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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信息、资本和人才的快速流动,也带来了制度模式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尽管人类社会普遍地认为,人的理性是最伟大的,应当由理性的设计并构造人类社会的制度体系。但是,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却一直在诉说这样古老而现代,可能还后现代的真理:人类仍然是在具体经验里前行。那种依据一般的思维逻辑,由人类理性来构想的制度模式,或者过于理想无法制造,或者能够制造却只赢得了短暂的生命,或者能够长期存续又危机四伏,折腾得人类痛苦不堪。结果是,人类在“过河”的实践中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在发现中总结,再从总结中形成某种经验性的准则,进而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这就是人类社会过去了的历史,这也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不同制度和政策经验的交叉、交织和交替。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下降很多,但仍然维持着中速的增长。在战后的这几十年里,“日本奇迹”是名符其实的。围绕日本经济的腾飞,亚洲又先后出现了“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和“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高速增长。更有中国经济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启动的持续的高速增长。人类社会的天空在这个历史时期里,亚洲成了光芒耀眼的明星。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带来了以日本为中心,又以东亚国家为主要区域的亚洲经济的腾飞呢?按照沈联涛先生在《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中的说法,“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国家却不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亚洲人虽然“过了一条河”,却没有太明白他们是如何过来的。这就埋伏下了一个大问题:亚洲经济应当如何前行,是简单地维持以往的制度和政策选择,还是需要另辟新径?另辟新径,新径又何在?
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表现形式上看,选择了一条和经济高速增长相反的传递路径。它源自于泰国,迅速地蔓延到了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最后,撼动得日本经济摇摇摆摆,根基不稳,至今仍然在经济的泥坑里奋力。其实,亚洲金融危机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围绕着日本来展开的,日本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头雁,也是危机的根子所在。亚洲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日本为中心的危机。这场危机给予上面问题的一个经验回答就是,亚洲国家简单地维持以往的制度和政策选择,恐怕是不行了。
由此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终结了亚洲高速增长的历史,而且终结了实现亚洲历史高速增长的制度和政策选择。亚洲未来,路在何方?还是未知数,虽然或隐或现的暗示还是不少。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历史表明,除了外部援助和和平的国际环境等因素之外,日本政府实行了正确的产业政策,是高速增长重要的原因。从进口替代到出口立国,日本经济从国际贸易市场上得到了巨大的拉动力,岛国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教育和实用科技的推崇,弥补了自然资源的严重匮乏,它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非常充分地显现出了人力资源和实用技术的比较优势,进而转化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由日本扩展开来,地理上靠近日本的东亚国家,显然最容易进入到这个高速增长圈里来。日本的出口是他国的进口,而日本的进口则是他国的出口,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下,那些市场制度相对发育快速,同时也模仿日本产业政策的东亚国家,迅速地成为日本经济圈的附着体,高速地繁荣起来。一幅领头大雁展翅高飞,群雁拥阵而随的图画,便生动地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雁阵模式”。其中政府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引导,写就了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东京共识”——政府这只手,重要的在于制定和强势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产业政策。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惊梦,领头大雁折翅,群雁落荒而逃,一个亚洲的经济时代由此结束。相应地,所谓的“东京共识”,也就大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运结局了。
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孕育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美国人拯救这些“水深火热”中国家的主张,直接构造了彪炳史册的“华盛顿共识”。这个被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的理论共识,以市场自由化理念为基础,建议实现全面的私有化,金融、投资和贸易对内对外自由放开,放松政府管制,让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就是这个源自拉美债务危机的具体应对之策,却在后来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中,成为美国和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动指南。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一爆发,“华盛顿共识”就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和专家们健壮的身体和聪慧的大脑,一起踏上了亚洲的土地。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只是给“东京共识”一个否定性的打击,那么,“华盛顿共识”的到来,就大有取而代之,成为亚洲新的发展理念的意味了。
