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各个学校都喜欢举办校庆活动，意在宣扬校威。为此，一方面请了许多当官的校友来装点门面，显示办学成绩；另一方面，则尽量把校史拉长，即使是一九五：年院系调整之后重新组建的新院校，也要把调整前的某一现已不存在的老校接上，以举行百年或百年以上之庆。
我所就读的浙江省临海市的回浦学校，虽然是一所海边小县城中的普通中小学，在全国教育布局中排不上号，但自从一九一二年建校以来，在许多历史波折中幸仔下来，倒还算得一家真正的百年老校。所以在二0一二年举行百年校庆，应是名正言顺。我从来没有当过官，一介寒儒，而且早已退休，承蒙母校不弃，邀我参加盛典，我也就欣然前往。
校庆办得很热闹，自然免不了官员、名流的讲话，还请了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主持节目，她是回浦校友的第二代，算足有点沾亲带故。但是，那些讲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深受感动，而且经久难忘的，是节目主持人与陆逸的对话。
陆逸是回浦学校创始人和董事长陆翰回浦学校创办人陆翰文文的长孙。要纪念回浦的百年校庆，要写回浦的校史，无论如何是绕不开陆翰文的，所以校庆前夕，回浦校史室编写并出版r上下两册的资料集《回浦学校的创始人陆翰文》，以资纪念。请陆翰文的后人来参加校庆活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陆翰文的长女陆家桔和长子陆冬都已过世，次了陆小秋与小女陆贝贝在外地安家，已经退休，但却都没有来。所以这第三代陆逸，就是陆家的全权代表了。节目主持人在主席台上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开始时的对话倒也平常，但当主持人问他是否以有这样的祖父而自豪时，陆逸忽然悲从中来，大哭起来，说：“我小时候恨死了有这样一个祖父，害得我到处受歧视，连考学校也受限制。”这一说，唤起了年长者历史的记忆，台下也都唏嘘起来。整个场面，与喜庆气氛颇不相称。好在主持人很机灵，赶快扭转话题，说：现在好了，大家都来纪念你祖父了。陆逸也转悲为喜道：“现在我知道祖父为教育事业做了许多贡献，建设了回浦这样一个好学校，我为他而骄傲！”
但我以为，陆逸的悲声对于热闹的庆典来说，虽然有点扫兴，而他的话却说出了一段历史事实，回避这段历史，就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也无法使教育事业走上正轨。
回浦学校不是一家三家村私塾，也不是一爿营利的学店，而是一所启蒙的教育机构。
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一带深受革命潮流影响，吾乡浙江临海也很出了几位革命家。其中较有名望的，一位是因制造炸药而牺牲的杨哲商，辛亥之后，他的同志为他造了衣冠冢，置于风景区东湖边上，供人瞻仰，遗族还出资建立了一所哲商小学，造福乡梓。他的衣冠冢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毁，但哲商小学仍旧存在，而且没有改名；另一位是杭州光复后曾被举为浙江督军的屈映光，后来虽然宦海浮沉，长期担任闲职，但影响仍旧很大，一九四八年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空军司令周至柔，还有联勤总部军需署副署长和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陈良，都是他从临海带出去的。本世纪初我到台湾东吴大学讲学，有一次外出旅游，还走过一座“映光桥”，碑文上写明是纪念屈映光的；还有一位王文庆，是光复会的重要军事头领，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被俘，就是他带人去救出来的。后来杭州光复，曾被推举为浙江参议院院长、浙江省省长、民政厅厅长等职，成为浙江军政府的重要人物，临海有一条文庆街，就是纪念他的。陆翰文一直追随王文庆，做过敢死队营长，参与光复上海、光复杭州、光复南京之役，为民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在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陆翰文却没有参与争权夺利，而是退出政治圈子，回乡办学。生物学家朱洗对此大加称赞道：“当初，陆先生在革命成功以后，有官不做，有禄不享，愿至台州僻地创立回浦，专心从事教育，此种行为和一般受高官厚禄、衣锦归故乡的革命志士截然不同。”（《旅法通讯》）
