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歌采风录>（巴蜀书社2017年版）
　　万光治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研究员曾说：“万光治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专长赋史研究，现在致力于四川民歌的搜集整理。”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当年学位论文选题是汉赋，后来出版专著《汉赋通论》，被学界誉为“纵横捭阖，学林一秀”“更新的感受，更深的开掘”。因学术成就卓著，先生参与郭豫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的撰写工作，并担任汉魏卷的主编，且先后担任全国赋学会会长、顾问以及四川省李白研究会会长、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学术职务。
　　然而，正当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从这一领域悄然消失。2011年5月，《羌山采风录》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布仪式，旋即荣获第三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学界始知先生已转入中国民歌的整理与研究工作。2017年10月，《四川民歌采风录》十卷本由巴蜀书社出版面世，王小盾教授认为是“一部不世出的好书”。今观该书《绪论》，固有四川民歌的专论，但更多的篇幅似乎在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大问题，学界遂大为惊叹先生跨界民歌与古典文学十余年所得成果的丰硕。

一、采风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采风的制度代有赓续，但其目的、形式却各有不同。据说，周天子已设采诗之官定期到各地采集诗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当时采风的目的见诸《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诗经·国风》与《小雅》的部分诗歌可能即通过这种方式被采集、被传播。因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孟子·离娄下》），采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寝而不行。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至此由朝廷开展的采风制度被历史文献明确地记载了下来。此后，文人、学者个人的采风行动也时有发生，但要么规模太小，要么倾向于借用民间歌谣材料，罕有以严谨的态度从事大规模的采风行动出现。
　　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民俗学进入中国，采风的含义扩大为泛指采集一切民间的创作和风俗，并且有了“田野工作”“田野调查”“乡土采风”“乡村调查”等称谓。1925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容庚、顾颉刚、庄尚严、容肇祖、孙伏园5人进行妙峰山调查，被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严格的民俗学调查。在民歌领域则有两次比较著名的采风活动。第一次在1938年，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从长沙步行至昆明，行程约3500里，采集歌谣2000余首，汇编成《西南采风录》。该书由闻一多先生作序，并受到朱自清、王力、赵元任等一批学者的赞赏，被誉为“现代三百篇”。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部在全国组织民歌采集活动，完成并由各省编印了分省卷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规模宏大，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但限于当时条件，疏漏难免。而且由政府主导的采风行动常受制于各种因素，可能存在某些缺陷，比如1958年4月在全国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展开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因为违背了艺术规律。到1960年偃旗息鼓之际也罕有成果产生。