联涛先生著作的主要篇幅是谈亚洲金融危机的。在我看来,他就是以其亲身的经历,讲述“华盛顿共识”的幽灵游历到亚洲天空来的前后,发生在亚洲不同国家的生动故事。虽然说,作者在每个故事之后,都有自己的评说,且在整体上也有对于亚洲金融危机成因,以及拯救过程中形成观点的总结性陈述,然而,他既没有对“东京共识”进行断然批判,也没有对“华盛顿共识”进入亚洲的成效给予明确的评价。他大多以提问的方式或口气,将问题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他人。或许,他只能如此。事实上,我们来论及此时,是不是也只能如此?我想是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里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华盛顿共识”之下的制度和政策建议,没有危机所在国的历史和传统经验考量,没有所在国既存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起码配合设计,简化至极的理念加上“救世主”的身份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国的拯救,一开始就处于救亚洲还是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迷茫之中。因为那些从拉美国家实践里“借用来”的制度和政策建议,启用之后,不但没有止住危机国的流血,反而导致了整个亚洲国家灾难的深化。这就有了泰国危机的加深和长达多年的痛苦纠结;就有了韩国从危机边缘滑进危机中心,韩国百姓不得不“捐金献银”的故事;还有了马来西亚特立独行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反其道而行之;更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印尼的基本失败。至于香港地区让世界目瞪口呆的对于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完全抛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和政策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拯救亚洲而来,却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危机之中,受到了亚洲各国或明或暗的严重质疑,甚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许多年后,还有一些国家在清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重过失”。
“华盛顿共识”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它对自由市场力量和规律的顺应和尊重,对于亚洲某些危机国家走出困境,至少指出了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期处理中,这一“共识”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亚洲的经济和金融格局在危机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华盛顿共识”的影子清晰可见: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大为提高。问题只是在于:一方面,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和既存的制度与政策体系惯性,将一种“共识逻辑”放置于具体的国家之中时,其逻辑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顾及这种变化,只能是加深灾难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一“共识”下的各国市场全面开放,完全地将全球经济和金融连接成一个巨大无比的高速运转网络,市场力量的巨大盲目性,就不大可能通过市场力量本身有限的“纠错功能”来事先预警,或是事后调正了。整个网络系统性的风险一经出现,各涉及国不干预或是不联合干预市场,风险就必然转化成灾难。
恰恰是这些在“共识”里存在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之后,也即在“华盛顿共识”似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主体理念的时候,二○○八年,作为“共识”的倡导者和坚定执行者,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演化为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灾难。这一次,“华盛顿共识”就没有亚洲危机时的幸运了,因为它既是危机的成因之一,又无法面对危机产生积极有效的处置力量。陡然间,它被推上了审判席,虽然它还不至于马上走向断头台。
美国人的治国理念和生存哲学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美国国情”的现实决定着美国人的行为选择,他们自然不会从一般的逻辑思维里去寻找治病的药方。金融危机中美国人的一举一动,明显不再有“华盛顿共识”之下的规定动作,而是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在救市中对自由市场力量的强行控制,并以“国有资本”之力直接进入到私人企业之中,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瞬间成为“美国国策”,政府出面大肆游说天下来维护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强烈地彰显了“华盛顿共识”的全面退却,市场直接地让位给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共识”不再,华盛顿不再“华盛顿”,美国似乎也不再“美国”的了。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里也是缺乏全球共同干预市场因素的,它只提倡各国对外的市场完全开放,却没有设想如此的市场网络连通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一直在孕育着巨大的市场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可以由一个点蔓延开来,迅速地危及全球。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下子就在全球蔓延开来,所及国家都手忙脚乱,它证实了“华盛顿共识”带来系统风险的同时,也证实了这一“共识”对于如此风险的全然无知,当然就更谈不到应对之策。
在国内大挥政府手中的指挥棒来面对危机的同时,美国人也看到全球经济网络的系统风险非美国“老大”自己就可以玩得转的了。如此一来,美国人就不再做自我拯救的历史奴隶,或是简单地拉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起来面对巨大的灾难了。从G8到G20的变化,再有核心大国之间G2的对话等等,无不标明当今世界在处理危机的方式方面,美国人拯救自己还试图拯救全世界的历史终结,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华盛顿共识”就要被送入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
人类社会对于“十年”这一期限,似乎有种特别的偏爱,周期性的制度和政策变化事项,就常常发生在一个个的“十年之间”。而区分这一个一个十年边界特征的,又常常是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从亚洲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十年之期,联涛先生用的是“轮回”来概述两个历史事项的关联。那么,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究竟轮回了什么呢?
