子“养气说”存乎一心，真正读懂弄通，知行合一，才能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哉孟子，伟哉浩然，得此法宝，令人禁不住闻鸡起舞、洋洋万言乎！
　　作者简介：胡南南，汉族，籍贯：山东省邹城市，单位：山东省邹城市文物局，学历：本科。邹城是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诞生地，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之美誉，作者从多方位研究儒家文化与孟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