　　万光治（图中戴帽者）在指导学生整理采风资料
　　万光治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加之又在现代民歌采风活动的策源地——北京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对中国传统采风以及现代田野考察式的采风行动的得失皆十分熟悉，因此能很好地将采风理论与采风实践结合起来。首先，为保证采风材料的可靠性、经典性、独立性，万先生的团队放弃名利，选择了民间团体采风的方式。先生说：“我知道，我们的工作一旦在某个级别的科研基金立项，不但可以得到相对充足的经费，更有可能为我们的每一个参与者及其所在单位的学术评估加分，进而在很多方面有可能得到相应的肯定与回报。然而同时我也知道，立项的申请不但伴随着资料与表格的繁琐堆砌，评审过程还将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立项之后，随之而来的开题、检查、评估，更有数不清的表格需要填写，有很多批次的检查需要应付。尤其重要的是，沒有一个人文社科项目允许你用十三年的时间从容结题！”因为有了这份学术担当，先生舍弃了寻求国家基金资助的想法，用十三年的时间“从容”地展开采风、整理、研究工作，才有了今天的这一学术精品。
　　其次，先生深刻体会到传统采风行动的遗憾，充分利用今天的科技工具，实现了民歌采风的质的飞跃。民歌是口头的艺术，脱离了音像世界，就成了呆板的文字。古代社会没有录音、录像技术，因此虽然做了大量的民歌采集及后期整理工作，依然避免不了失真、失传的命运。后来虽然有了录音、录像技术，但在历次大型的民歌采风活动中，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四川民歌采风录》在采风时即做了扎实的音像资料整理，出版时在第10卷封底附了移动硬盘一枚，内录该书民间歌手演唱民歌的全部视频，且视频的歌曲顺序、歌者姓名、歌词或歌词大意与歌谱同步。作者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所录歌手的现场演唱纪录，再现地域与个人的文化差异性，以及理解与表达的多样性。”
　　第三，在民歌采风完成的后期整理中，合理利用各种符号对民歌的地域特色做了标注。顾颉刚、钟敬文等已开始关注民歌的方言著录问题，当代学者也屡有论述，如杜亚雄说：“千百年来民间音乐一直是和语言联系着的，民歌、戏曲唱腔、歌舞音乐中的伴唱和说唱都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的化合物，只是在采集记录时才把它们分为两行。……虽然现在有关语言学的文献已经很丰富，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从音乐和语言学结合的观点来研究民间音乐。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采风工作的准备阶段中不大注意语言方面的情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民歌都是方言歌，但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各地区的民歌选集大都没有对该地区方言的特征进行描述，少数民歌大多只有汉文译配而无原文或用国际音标记录的歌词，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重新进行采风工作。”《四川民歌采风录》十分注重四川民歌的地域、方言特色，不但在《绪论》中撰有《四川自然地理与四川特色民歌——四川民歌的地域性与多样性之一》《四川少数民族与四川民歌——四川民歌的地域性与多样性之二》《移民文化与四川民歌——四川民歌的地域性与多样性之三》等专论性文章，还在民歌记录中对方言注音作了特别说明，并请语言学专家邓英树教授作了方言注音。 　　总之，万先生因为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熟谙传统民歌采风的得失，又以现代民歌采风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创造性地设计了融词、谱、声、像為一体的大规模的民歌采风形式。

二、四川民歌研究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推进

　　由于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万先生在民歌研究领域邀游时，亦不能忘却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照。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期然之间对传统学术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产生了新的看法，其贡献于学界岂小哉！
　　传统学术研究偏重传世文献，这些文献流传上千年，常为字音、字义乃至各种版本的窜改所遮蔽。即使是出土文献，也只不过是当日呆板的纸上、简牍、器物文献而已。这些文献把许多重要文学形式的伴生状态丢失了，造成我们研究时很容易偶有臆想不实的地方。万先生在十余年的民歌采风、整理过程中，结合古典文献学的知识，对文献的形态特点提出了新的看法。“讲论古代文学史上《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的成就如何伟大，不应忘记尚有更多的民歌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从此无法觅回”，“民歌既是文字的艺术，也是声音的艺术。然而因为技术的局限，生动的歌吟失去了它的声音，留给后人的只是文字躯壳：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谓‘古诗’，其实是民歌的残缺形态。”认识到传统文献对民歌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的局限后，万先生从“文，典籍也；献，贤也”切入将文献分为固态文献、活态文献两类：“文字文献因其形式与内容的固化，可称作‘固态的文献’”，“口传文献因其传播主体的口耳相传、代代相承，且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又不断地衍生和发展，故可称作‘活态的文献’”。而活态文献的范围更广，“除了上所言古代的口传文献如神话传说、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等，至今仍存活于民间的歌谣俚曲、传说故事，音乐舞蹈、生产技艺等等，都应属于活态文献的范畴”。正因为活态文献具有衍生的性质，万先生及其团队将四川各个区域采集的民歌不计重复地著录于书。因为这些民歌虽然看起来主题、旋律、语词相近，但细究起来却又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民歌传播过程中由各种社会实情所决定的。“诗可以观”，我们正可从这些变化中探索四川民歌乃至文化的真实面貌呢！