陆翰文回乡之前，本地几位革命志士就已于一九一二年春创办了临海私立高等小学，陆翰文回乡时，恰好校长项士元应革命后的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龚宝铨之邀，要到杭州省图去任职，就请陆翰文接手办学。一九一三年春，陆翰文将校名改为私立回浦高等小学。盖因汉昭帝始元二年曾在此建立回浦县，回浦也就是临海的古称，将学校改名回浦，既富有深厚的历史感，也避开了私立学校冠以县名的尴尬。从此，陆翰文主持校政三十六年，直到一九四八年逝世。将回浦从小学办到初中、高中，再加上幼儿园，形成一个教育系统。抗战时期许多大城市沦陷，多数大学都在流亡之中，陆翰文还想利用临海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条件，再办一所回浦大学，只是后来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办成。
陆翰文的教育理念，育人是第一位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是盼望受教育的人将来能够做人，并能够替社会尽些力量，使不能做人和不肯做人的人都去做人。所以有见识的人说：目下人欲横流，非从教育去挽救不可。”在他谱曲的《回浦校歌》里，开头第一句便是：“我来回浦究何因？不学别的要学做人。”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出的“立人”主张和五四新文化先驱们所揭示的“人本主义”思想是相一致的，都是革命者从事启蒙工作的一部分。
正因为把“学做人”作为教育中心，所以他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精神和平等观念的教育。他常教导学生：“我极希望你们要刻苦，要俭朴，要有进取的气概，要有冒险的精神，万不要骄奢逸乐，做成富家的骄子。”回浦学校对学生的服饰有一些特殊规定：男生一律剃光头，女生剪齐耳短发，校服则足由一种蓝纬白经交织的“家机布”做成。“家机布”者，即农民家里织布机上自织的卜布，很低档。大家都是光头、短发，穿着这种土布校服，官家富户的公子小姐和寻常姓姓的子女，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种土布，后来被称作“回浦操布”——因为当地人将校服叫作“操衣”，这个说法是由士兵上操时所穿制服衍化而来，于是做操衣的布也就叫作操布。早上上学时，还有值班教师在校门口检查，不合规定者不准入内。那时临海尚无名牌服装一说，就是穿着高档一些，也要被杜之门外。当然，这还只足表面上的工作，要从观念上改变贵贱之别，还是很不容易。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是中国人固有的陋习，有些学生受此陋习的感染，难免时有流露，陆翰文知道后，一定要严加教育。据许绍棻先生在《我来川浦学做人》文中回忆道，有一次，陆翰文听说一个同学称乡下人为“乡下木佬”，就教育他说：“你城里人靠什么，靠石板街？乡下人比城里人有志气，哪一样不及你城里人？”而有时乡下学生自己也把农民低看一等。有一次一位乡下学生的父亲挑行李送他上学，同学问：“他是谁？”这个学生竟回答道：“挑脚担”——即挑夫。陆翰文知道后，就把那学生教训了一顿，说：“你做学生就不认父亲了，日后当了官，更不把他当人了，你有良心吗？”他还特意叫厨房好好招待这位乡下来的家长用饭，十分亲切。 陆翰文用人也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比如，汤仁德原来是个勤杂工，因为踏实肯干，认真负责，陆翰文就把他提为庶务员。汤仁德由是工作更为勤奋，以校为家，秉公办事，不图私利，而且乐于助人，深得大家的好评。陆翰文又把他提为总务主任，从购买校具什物、添置图书仪器，直到增建校合，都由他负责经理，最后还提为校董会董事；又如，许普森是回浦初中第四届毕业生，学历不高，但办事踏实，刻苦耐劳，陆翰文就聘他做校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图书馆藏书较丰，有数万册之多，而且流通量也很大，但管理人员却只有一名，所以管理员也就是馆长。他早来晚走，不但书架整理得整整齐齐，而且还把借、兑J得破旧了的书补得很好，并写新书简介，作阅读量统计，激励学生借阅，使回浦图书馆成为台州专区最好的图书馆，这对回浦学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邵西镐，是早期回浦高小毕业生，当时回浦尚无中学部，他升入省立六中，毕业后考入南京河海_丁程专门学校，但只读了一年，就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学。这时回浦正筹办初中部，陆翰文就请他来当教务主任，负责教学行政事务。他不但每学期开学之前排好各班级的课表，安排好各教师的课程，而且还负责招生事宜，从各课命题、刻印试卷到监考批改，都亲与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邵西镐与许普森，也都先后进入董事会。回浦学校的董事会与众不同，它并不全由本地的社会名流组成，其中还有许多实干家，正是这些实干家，与陆翰文共同撑起了这所学校。
