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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城市和乡村建设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形成统一体，包含体制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及生活方式一体化等。本文在城乡生活一体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选取了生活收支、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三个领域的若干个反映城乡生活一体化的重要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陕西城乡生活一体化的进程做出了基本判断和分析，并提出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方式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 生活方式 一体化 指标体系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075-06
城乡一体化在我国的提出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后到1980年代中后期，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与探索阶段；二是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对城乡边缘区域进行研究；三是1990 年代中期至今，是城乡一体化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开始建立，研究内容日臻完善时期。景普秋、张复明：《城乡一体化研究的进展与动态》，《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6期。
但是，由于学术背景、研究时间以及出发点的不同，学术界对城乡生活一体化仍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城乡生活一体化就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一体化，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生活服务功能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比如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城乡生活服务体系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生活文明素质一体化。
一、文献综述
纵观文献，对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北欧，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界定标准为公民 “个人对资源的支配”状况，其中资源包括金钱、财产、知识、脑力、体力、社会关系、安全、工作等。随后，瑞典的福利研究学者将健康等因素纳入标准，并总结得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界定标准包括居民个人的资源、资源使用的基础条件和其他基本的生活条件。周长城等：《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1-92页。随着生活质量概念的产生和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关于如何科学地评价社会生活一体化成为学者、专家、政治家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有：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指数，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该指标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领域组成；柏椟：《国民幸福指数》，《老同志之友》2007年第4期。后来，在此基础上，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政府创设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领域是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气候变化和能源消费、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环境、创建可持续性社区和更加公平的社会；1995年,联合国人居中心与世界银行提出了都市环境指标体系,其涉及的领域有公共设施、交通运输、环境管理、住宅等；1996年,荷兰社会学教授黑文提出了一套衡量多国生活质量的快乐生命期待指数，其涉及的领域有物质、安全、自由、平等、文化等；柯燕：《与发展观演进的生活质量指标》，《湖南社会学网》2008年第8期。之后，卡尔弗特等提出了卡尔弗特—亨德森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该体系涉及教育、就业、环境、健康、基础设施、娱乐等领域。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对城乡生活一体化研究主要形成两种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美国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强调客观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人对资源的支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罗斯托，他认为生活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就是居民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美化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美国模式则强调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比如林南(1987)将生活质量的一体化定义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贺春临、周长城：《福利概念与生活质量指标》，《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近年来在我国，城乡生活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主要有：周长城(2001)将生活质量的一体化定义为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社会全体对自身及社会环境的认同感。周长城、饶权：《生活质量测量方法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张羽琴（2000）认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指标体系是由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收入、消费、储蓄及其他物质条件等一系列统计指标体系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并对这一体系的设置进行了研究。它的基本作用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为揭示居民生活水平的一般变动规律提供实际数据。张羽琴：《浅议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张鸿武、王亚雄（2005）对居民生活水平运用因子分析进行评价,并将因子分析评价结果与恩格尔系数得出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得出用因子分析方法则能更好地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状况。张鸿武、王亚雄：《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与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年第1期。程国栋(2005)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提出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因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董勇：《河南省城乡生活水平差异研究》，河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尹焕三(2008)提出以城乡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把农业生产融入城市居民生活中的生态观光农业，其本质就是发展具有农作、观赏、休闲和旅游的特色农业，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服务，另一方面为农民带来较高收入，实现城乡生活一体化。尹焕三：《论统筹城乡发展的八种互动模式》，《长白学刊》2008年第5期。张峁（2009）认为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是需要建立在系统性的定量分析框架基础之上的,并且构建了适合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的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估计和分析比较。张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辽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对比研究》，《科学发展》2009年第7期。何满喜（2008）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描述了浙江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探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趋势,并指出了持续稳定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这对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何满喜：《浙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对比分析》，《乡镇经济》2008年第8期。