　　民歌多有其伴生形式，比如各种舞蹈、各种场景布置，而传统的采风只有文字形式，其他许多信息自然被淘汰、被遗忘，由此造成后人对古代音乐舞蹈形式、相关文学作品的误读。万先生在对藏羌征战歌、铠甲舞的考察、研究过程中，对传统文献所载巴人助周灭殷的“前歌后舞”、屈原《国殇》所据“俗人祭祀之礼”作了新的精细考辨。战争、收获、生殖是任何一个部落、民族都会自然关注的问题，所以在早期的音乐舞蹈形式中必然会加以表现。万先生用人类学的视域看到羌族征战歌的演唱形式，“舞蹈时男子身着牛皮甲，戴盔帽，执兵器，唱哀歌，且不停变换队形”，而黑水藏族的“卡斯达温”、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四川阆中的“巴渝舞”皆有相近的仪式形式。由是，万先生不仅概括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屈原所述祭祀“死于国事者”与今所见各地各族铠甲舞的性质和特点，还指出其潜在的学术价值：首先，“可以由此窥见古代宫廷仪式文化与民间仪式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其次，“对铠甲舞的历史考察与田野考察，还为学术的文献形态提供了新的认识”。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说的虽是诗，但人类的情感表达，即此处的“志”也未尝不遵循这样的一种表达程序。因此，早期的音乐、文学、舞蹈曾有合而为一的阶段，而文学与音乐如何相分离，遂成为每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万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旗帜鲜明地指出：“声词关系，亦即音乐与歌词的关系，在民歌有两个基本走向：一是吟诵化，一是歌唱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前者是赋体产生的依据，后者是词牌与曲牌产生的依据。秦汉以后，声词的音乐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乐府民歌、曲子词与散曲。而介乎唱、说之间的诵，则发展为赋。”万先生由此撰著《从民歌的赋体因素看诵、赋关系的构建——再析“不歌而诵谓之赋”》《民歌声词关系与词牌、曲牌的产生——以四川民歌<月儿落西下〉为例》二文，从民歌的角度探讨了学术界关注的难点问题。《民歌传播史上的“删诗”与“摘唱”——以四川民歌〈逍遥记〉为例》则从民歌传播歌唱存在的大量“删诗”与“摘唱”现象出发对《诗经》学史上孔子“删诗”的重大问题给出了新解，颇能启人深思。
　　要之，万先生以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跨界民歌领域，不仅推动了民歌采风方法、整理形式、研究路径的发展，还由民歌跨界古典文学领域，对传统学术上的重难点问题给出了新的富有生气的解释。万先生曾经自谦地概括自己的研究方法是“门外论文”；然而正是这种不求功名地长期积累、沉浸，才会生发出如此价值巨大且富有创意的研究成果。
　　若要总结万先生的成功经验，当然不能一言而尽，不过从个人的感受来讲，笔者认为以下几点颇能启发后学：
　　（一）“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先生的转向虽有学术视野宏通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对民歌艺术的热爱。没有这份热爱，哪有十几年的执著呢？王小盾老师道破此中玄机：“回头看看他的传奇人生，熟人们都会有很多感受。我的感受是：他的工作以及工作带给他的态度，都让他快乐；而且，他周围许多人也接受了这种快乐的感染。”正因这种快乐，先生才能带领整个团队执著耕耘十三年，最终等到硕果累累的这一天。
　　（二）博学宏通，敢于跨界。先生沉浸两汉魏晋南北朝研究数十年，培养研究生常从前四史入手，《史记》《汉书》等著作包罗万象，以此为基自然对各方面知识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先生虽然不是音乐专业出身，但凭着爱好与深厚的学养，勇敢跨界，成功跨界，最终使民歌与古典文学研究相得益彰。
　　（三）勇于实践，善于研究。民歌作品浩如烟海，采风又诸事繁杂，不少采风者往往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资料搜集、整理上面，研究方面则略有疏忽。先生不仅认识到采风工作的艰巨性，更有意识地注重学术研究与资料搜集的齐头并进，所谓“归来研判词和谱，往返推敲果与因”。


　　先生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探索精神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其《自题<四川民歌采风录>》一诗把整个采风过程、研究过程作了简要归纳，今录诗如下，以供研读：
　　巴溪水碧蜀山青，随兴谣讴代相吟。
　　明转天然声依永，清水芙蓉色益新。
　　风雅堪伤唯见字，南曲北调久凋零。
　　复忧世染催文变，渐远斯人无嗣音。
　　乃携同好振铎去，水复山重次第行。
　　幸有歌师踊跃唱，巴腔蜀调最关情。
　　归来研判词和谱，往返推敲果与因。
　　沧海骊珠诚一探，应知后出更专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