但教务、图书、后勤都是为教学服务的，要办好学校，师资和生源是最重要的问题。陆翰文对师资质量极其重视，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思想政治倾向他倒并不在乎，旧学新知都受欢迎，左倾右倾均能容纳，颇有兼收并蓄的风度。就国文教师而言，各种人才都有：章模臣是清末拔贡，他一派名士作风，夏日赤膊挂个肚兜，摇着芭蕉扇给学生上课；项士元是当地有名望的文史学者，他拿手的是传授古代文史知识；陆蠡是有名的散文家，他的课程给同学带来五四以后新的文学风尚；毕修勺留法多年，是著名的翻译家，极其推崇左拉，同时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徐懋庸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是个左倾青年，陆翰文在上海劳动大学执教时就知道他的思想情况，但还是吸收他到回浦来教学，并允许他在宿舍里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更有一位中共党员邓锦心，他离校时还带走了两个学生到陕北去……陆翰文对教师很尊重，有位理化教员许雪樵，原是省教育厅督学，抗战后回到台州，在黄岩中学教书，陆翰文将他聘请到回浦来任教。有一次陆翰文轻轻将教室的门推开一条缝，察看学生的听课情况，许雪樵觉得影响了他的教学，马上宣布下课，回家去了。陆翰文赶快叫学生去请回，自己站在校门口迎接，弯腰抱拳，请求原谅。许雪樵觉得陆翰文很诚恳，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问题就化解了。正因为陆翰文礼贤下士，谦恭待人，所以吸引了许多知名教师。比如，英语教师曾杰华原在之江大学等校执教，享有盛名，抗战后回乡，在回浦教过书，曾被黄岩中学高薪挖走，但他比较之下，觉得还是回浦学风好，陆翰文更能器晕教师，又回到回浦执教。
回浦学校在陆翰文的主持下，办得很出色，成为浙江名校，学子以能做回浦生为荣，投考者越来越多，生源当然也就不成问题了。我自己就是宁可降级而去读回浦的。
我于一九四七年夏天在河南洛阳一所小学毕业，回到临海迟了些，回浦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只有停办多年刚刚复校的振华中学还在招生，于是就考入振华读书。但只读了半年，母亲硬要我重新去考回浦。那时同浦不收插班生，只好重新从一年级第一学期读起。好在同浦有春季班，所以只浪费掉半年，后来到高中毕业时，春季班与秋季班一起参加高考，总算把这半年又拉了回来。
我进入回浦，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天。那时，陆翰文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到得五月间，陆翰文就逝世了，校事由校长卢铎主持。卢铎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担任回浦中学校长，长期与陆翰文共事，办学理念相同，所以一切都率由旧章。真正的大变动是在次年政权更易之后。
首先是董事会改组，校长易人。原来，作为一家私立学校，一切大事都由董事会决定，校长执行；现在，董事会只是虚设，校长也没有多少实权了，一切由上级党委发号施令。接着，卢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罪名是地主、恶霸。他家里有田地，说他是地主不假，但他长期住在学校里，一向是个好好先生，总觉得与恶霸形象联系不起来。他女儿为了要救父亲一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法院院长是南下干部，握有实权，原答应从宽处理，但被上级发现了，撤职查办，卢铎不久就被枪毙了。