显然，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对城乡生活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为城乡生活一体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城乡生活一体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地比较和研究城乡生活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无疑需要一套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量化测度，以便实现和谐城乡这一远景目标。本文在明确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确定了评价过程及其具体步骤。
二、城乡生活一体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陕西为例
1 城乡生活一体化的指标体系的内容
众所周知，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立是一个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即使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城乡生活差异化，但基本上都趋向城乡生活一体化。对此，不同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地，我国常用的指标体系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 物质指标。物质基础是衡量居民生活状况的主要指标，物质的富足不但可以提高居民的物质生活状态，而且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对城乡生活实现一体化至关重要。如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
第二类，教育指标。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是一个地区居民文化素质的重要表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障。如受教育年限、学历水平等。
第三类，硬件指标。一般而言，硬件指标指当地的基础建设，如住房、交通设施等。
第四类，医保指标。一个人身体的好坏是衡量其生活状态优劣的标准，医疗卫生环境则是身体健康的必要保证。如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均病床位数等。
第五类，社保指标。完善的社会保障不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质量优良的一个反映，而且可以打消当地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如参保率等。
2 指标体系的建立及选取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城乡生活一体化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包括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发展态势，更包括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发展状况。因此，本文以卡尔弗特—亨德森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陕西省自身的城乡特点，建立城乡生活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表1）。
在选取指标时由于统计口径有一定的差别，根据指标选取的三条原则，加之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8个反映城乡生活一体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农民人均纯收入X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3，从业人员平均报酬X4，教育支出比重X5，万人城镇社区服务设施个数X6，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X7，人均邮电业务量X8。（见表2）
三、陕西省各地市城乡生活一体化综合评价
1.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如果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就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评价就会没有实际意义。本文所选取的指标既有总量指标，又有比率指标，因此，为了消除量纲差别带来的问题，本文对指标数据进行“Z分数法”标准化处理，处理结果见表3。
2. 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对指标体系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在相关系数矩阵的基础上对城乡生活一体化指标的8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是从生活收支、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三个方面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本文拟定提取3个因子，结果见公共因子碎石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大；第四个以后的因子特征值都较小，可以被忽略，因此提取3个因子是合适的。
图1 公共因子碎石图
确定因子个数后，根据旋转前的因子载荷阵，计算得出，每个因子在不同的原始变量上的载荷没有明显的差别，为了便于对因子进行命名，我们对因子载荷进行旋转，结果见表4。
表4 旋转后因子载荷阵
123
X1.969-.033.137
X2.896.160.376
X3.921-.050.311
X4.380-.009.916
X5.172.956-.044
X6-.046.973.060
X7.804.423.264
X8.750.071.628
从旋转后因子载荷阵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因子1对X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农民人均纯收入、X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的因子载荷较大，即因子1代表了这三个原始变量的共同特征，称之为生活状况因子；因子2对X5教育支出比重、X6万人城镇社区服务设施个数的因子载荷较大，称因子2为文教卫娱因子；因子3在X4从业人员平均报酬、X8人均邮电业务量的载荷较大，称之为工资福利因子。
同时，以旋转后因子载荷阵为基础，我们计算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W，并进一步计算了各市因子得分及排名(表5)。
表5 各市因子得分及排名
FAC1_1FAC2_1FAC3_1ZH排名
西安2.197660.412290.746383.356331
铜川-0.566902.684820.142172.260092
宝鸡0.765860.04601-0.96134-0.149475
咸阳0.91139-0.59846-1.33400-1.021076
渭南-0.69711-0.34424-0.35576-1.397119
延安-0.00059-0.586621.292090.704883
汉中-0.65283-0.33944-0.15607-1.148347
榆林-0.32760-0.727781.643910.588534
安康-1.01990-0.225400.07250-1.17288
商洛-0.60999-0.32119-1.08389-2.0150710
从排名上看,由于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基础优势等,省会西安城乡生活一体化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接近省会的地域或者具有资源优势的城乡，它们的城乡生活一体化发展较快。铜川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城乡差距较小；宝鸡是发展较快的城市经济与相对滞后的县域经济并存，竞相发展的川塬地带与相对落后的贫困山区并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生活一体化差距较明显。延安、榆林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财政收入增加，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支持，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较快。还有一些城乡如商洛、 渭南、安康，它们远离经济核心区， 目前的总体水平距城乡生活一体化的指标还较远， 在生活收支、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领域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所以这些区域应该是陕西实现城乡生活一体化目标过程中必须重点扶持的对象。
四、政策建议