仁者智者,各有高见。在联涛先生的论述里,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轮回”内容。然而,最重要的“轮回”,我想,应当是人类社会又一次清楚了某种“共识”的局限性,从而审视它、审判它,但我们仍然没有清晰地找到未来如何前行的制度和政策模式——危机否定了一种“共识”,人类社会仍然在前行的路上迷茫。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了“华盛顿共识”的问题所在,如同知道了“东京共识”的问题所在一样,却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还是不知所措。世界将向何处去?
在经验里前行是人类的天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东方的中国。诚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巨大变化,打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制度和政策模式,由此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北京共识”来,以供当今世界用来明示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联涛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然而,不论如何讲,“中国经验”是值得深究的。总结下来,既不如同“东京共识”那样,只在宏观政策层面特别是产业政策里做文章;又不似“华盛顿共识”一般,仅由自由市场自己去折腾。“中国经验”的启迪就是,不迷信于某种“共识”而是直接面对中国国情,时而直接干预,时而市场调节;时而科学,时而技术,时而道德,甚至于时而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中国经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东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子。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变革,宏观上讲,具有“东京共识”的宏观产业政策为要的特点,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重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迅速地将一个大国融入到了亚洲经济高速增长圈里来,中国的“开放”,突出表现在扩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规模方面有所作为;微观上讲,则明显有着“华盛顿共识”增强自由市场活力的特征,“抓大放小”地改革国有企业,私人企业也逐步地催生出来,市场要素和民营化进程的结合,标显出了“改革”的市场化核心思路和目标。在这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中国经验”表现出来与两大“共识”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哲学,中庸圆融,摸索渐进,尝试于先而普及于后,不拘泥于某种理性构造制度和政策的“完美结构”,大大地减少了变革中的曲折,节约了变革的成本,反而赢得了改革开放的高效和最佳成果。
“东京共识”虽然强调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但从日本到其他东亚国家,金融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银行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基本处在产业政策视线的边缘,甚至于之外。一方面,金融业对于工商等产业的依附性,决定了它自身的脆弱性,一旦发生金融风险,金融业并没有抵御的能力;另一方面,金融业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经济体的命脉性产业,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终极地表现为金融性的活动,货币和货币的衍生物(如存款、有价证券等)构造的市场,综合地代表了所有的商品、资源和劳动等市场,金融业的风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的风险。特别地,当一国的金融业快速地进入到了国际金融体系之后,脆弱的体质本身和关联整个经济体生死存亡的特性,预示着金融灾难一旦到来,就必定是灭顶性的。“东京共识”虽然通过工商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实现了一定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大扩展,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对金融业认识的落后和金融业的落后,就在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之中,积累起了危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东京共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华盛顿共识”推崇市场自由化下的制度和政策模式,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应当也实际上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将它推崇到了一个几近宗教信仰的境地,唯市场自由力量而崇拜之,并加以激进地操作,其结果只能导致实施者的灾难。这一“共识”在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拯救中,在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中,甚至于在美国自己经济的运行之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次源起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仅仅从市场监管的角度看,就带有“共识”之下放松管制的浓重颜色,金融衍生产品的无控制开发,相应市场的无序拓展,金融产业对于实体经济的完全脱离,“共识”之下的制度和政策主张,在短短的时间里便成了灾难的别名。
显而易见,“中国经验”没有将“东京共识”中产业政策为要的主张片面化到忽视金融产业的变革,也没有采取“华盛顿共识”中激进的市场自由化举措,所谓的“中国特色”在两大“共识”面前是鲜明的。仅以银行业为例,一九八四年,中国分离开了货币发行和信贷业务的关联,纯粹的中央银行面世,四大国有银行开始了业务竞争的商业化进程;一九九四年,国有银行分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纯粹性萌发,同时,汇率并轨为市场一价,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初步形成;二○○四年,国有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并先后上市,加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小商业银行,一个市场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现代银行体系基本形成。如此的银行业改造,一方面,强壮了银行业的体魄,形成了银行业自身较强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银行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宏观政策方面并没有无保留地迅速打开这一行业与外界的通道,市场化进程掌控了一定的节奏——人民币自由兑换至今仍然“有管理”,资本项目还是有条件地放开,利率市场化还在渐进之中。所有这些不同于“东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方方面面,不仅让中国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并避免了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还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危机里迅速成长起来,举世为之刮目相看。
从“东京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及其两者之下的世界经济和金融运转,再看看“中国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将某种所谓的“共识”当成所有行动的指南,甚至于作为信仰来顶礼膜拜,唯一化它的作用,那么,人造的危机和灾难就将紧随而至!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沈联涛著,杨宇光、刘敬国译,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九年八月第一版,38.00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下降很多,但仍然维持着中速的增长。在战后的这几十年里,“日本奇迹”是名符其实的。围绕日本经济的腾飞,亚洲又先后出现了“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和“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高速增长。更有中国经济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启动的持续的高速增长。人类社会的天空在这个历史时期里,亚洲成了光芒耀眼的明星。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带来了以日本为中心,又以东亚国家为主要区域的亚洲经济的腾飞呢?按照沈联涛先生在《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中的说法,“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国家却不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亚洲人虽然“过了一条河”,却没有太明白他们是如何过来的。这就埋伏下了一个大问题:亚洲经济应当如何前行,是简单地维持以往的制度和政策选择,还是需要另辟新径?另辟新径,新径又何在?