继之而来的是思想改造运动。教师们除了在校内组织学习，交代历史、检查思想以外，还有一批被送到杭州去上“革人”（即“革命大学”），有些教师做了留级生，说是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有些教师则一直没有回校，原来的教务主任邵西镐也被调到乡下的一个学校里去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上级领导又在回浦学校里打出了几只“老虎”。其中最大的一只是总务主任汤仁德，他被关了起来，强迫交代。案情还没有落实，就宣布他有罪。领导所根据的是有罪推定法，认为他既然主管经济，那就没有不贪污的道理。汤仁德一贯衣着朴素，做了校董，看起来还像是个工友，住家就在后操场外面，大家都看得到它的简陋，许多老回浦都不大相信他会是贪污犯，但也无法站出来讲话。后来定不下罪来，也就证明群众的眼光还是准确的。只是汤仁德也不能官复原职了。这叫作落实政策，宽大处理。
到得一九五七年，又在教师中打出了许多右派分子，其中之一，就是陆翰文的长子陆冬，也就是陆逸的父亲。他在抗战后期参军抗日，胜利后回到回浦做体育教员。当初是一腔救国热情，现在这段经历就成了反动历史。当然，他能回到回浦做教员，是沾了陆翰文的光，现在这个父亲却成了他的包袱。
陆翰文逝世时，学校举行公祭，有一些大规模的哀悼活动，极尽哀荣。人们都说他未满六十而逝，死得太早了。到这时，才觉得他死得其时。如果他不在一九四八年死去，还不知下场如何？辛亥革命之后，陆翰文虽然退出了政治权力圈子，但是他要主持这样一个学校，又不能不与权力者打交道；他尽管可以不出来迎接到校视察的省长——以示对权力者的厌恶，但不能不与教育厅长保持友好关系——何况该厅长又是本地人。而且学校办得成功之后，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地方势力。当初，地方政府对于这种革命元老，只要他不构成对权力的威胁，办办教育，倒也无妨；而更迭之后的新政权，就不会认前朝革命元老这笔账了，更不能允许这种异己势力的存在。所以陆翰文如果不死，他的命运也就不会比卢铎好。孙子陆逸在接受主持人采访时那些未尽之言，就表明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权力机构给他的定性。
陆翰文虽然死而无知，然而，经过多次折腾之后，回浦学校也就日见衰落了。师资力量大不如前，招生也不能自主，最后连校名也保不住，奉命改为临海二中。一所有特色、有水平的名牌中学，也就沦为当地的二流中学。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才又恢复了回浦的校名。现在回浦举行大规模的校庆活动，想要重振雄风，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一所学校能否办得好，物质条件固然必不可少，而办学理念实据首位。能否重续陆翰文的办学理念，是回浦中学能否办好的关键所在。
我所就读的浙江省临海市的回浦学校，虽然是一所海边小县城中的普通中小学，在全国教育布局中排不上号，但自从一九一二年建校以来，在许多历史波折中幸仔下来，倒还算得一家真正的百年老校。所以在二0一二年举行百年校庆，应是名正言顺。我从来没有当过官，一介寒儒，而且早已退休，承蒙母校不弃，邀我参加盛典，我也就欣然前往。
校庆办得很热闹，自然免不了官员、名流的讲话，还请了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主持节目，她是回浦校友的第二代，算足有点沾亲带故。但是，那些讲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深受感动，而且经久难忘的，是节目主持人与陆逸的对话。
陆逸是回浦学校创始人和董事长陆翰回浦学校创办人陆翰文文的长孙。要纪念回浦的百年校庆，要写回浦的校史，无论如何是绕不开陆翰文的，所以校庆前夕，回浦校史室编写并出版r上下两册的资料集《回浦学校的创始人陆翰文》，以资纪念。请陆翰文的后人来参加校庆活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陆翰文的长女陆家桔和长子陆冬都已过世，次了陆小秋与小女陆贝贝在外地安家，已经退休，但却都没有来。所以这第三代陆逸，就是陆家的全权代表了。节目主持人在主席台上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开始时的对话倒也平常，但当主持人问他是否以有这样的祖父而自豪时，陆逸忽然悲从中来，大哭起来，说：“我小时候恨死了有这样一个祖父，害得我到处受歧视，连考学校也受限制。”这一说，唤起了年长者历史的记忆，台下也都唏嘘起来。整个场面，与喜庆气氛颇不相称。好在主持人很机灵，赶快扭转话题，说：现在好了，大家都来纪念你祖父了。陆逸也转悲为喜道：“现在我知道祖父为教育事业做了许多贡献，建设了回浦这样一个好学校，我为他而骄傲！”
但我以为，陆逸的悲声对于热闹的庆典来说，虽然有点扫兴，而他的话却说出了一段历史事实，回避这段历史，就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也无法使教育事业走上正轨。
