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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GRAPHIC STUDY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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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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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期
其他文献
本文以一个移民安置聚集区为个案,探讨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区别化治理。研究发现,国家对某些地区或群体进行政策性地位赋予,导致宏观层面的区别化治理框架生成。受到特殊化逻辑强支配的基层政府刚性执行该治理框架,使政策性群体在微观治理实践中受到区别对待,并导致治理成本增高。在这种治理困境中,基层政府利用区别化治理框架所衍生出的政策机会结构,发展出区别化应责策略,进一步强化了治理中的区别化逻辑。文章最后讨论了"区别化治理"与普遍化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治理实践中的相互作用。
慢性病患者的疾痛体验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基于对11名终末期肾病患者的多阶段深度访谈,致力于探索他们的疾痛体验。研究发现,受访者以“过坎”为其疾痛体验的隐喻表达,这一表达包含了适应症状、重塑自我和调整关系三个层面的叙事,而此一体验的展开是结构、文化和主体能动性互动的结果。“过坎”折射出适应慢性疾痛的复杂性以及在此过程之中患者的体验与策略之异变。
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突出的老年心理问题,本研究于2011-2016年在九个省份的农村开展老年心理干预,基于社会整合理论及共同体理论,设计以“守门人”模式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形成“基层干部引领、友邻同伴互助、家庭养老存续”的干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策略全面增强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营造了“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的社区情境,为提升农村老年心理健康与晚年生活质量探索了具有实证意义的中国化路径与策略。
三十多年来,批判医学人类学家在对全球艾滋治理的批判性参与中彰显了自身的道德形貌。他们追寻社会公义,揭露全球疫情背后的结构性暴力并与之“战斗”,帮助推动向全球普及抗病毒药物的医疗人道主义事业。在现场参与这类人道主义项目的过程中,他们进一步省思到道德实践本身的繁复与暧昧。在救助生命的同时,这项事业也将感染者的生命本身作为献祭,以制造新的全球道德与政治秩序。其中,由道德献祭生成的生命社会体既是全球治理的手段与成果,又内蕴新的道德行动潜能。批判艾滋人类学从对艾滋问题的道德化批判,演变为人类学家置身于道德实践之中并
印欧社会是由祭司—国王、武士和生产者这三种功能构成的。在对“社会三功能”结构的研究中,杜梅齐尔提出了一项关于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即等级辩证法。本文从杜梅齐尔的论述出发,比较了巫术性王权和司法性王权的等级辩证关系对罗马、印度、波斯和日耳曼社会制度的塑造方式,以解释印欧文明内部的制度差异性。另外,杜梅齐尔对武士和生产者阶层的分析表明,等级辩证法的运行以第一功能为限,三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其整合还存在其他社会学解释机制。杜梅齐尔以印欧经验为基础提出的国家理论为理解、反思和推进现代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路径。在对国家
本文从金融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金融体系能够集聚资源与形塑不平等结构,从而影响国家能力。通过中国的案例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金融化与国家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了在金融化过程中国家利用金融集权增强国家控制与动员资源能力的机制与途径。国家在塑造金融集权结构的同时,利用多种途径,借助金融体系获得更为强大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本文认为,金融对国家能力的提升有着独特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因此对金融与政治体系关系的社会学探讨具有重要的学
中国私营企业主已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但多数相关研究仍囿于“父-子”两代范式。通过对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截面数据的分析,本文尝试检验私营企业主三代职业地位的多代流动效应。分析表明:(1)第三代的职业地位虽然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与第二代创业前最后职业地位有着显著相关;(2)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流动呈现“祖-子”和“父-子”关联并行的局面多代流动效应不仅存在,而且在第一代为市场经营者家庭中更强;(3)职业地位的多代流动效应在年轻世代中呈现强化趋势,而体制地位效应则趋向弱化。这种社会流动的分源模式及
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家国关联在西方同样存在类似的形态。本文将这种蕴含伦理维度的家国政治称为“共同体之爱的政治”(简称“爱的政治”),并借此反观近世德国的政治命运。文章从韦伯的宗教类型学出发,结合德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节点考察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韦伯等人的学说,进而发现:德国的“爱的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路德宗—虔信派保留的“家”的传统,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又吸纳了自然法—契约政治的现代性因素从而走向君主立宪制。但随着若干关键条件的消失,立宪君主国迅速蜕变为专制帝国;而对自然法—契约政治的形式因素的工具性挪用也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