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谢韬先生的大名并见到他，是在20多年前，当时我正开始采访一系列与1955年胡风集团冤案有关的人士。作为一位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谢韬先生当然是我必不可少的采访对象。
　　1985年，胡风先生去世，在追悼会召开后的第二天，来自全国各地受到“胡风集团”历史冤案牵连的朋友们，约20多人一起来到胡风家中，由胡风夫人梅志女士宴请。这是有史以来所谓“胡风集团”成员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有贾植芳、任敏夫妇；谢韬、卢玉夫妇；朱谷怀夫妇；耿庸、绿原、牛汉、冀汸、曾卓、徐放、路翎、何满子等。还有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阿垅的儿子陈沛。我当时还在《北京晚报》工作，与妻子一起也荣幸地应邀参加，作为晚辈亲历这一历史场景。
　　记得就是在这次聚会中，我与谢韬先生相约，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家中访问，请他讲述自己与胡风有关的往事，以及在“文革”前的监狱生活。
　　
　　 胡风信赖的朋友
　　
　　胡风及受牵连的“胡风分子”，几乎都是文艺圈中人，不是诗人小说家，就是文艺评论家或者编辑，唯独谢韬例外——他的专业是哲学，研究社会科学。不过，在1940年代，他也是胡风主编的《七月》的一个热心读者，虽然专攻哲学，但在大学期间，他却与喜爱文学的同学来往频繁，其中就有与胡风熟悉的方然、卢甸等。1946年，谢韬到重庆《新华日报》担任记者，采访过文艺界，见过胡风几次，虽没有私人交往，但彼此并不陌生。
　　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及开国大典前后曾经有过短暂红火时光的胡风，已渐渐被冷落一旁。在《文艺报》试刊时，他和茅盾等3人曾同是主编，而在1949年9月正式创刊时，他便与《文艺报》无关了。此后，一个个曾经和他一样显赫的作家，均被委以重任，有了具体的工作岗位，而他却还被闲置一旁。1950年4月胡风与何其芳展开论战，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
　　1950年4月19日，胡风写信给在北京工作的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谢韬此时在北京华北大学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胡风在信中说：“亚兄走了没有？如未走，而且他还关心，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意思，请他向该公提及我的事情，看反应如何，我总觉得，该公会长期搁下去的。如果证实了，我好作长期打算。我以为，如该公如此，非长期作名山事业不可的。”信中所说“该公”，即是胡乔木。
　　谢韬与胡风关系开始密切起来，是在1951年。这一年5月，胡风被安排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前往四川，而谢韬正好在第二团担任宣传部长。谢韬回忆说，他和胡风同车离开北京南下，途中多次长谈。他感到胡风很愿意与自己畅谈，像是找到了一位可以倾心的同伴。
　　有了此次四川土改之行，谢韬对胡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不少问题上，他更加理解胡风的郁闷，而胡风也把他当作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当然，这也就导致了谢韬日后的受牵连。
　　1953年，胡风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之后谢韬与胡风的来往更多了。谢韬尊重胡风，对激烈的批判胡风的行为产生不满，进而同情胡风。1954年年初，当他从胡风处听到周恩来建议写一材料，不由兴奋起来，一再鼓励胡风动笔，认为这说明中央是重视胡风的。于是，当胡风决定动笔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时，正在人民大学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谢韬，便成了胡风在理论方面的一个得力的助手。1954年4月19日胡风给谢韬一信：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的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
　　谢韬积极参与起草“三十万言书”，很快就为自己招致了灾难。
　　
　　在秦城监狱讲马列
　　
　　1955年5月13日，由毛泽东决定，《人民日报》在第2、3版分别发表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计划由《文艺报》发表，但在发表前，周扬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改写的按语，便是5月13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舒芜揭露材料的题目也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谢韬回忆说，当时看了5月13日的报纸，心里不是滋味，认为舒芜整理的信件并加按语，是断章取义，当晚便携妻子卢玉看望胡风夫妇。之后几天，平静如常。他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
　　
　　谢韬的被捕是在5月17日。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5月17日，公安部来人找我谈话，宣布隔离审查。说完就把我押上车，带到东四六条39号院的东厢房。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家。据说，公安部门说我是胡风反党集团的，吴老不相信。吴老是罗瑞卿的入党介绍人，他便给罗瑞卿打电话，说对这件事要慎重一些。这样，公安部门便临时改变主意，押到吴老家。吴老临时把秘书的东厢房腾出来给我住，西厢房那时住着王若飞的夫人。吴老当时在党内很有威信，又是中央委员，如果不是他保护一下，我的苦头就要吃大了。
　　我关到那里，没有宣布逮捕，只是要我反省交代，还派人看守。在那里几个月，从没见到过吴老。
　　在吴玉章家中时，谢韬被破例允许会见了一次外宾。这位外宾是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文幼章。当年在重庆时期，文幼章和谢韬是好朋友。身为基督徒的文幼章，通过谢韬，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以及周恩来都有了联系，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了解。
　　文幼章回加拿大后编辑《远东通讯》，后成为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1955年，在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文幼章见到了郭沫若，就提出访问中国时，希望能见见谢韬。在吴玉章家，文幼章夫妇见到了当年的老朋友谢韬。他对谢韬的处境十分关切，谢韬反倒安慰他：“党是正确的，我犯了严重错误。我们都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也请你相信，我不是反革命，党是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谢韬讲出了这番话。过后他受到了表扬，认为他态度不错，但这些并未改变他的遭遇。几个月后他被转到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大院，里面关押着当年被捕的大部分胡风分子，有绿原、路翎、刘雪苇、徐放等，敲墙壁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随后他们又被关押至秦城监狱。谢韬在狱中一共关押了10年，他永远记得他的号码：0688。
　　在秦城监狱，谢韬和一些正在狱中改造的国民党战犯关在一起，和他同房间的，就曾有过文强、徐远举，后来和李仙洲、康泽也相熟了。在大学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的他，这时又成了秦城监狱里的教师——谢韬被安排给战犯管理所的犯人上马列理论课，有时一天要作六七个小时的报告。
　　和战犯们混熟以后，记日记又成了谢韬的嗜好，他足足记满了两大本。他的活动，战犯们的活动，还有他们各自心境的写照。“文革”开始，他害怕出事，将它们烧掉，至今引以为憾。
　　
　　人大师生为谢韬鸣不平
　　
　　谢韬的被捕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研室的三位教师，在鸣放发言中说：“胡风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就说他是反革命。可是根据‘三批材料’是无法认定他是反革命的，至于他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针对周扬的，因此只有能证明周扬没有错误时，才能说明胡风错了。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
　　195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鸣放中最为活跃的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原名陈海果）来到北京大学，在一个师生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讲。胡风问题成了她演讲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提到了谢韬。林希翎说：
　　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如绿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总之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胡风的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那么处理。当时太粗暴了。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也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从这番讲话即可以看出谢韬当年在学生中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谢韬得到了平反，离休前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历过多年磨难的他，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过来人，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更愿意保持一个理论家独立思考的探索勇气。
　　胡风去世时，谢韬先生撰写的挽联是：千古后千古文章，自有千古评论，千古有史；一生事一生风雨，终证一生肝胆，一生无愧。
　　我想，在谢韬先生的心目中，胡风一直是他的师长与挚友，他不会因为受胡风冤案的牵连而后悔。相反，他更愿意以自己的思考与发展，超越胡风，也超越自己。
　　完稿于2007年8月5日，北京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传记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