回浦学校不是一家三家村私塾，也不是一爿营利的学店，而是一所启蒙的教育机构。
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一带深受革命潮流影响，吾乡浙江临海也很出了几位革命家。其中较有名望的，一位是因制造炸药而牺牲的杨哲商，辛亥之后，他的同志为他造了衣冠冢，置于风景区东湖边上，供人瞻仰，遗族还出资建立了一所哲商小学，造福乡梓。他的衣冠冢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毁，但哲商小学仍旧存在，而且没有改名；另一位是杭州光复后曾被举为浙江督军的屈映光，后来虽然宦海浮沉，长期担任闲职，但影响仍旧很大，一九四八年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空军司令周至柔，还有联勤总部军需署副署长和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陈良，都是他从临海带出去的。本世纪初我到台湾东吴大学讲学，有一次外出旅游，还走过一座“映光桥”，碑文上写明是纪念屈映光的；还有一位王文庆，是光复会的重要军事头领，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被俘，就是他带人去救出来的。后来杭州光复，曾被推举为浙江参议院院长、浙江省省长、民政厅厅长等职，成为浙江军政府的重要人物，临海有一条文庆街，就是纪念他的。陆翰文一直追随王文庆，做过敢死队营长，参与光复上海、光复杭州、光复南京之役，为民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在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陆翰文却没有参与争权夺利，而是退出政治圈子，回乡办学。生物学家朱洗对此大加称赞道：“当初，陆先生在革命成功以后，有官不做，有禄不享，愿至台州僻地创立回浦，专心从事教育，此种行为和一般受高官厚禄、衣锦归故乡的革命志士截然不同。”（《旅法通讯》）
陆翰文回乡之前，本地几位革命志士就已于一九一二年春创办了临海私立高等小学，陆翰文回乡时，恰好校长项士元应革命后的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龚宝铨之邀，要到杭州省图去任职，就请陆翰文接手办学。一九一三年春，陆翰文将校名改为私立回浦高等小学。盖因汉昭帝始元二年曾在此建立回浦县，回浦也就是临海的古称，将学校改名回浦，既富有深厚的历史感，也避开了私立学校冠以县名的尴尬。从此，陆翰文主持校政三十六年，直到一九四八年逝世。将回浦从小学办到初中、高中，再加上幼儿园，形成一个教育系统。抗战时期许多大城市沦陷，多数大学都在流亡之中，陆翰文还想利用临海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条件，再办一所回浦大学，只是后来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办成。
陆翰文的教育理念，育人是第一位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是盼望受教育的人将来能够做人，并能够替社会尽些力量，使不能做人和不肯做人的人都去做人。所以有见识的人说：目下人欲横流，非从教育去挽救不可。”在他谱曲的《回浦校歌》里，开头第一句便是：“我来回浦究何因？不学别的要学做人。”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出的“立人”主张和五四新文化先驱们所揭示的“人本主义”思想是相一致的，都是革命者从事启蒙工作的一部分。
正因为把“学做人”作为教育中心，所以他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精神和平等观念的教育。他常教导学生：“我极希望你们要刻苦，要俭朴，要有进取的气概，要有冒险的精神，万不要骄奢逸乐，做成富家的骄子。”回浦学校对学生的服饰有一些特殊规定：男生一律剃光头，女生剪齐耳短发，校服则足由一种蓝纬白经交织的“家机布”做成。“家机布”者，即农民家里织布机上自织的卜布，很低档。大家都是光头、短发，穿着这种土布校服，官家富户的公子小姐和寻常姓姓的子女，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种土布，后来被称作“回浦操布”——因为当地人将校服叫作“操衣”，这个说法是由士兵上操时所穿制服衍化而来，于是做操衣的布也就叫作操布。早上上学时，还有值班教师在校门口检查，不合规定者不准入内。那时临海尚无名牌服装一说，就是穿着高档一些，也要被杜之门外。当然，这还只足表面上的工作，要从观念上改变贵贱之别，还是很不容易。