城乡生活一体化就是要把以往相互隔离的城乡经济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使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城乡资本、人才等的自由流动和资源共享。从而实现陕西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出路；实现城乡对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岳利萍、白永秀：《陕西城乡一体化水平判断与城乡协调发展对策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因此，为了实现陕西城乡生活一体化，从而为陕西城乡一体化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必要保证，借助《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为契机，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需采取以下对策。
1.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城乡生活方式的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
基础设施是支撑和保障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运行的基础结构要素，它既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供应等生产性设施，又包括金融保险、银行证券、卫生文化、科技教育等服务性设施。城乡基础设施是城乡生活一体化的空间载体，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可以大大缩短城乡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实现城乡之间生活方式、生活环境、文化收支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特别是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可以保证城乡生活生产联系的密切性和快速性。
2. 加快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为城乡生活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业的发展为城乡生活一体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一是用工业组织和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以工业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以“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公司和农户的企业化经营，大力发展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使农村逐渐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方式的差距。二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的企业集群，形成具有技术支撑的、规模经济的高效化农业产业化链条。把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现代农业、把农民转变为农村车间工人、把农村转变为小城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三是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让更多农村居民变市民。尤其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生活方式也双向流动，生活方式不断融合，逐渐过渡为一体化。
3. 实现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为城乡要素的流动拓展新的渠道。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在部门间按照趋利原则进行转移，这一转移导致的客观性结果是：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社会事业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完善，产业结构会经历 “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这样一个转换与升级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进而促进城乡生产、生活、制度等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农村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变，并与城市接轨，最终实现城乡生活一体化。而且，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自然会带动周围乡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又能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就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之路，提高了农民的纯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也为农村能源、供水供电、交通、金融信贷等基础行业以及文化娱乐、敬老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加快了城乡生活一体化进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
关键词 城乡 生活方式 一体化 指标体系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075-06
城乡一体化在我国的提出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后到1980年代中后期，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出与探索阶段；二是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对城乡边缘区域进行研究；三是1990 年代中期至今，是城乡一体化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开始建立，研究内容日臻完善时期。景普秋、张复明：《城乡一体化研究的进展与动态》，《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6期。
但是，由于学术背景、研究时间以及出发点的不同，学术界对城乡生活一体化仍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城乡生活一体化就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一体化，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生活服务功能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比如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城乡生活服务体系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生活文明素质一体化。
一、文献综述
纵观文献，对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北欧，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界定标准为公民 “个人对资源的支配”状况，其中资源包括金钱、财产、知识、脑力、体力、社会关系、安全、工作等。随后，瑞典的福利研究学者将健康等因素纳入标准，并总结得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界定标准包括居民个人的资源、资源使用的基础条件和其他基本的生活条件。周长城等：《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1-92页。随着生活质量概念的产生和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关于如何科学地评价社会生活一体化成为学者、专家、政治家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有：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指数，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该指标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领域组成；柏椟：《国民幸福指数》，《老同志之友》2007年第4期。后来，在此基础上，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政府创设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领域是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气候变化和能源消费、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环境、创建可持续性社区和更加公平的社会；1995年,联合国人居中心与世界银行提出了都市环境指标体系,其涉及的领域有公共设施、交通运输、环境管理、住宅等；1996年,荷兰社会学教授黑文提出了一套衡量多国生活质量的快乐生命期待指数，其涉及的领域有物质、安全、自由、平等、文化等；柯燕：《与发展观演进的生活质量指标》，《湖南社会学网》2008年第8期。之后，卡尔弗特等提出了卡尔弗特—亨德森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该体系涉及教育、就业、环境、健康、基础设施、娱乐等领域。