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表现形式上看,选择了一条和经济高速增长相反的传递路径。它源自于泰国,迅速地蔓延到了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最后,撼动得日本经济摇摇摆摆,根基不稳,至今仍然在经济的泥坑里奋力。其实,亚洲金融危机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围绕着日本来展开的,日本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头雁,也是危机的根子所在。亚洲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日本为中心的危机。这场危机给予上面问题的一个经验回答就是,亚洲国家简单地维持以往的制度和政策选择,恐怕是不行了。
由此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终结了亚洲高速增长的历史,而且终结了实现亚洲历史高速增长的制度和政策选择。亚洲未来,路在何方?还是未知数,虽然或隐或现的暗示还是不少。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历史表明,除了外部援助和和平的国际环境等因素之外,日本政府实行了正确的产业政策,是高速增长重要的原因。从进口替代到出口立国,日本经济从国际贸易市场上得到了巨大的拉动力,岛国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教育和实用科技的推崇,弥补了自然资源的严重匮乏,它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非常充分地显现出了人力资源和实用技术的比较优势,进而转化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由日本扩展开来,地理上靠近日本的东亚国家,显然最容易进入到这个高速增长圈里来。日本的出口是他国的进口,而日本的进口则是他国的出口,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下,那些市场制度相对发育快速,同时也模仿日本产业政策的东亚国家,迅速地成为日本经济圈的附着体,高速地繁荣起来。一幅领头大雁展翅高飞,群雁拥阵而随的图画,便生动地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雁阵模式”。其中政府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引导,写就了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东京共识”——政府这只手,重要的在于制定和强势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产业政策。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惊梦,领头大雁折翅,群雁落荒而逃,一个亚洲的经济时代由此结束。相应地,所谓的“东京共识”,也就大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运结局了。
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孕育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美国人拯救这些“水深火热”中国家的主张,直接构造了彪炳史册的“华盛顿共识”。这个被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的理论共识,以市场自由化理念为基础,建议实现全面的私有化,金融、投资和贸易对内对外自由放开,放松政府管制,让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就是这个源自拉美债务危机的具体应对之策,却在后来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中,成为美国和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动指南。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一爆发,“华盛顿共识”就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和专家们健壮的身体和聪慧的大脑,一起踏上了亚洲的土地。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只是给“东京共识”一个否定性的打击,那么,“华盛顿共识”的到来,就大有取而代之,成为亚洲新的发展理念的意味了。
联涛先生著作的主要篇幅是谈亚洲金融危机的。在我看来,他就是以其亲身的经历,讲述“华盛顿共识”的幽灵游历到亚洲天空来的前后,发生在亚洲不同国家的生动故事。虽然说,作者在每个故事之后,都有自己的评说,且在整体上也有对于亚洲金融危机成因,以及拯救过程中形成观点的总结性陈述,然而,他既没有对“东京共识”进行断然批判,也没有对“华盛顿共识”进入亚洲的成效给予明确的评价。他大多以提问的方式或口气,将问题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他人。或许,他只能如此。事实上,我们来论及此时,是不是也只能如此?我想是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里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华盛顿共识”之下的制度和政策建议,没有危机所在国的历史和传统经验考量,没有所在国既存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起码配合设计,简化至极的理念加上“救世主”的身份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国的拯救,一开始就处于救亚洲还是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迷茫之中。因为那些从拉美国家实践里“借用来”的制度和政策建议,启用之后,不但没有止住危机国的流血,反而导致了整个亚洲国家灾难的深化。这就有了泰国危机的加深和长达多年的痛苦纠结;就有了韩国从危机边缘滑进危机中心,韩国百姓不得不“捐金献银”的故事;还有了马来西亚特立独行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反其道而行之;更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印尼的基本失败。至于香港地区让世界目瞪口呆的对于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完全抛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和政策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拯救亚洲而来,却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危机之中,受到了亚洲各国或明或暗的严重质疑,甚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许多年后,还有一些国家在清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重过失”。