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是中国人固有的陋习，有些学生受此陋习的感染，难免时有流露，陆翰文知道后，一定要严加教育。据许绍棻先生在《我来川浦学做人》文中回忆道，有一次，陆翰文听说一个同学称乡下人为“乡下木佬”，就教育他说：“你城里人靠什么，靠石板街？乡下人比城里人有志气，哪一样不及你城里人？”而有时乡下学生自己也把农民低看一等。有一次一位乡下学生的父亲挑行李送他上学，同学问：“他是谁？”这个学生竟回答道：“挑脚担”——即挑夫。陆翰文知道后，就把那学生教训了一顿，说：“你做学生就不认父亲了，日后当了官，更不把他当人了，你有良心吗？”他还特意叫厨房好好招待这位乡下来的家长用饭，十分亲切。 陆翰文用人也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比如，汤仁德原来是个勤杂工，因为踏实肯干，认真负责，陆翰文就把他提为庶务员。汤仁德由是工作更为勤奋，以校为家，秉公办事，不图私利，而且乐于助人，深得大家的好评。陆翰文又把他提为总务主任，从购买校具什物、添置图书仪器，直到增建校合，都由他负责经理，最后还提为校董会董事；又如，许普森是回浦初中第四届毕业生，学历不高，但办事踏实，刻苦耐劳，陆翰文就聘他做校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图书馆藏书较丰，有数万册之多，而且流通量也很大，但管理人员却只有一名，所以管理员也就是馆长。他早来晚走，不但书架整理得整整齐齐，而且还把借、兑J得破旧了的书补得很好，并写新书简介，作阅读量统计，激励学生借阅，使回浦图书馆成为台州专区最好的图书馆，这对回浦学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邵西镐，是早期回浦高小毕业生，当时回浦尚无中学部，他升入省立六中，毕业后考入南京河海_丁程专门学校，但只读了一年，就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学。这时回浦正筹办初中部，陆翰文就请他来当教务主任，负责教学行政事务。他不但每学期开学之前排好各班级的课表，安排好各教师的课程，而且还负责招生事宜，从各课命题、刻印试卷到监考批改，都亲与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邵西镐与许普森，也都先后进入董事会。回浦学校的董事会与众不同，它并不全由本地的社会名流组成，其中还有许多实干家，正是这些实干家，与陆翰文共同撑起了这所学校。
但教务、图书、后勤都是为教学服务的，要办好学校，师资和生源是最重要的问题。陆翰文对师资质量极其重视，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思想政治倾向他倒并不在乎，旧学新知都受欢迎，左倾右倾均能容纳，颇有兼收并蓄的风度。就国文教师而言，各种人才都有：章模臣是清末拔贡，他一派名士作风，夏日赤膊挂个肚兜，摇着芭蕉扇给学生上课；项士元是当地有名望的文史学者，他拿手的是传授古代文史知识；陆蠡是有名的散文家，他的课程给同学带来五四以后新的文学风尚；毕修勺留法多年，是著名的翻译家，极其推崇左拉，同时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徐懋庸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是个左倾青年，陆翰文在上海劳动大学执教时就知道他的思想情况，但还是吸收他到回浦来教学，并允许他在宿舍里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更有一位中共党员邓锦心，他离校时还带走了两个学生到陕北去……陆翰文对教师很尊重，有位理化教员许雪樵，原是省教育厅督学，抗战后回到台州，在黄岩中学教书，陆翰文将他聘请到回浦来任教。有一次陆翰文轻轻将教室的门推开一条缝，察看学生的听课情况，许雪樵觉得影响了他的教学，马上宣布下课，回家去了。陆翰文赶快叫学生去请回，自己站在校门口迎接，弯腰抱拳，请求原谅。许雪樵觉得陆翰文很诚恳，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问题就化解了。正因为陆翰文礼贤下士，谦恭待人，所以吸引了许多知名教师。比如，英语教师曾杰华原在之江大学等校执教，享有盛名，抗战后回乡，在回浦教过书，曾被黄岩中学高薪挖走，但他比较之下，觉得还是回浦学风好，陆翰文更能器晕教师，又回到回浦执教。
回浦学校在陆翰文的主持下，办得很出色，成为浙江名校，学子以能做回浦生为荣，投考者越来越多，生源当然也就不成问题了。我自己就是宁可降级而去读回浦的。