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对城乡生活一体化研究主要形成两种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美国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强调客观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人对资源的支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罗斯托，他认为生活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就是居民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美化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美国模式则强调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比如林南(1987)将生活质量的一体化定义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贺春临、周长城：《福利概念与生活质量指标》，《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近年来在我国，城乡生活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主要有：周长城(2001)将生活质量的一体化定义为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社会全体对自身及社会环境的认同感。周长城、饶权：《生活质量测量方法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张羽琴（2000）认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指标体系是由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收入、消费、储蓄及其他物质条件等一系列统计指标体系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并对这一体系的设置进行了研究。它的基本作用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为揭示居民生活水平的一般变动规律提供实际数据。张羽琴：《浅议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张鸿武、王亚雄（2005）对居民生活水平运用因子分析进行评价,并将因子分析评价结果与恩格尔系数得出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得出用因子分析方法则能更好地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状况。张鸿武、王亚雄：《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与居民生活水平评价》，《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年第1期。程国栋(2005)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提出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因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董勇：《河南省城乡生活水平差异研究》，河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尹焕三(2008)提出以城乡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把农业生产融入城市居民生活中的生态观光农业，其本质就是发展具有农作、观赏、休闲和旅游的特色农业，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服务，另一方面为农民带来较高收入，实现城乡生活一体化。尹焕三：《论统筹城乡发展的八种互动模式》，《长白学刊》2008年第5期。张峁（2009）认为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是需要建立在系统性的定量分析框架基础之上的,并且构建了适合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的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估计和分析比较。张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辽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对比研究》，《科学发展》2009年第7期。何满喜（2008）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描述了浙江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探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趋势,并指出了持续稳定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这对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何满喜：《浙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对比分析》，《乡镇经济》2008年第8期。
显然，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对城乡生活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为城乡生活一体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城乡生活一体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地比较和研究城乡生活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无疑需要一套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量化测度，以便实现和谐城乡这一远景目标。本文在明确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确定了评价过程及其具体步骤。
二、城乡生活一体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陕西为例
1 城乡生活一体化的指标体系的内容
众所周知，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立是一个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即使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城乡生活差异化，但基本上都趋向城乡生活一体化。对此，不同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地，我国常用的指标体系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 物质指标。物质基础是衡量居民生活状况的主要指标，物质的富足不但可以提高居民的物质生活状态，而且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对城乡生活实现一体化至关重要。如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
第二类，教育指标。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是一个地区居民文化素质的重要表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障。如受教育年限、学历水平等。
第三类，硬件指标。一般而言，硬件指标指当地的基础建设，如住房、交通设施等。
第四类，医保指标。一个人身体的好坏是衡量其生活状态优劣的标准，医疗卫生环境则是身体健康的必要保证。如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均病床位数等。
第五类，社保指标。完善的社会保障不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质量优良的一个反映，而且可以打消当地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如参保率等。
2 指标体系的建立及选取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城乡生活一体化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包括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发展态势，更包括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发展状况。因此，本文以卡尔弗特—亨德森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陕西省自身的城乡特点，建立城乡生活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表1）。
在选取指标时由于统计口径有一定的差别，根据指标选取的三条原则，加之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8个反映城乡生活一体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农民人均纯收入X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3，从业人员平均报酬X4，教育支出比重X5，万人城镇社区服务设施个数X6，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X7，人均邮电业务量X8。（见表2）
三、陕西省各地市城乡生活一体化综合评价
1.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如果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就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评价就会没有实际意义。本文所选取的指标既有总量指标，又有比率指标，因此，为了消除量纲差别带来的问题，本文对指标数据进行“Z分数法”标准化处理，处理结果见表3。