我于一九四七年夏天在河南洛阳一所小学毕业，回到临海迟了些，回浦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只有停办多年刚刚复校的振华中学还在招生，于是就考入振华读书。但只读了半年，母亲硬要我重新去考回浦。那时同浦不收插班生，只好重新从一年级第一学期读起。好在同浦有春季班，所以只浪费掉半年，后来到高中毕业时，春季班与秋季班一起参加高考，总算把这半年又拉了回来。
我进入回浦，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天。那时，陆翰文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到得五月间，陆翰文就逝世了，校事由校长卢铎主持。卢铎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担任回浦中学校长，长期与陆翰文共事，办学理念相同，所以一切都率由旧章。真正的大变动是在次年政权更易之后。
首先是董事会改组，校长易人。原来，作为一家私立学校，一切大事都由董事会决定，校长执行；现在，董事会只是虚设，校长也没有多少实权了，一切由上级党委发号施令。接着，卢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罪名是地主、恶霸。他家里有田地，说他是地主不假，但他长期住在学校里，一向是个好好先生，总觉得与恶霸形象联系不起来。他女儿为了要救父亲一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法院院长是南下干部，握有实权，原答应从宽处理，但被上级发现了，撤职查办，卢铎不久就被枪毙了。
继之而来的是思想改造运动。教师们除了在校内组织学习，交代历史、检查思想以外，还有一批被送到杭州去上“革人”（即“革命大学”），有些教师做了留级生，说是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有些教师则一直没有回校，原来的教务主任邵西镐也被调到乡下的一个学校里去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上级领导又在回浦学校里打出了几只“老虎”。其中最大的一只是总务主任汤仁德，他被关了起来，强迫交代。案情还没有落实，就宣布他有罪。领导所根据的是有罪推定法，认为他既然主管经济，那就没有不贪污的道理。汤仁德一贯衣着朴素，做了校董，看起来还像是个工友，住家就在后操场外面，大家都看得到它的简陋，许多老回浦都不大相信他会是贪污犯，但也无法站出来讲话。后来定不下罪来，也就证明群众的眼光还是准确的。只是汤仁德也不能官复原职了。这叫作落实政策，宽大处理。
到得一九五七年，又在教师中打出了许多右派分子，其中之一，就是陆翰文的长子陆冬，也就是陆逸的父亲。他在抗战后期参军抗日，胜利后回到回浦做体育教员。当初是一腔救国热情，现在这段经历就成了反动历史。当然，他能回到回浦做教员，是沾了陆翰文的光，现在这个父亲却成了他的包袱。
陆翰文逝世时，学校举行公祭，有一些大规模的哀悼活动，极尽哀荣。人们都说他未满六十而逝，死得太早了。到这时，才觉得他死得其时。如果他不在一九四八年死去，还不知下场如何？辛亥革命之后，陆翰文虽然退出了政治权力圈子，但是他要主持这样一个学校，又不能不与权力者打交道；他尽管可以不出来迎接到校视察的省长——以示对权力者的厌恶，但不能不与教育厅长保持友好关系——何况该厅长又是本地人。而且学校办得成功之后，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地方势力。当初，地方政府对于这种革命元老，只要他不构成对权力的威胁，办办教育，倒也无妨；而更迭之后的新政权，就不会认前朝革命元老这笔账了，更不能允许这种异己势力的存在。所以陆翰文如果不死，他的命运也就不会比卢铎好。孙子陆逸在接受主持人采访时那些未尽之言，就表明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权力机构给他的定性。
陆翰文虽然死而无知，然而，经过多次折腾之后，回浦学校也就日见衰落了。师资力量大不如前，招生也不能自主，最后连校名也保不住，奉命改为临海二中。一所有特色、有水平的名牌中学，也就沦为当地的二流中学。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才又恢复了回浦的校名。现在回浦举行大规模的校庆活动，想要重振雄风，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一所学校能否办得好，物质条件固然必不可少，而办学理念实据首位。能否重续陆翰文的办学理念，是回浦中学能否办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