2. 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对指标体系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在相关系数矩阵的基础上对城乡生活一体化指标的8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是从生活收支、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三个方面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本文拟定提取3个因子，结果见公共因子碎石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大；第四个以后的因子特征值都较小，可以被忽略，因此提取3个因子是合适的。
图1 公共因子碎石图
确定因子个数后，根据旋转前的因子载荷阵，计算得出，每个因子在不同的原始变量上的载荷没有明显的差别，为了便于对因子进行命名，我们对因子载荷进行旋转，结果见表4。
表4 旋转后因子载荷阵
123
X1.969-.033.137
X2.896.160.376
X3.921-.050.311
X4.380-.009.916
X5.172.956-.044
X6-.046.973.060
X7.804.423.264
X8.750.071.628
从旋转后因子载荷阵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因子1对X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农民人均纯收入、X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的因子载荷较大，即因子1代表了这三个原始变量的共同特征，称之为生活状况因子；因子2对X5教育支出比重、X6万人城镇社区服务设施个数的因子载荷较大，称因子2为文教卫娱因子；因子3在X4从业人员平均报酬、X8人均邮电业务量的载荷较大，称之为工资福利因子。
同时，以旋转后因子载荷阵为基础，我们计算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W，并进一步计算了各市因子得分及排名(表5)。
表5 各市因子得分及排名
FAC1_1FAC2_1FAC3_1ZH排名
西安2.197660.412290.746383.356331
铜川-0.566902.684820.142172.260092
宝鸡0.765860.04601-0.96134-0.149475
咸阳0.91139-0.59846-1.33400-1.021076
渭南-0.69711-0.34424-0.35576-1.397119
延安-0.00059-0.586621.292090.704883
汉中-0.65283-0.33944-0.15607-1.148347
榆林-0.32760-0.727781.643910.588534
安康-1.01990-0.225400.07250-1.17288
商洛-0.60999-0.32119-1.08389-2.0150710
从排名上看,由于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基础优势等,省会西安城乡生活一体化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接近省会的地域或者具有资源优势的城乡，它们的城乡生活一体化发展较快。铜川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城乡差距较小；宝鸡是发展较快的城市经济与相对滞后的县域经济并存，竞相发展的川塬地带与相对落后的贫困山区并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生活一体化差距较明显。延安、榆林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财政收入增加，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支持，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较快。还有一些城乡如商洛、 渭南、安康，它们远离经济核心区， 目前的总体水平距城乡生活一体化的指标还较远， 在生活收支、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领域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所以这些区域应该是陕西实现城乡生活一体化目标过程中必须重点扶持的对象。
四、政策建议
城乡生活一体化就是要把以往相互隔离的城乡经济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使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城乡资本、人才等的自由流动和资源共享。从而实现陕西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出路；实现城乡对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岳利萍、白永秀：《陕西城乡一体化水平判断与城乡协调发展对策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因此，为了实现陕西城乡生活一体化，从而为陕西城乡一体化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必要保证，借助《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为契机，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需采取以下对策。
1.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城乡生活方式的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
基础设施是支撑和保障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运行的基础结构要素，它既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供应等生产性设施，又包括金融保险、银行证券、卫生文化、科技教育等服务性设施。城乡基础设施是城乡生活一体化的空间载体，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可以大大缩短城乡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实现城乡之间生活方式、生活环境、文化收支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特别是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可以保证城乡生活生产联系的密切性和快速性。
2. 加快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为城乡生活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业的发展为城乡生活一体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一是用工业组织和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以工业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以“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公司和农户的企业化经营，大力发展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使农村逐渐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方式的差距。二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的企业集群，形成具有技术支撑的、规模经济的高效化农业产业化链条。把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现代农业、把农民转变为农村车间工人、把农村转变为小城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三是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让更多农村居民变市民。尤其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生活方式也双向流动，生活方式不断融合，逐渐过渡为一体化。
3. 实现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为城乡要素的流动拓展新的渠道。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在部门间按照趋利原则进行转移，这一转移导致的客观性结果是：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社会事业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完善，产业结构会经历 “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这样一个转换与升级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进而促进城乡生产、生活、制度等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农村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变，并与城市接轨，最终实现城乡生活一体化。而且，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自然会带动周围乡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又能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就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之路，提高了农民的纯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也为农村能源、供水供电、交通、金融信贷等基础行业以及文化娱乐、敬老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加快了城乡生活一体化进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