“华盛顿共识”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它对自由市场力量和规律的顺应和尊重,对于亚洲某些危机国家走出困境,至少指出了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期处理中,这一“共识”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亚洲的经济和金融格局在危机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华盛顿共识”的影子清晰可见: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大为提高。问题只是在于:一方面,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和既存的制度与政策体系惯性,将一种“共识逻辑”放置于具体的国家之中时,其逻辑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顾及这种变化,只能是加深灾难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一“共识”下的各国市场全面开放,完全地将全球经济和金融连接成一个巨大无比的高速运转网络,市场力量的巨大盲目性,就不大可能通过市场力量本身有限的“纠错功能”来事先预警,或是事后调正了。整个网络系统性的风险一经出现,各涉及国不干预或是不联合干预市场,风险就必然转化成灾难。
恰恰是这些在“共识”里存在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之后,也即在“华盛顿共识”似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主体理念的时候,二○○八年,作为“共识”的倡导者和坚定执行者,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演化为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灾难。这一次,“华盛顿共识”就没有亚洲危机时的幸运了,因为它既是危机的成因之一,又无法面对危机产生积极有效的处置力量。陡然间,它被推上了审判席,虽然它还不至于马上走向断头台。
美国人的治国理念和生存哲学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美国国情”的现实决定着美国人的行为选择,他们自然不会从一般的逻辑思维里去寻找治病的药方。金融危机中美国人的一举一动,明显不再有“华盛顿共识”之下的规定动作,而是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在救市中对自由市场力量的强行控制,并以“国有资本”之力直接进入到私人企业之中,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瞬间成为“美国国策”,政府出面大肆游说天下来维护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强烈地彰显了“华盛顿共识”的全面退却,市场直接地让位给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共识”不再,华盛顿不再“华盛顿”,美国似乎也不再“美国”的了。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里也是缺乏全球共同干预市场因素的,它只提倡各国对外的市场完全开放,却没有设想如此的市场网络连通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一直在孕育着巨大的市场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可以由一个点蔓延开来,迅速地危及全球。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下子就在全球蔓延开来,所及国家都手忙脚乱,它证实了“华盛顿共识”带来系统风险的同时,也证实了这一“共识”对于如此风险的全然无知,当然就更谈不到应对之策。
在国内大挥政府手中的指挥棒来面对危机的同时,美国人也看到全球经济网络的系统风险非美国“老大”自己就可以玩得转的了。如此一来,美国人就不再做自我拯救的历史奴隶,或是简单地拉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起来面对巨大的灾难了。从G8到G20的变化,再有核心大国之间G2的对话等等,无不标明当今世界在处理危机的方式方面,美国人拯救自己还试图拯救全世界的历史终结,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华盛顿共识”就要被送入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
人类社会对于“十年”这一期限,似乎有种特别的偏爱,周期性的制度和政策变化事项,就常常发生在一个个的“十年之间”。而区分这一个一个十年边界特征的,又常常是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从亚洲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十年之期,联涛先生用的是“轮回”来概述两个历史事项的关联。那么,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究竟轮回了什么呢?
仁者智者,各有高见。在联涛先生的论述里,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轮回”内容。然而,最重要的“轮回”,我想,应当是人类社会又一次清楚了某种“共识”的局限性,从而审视它、审判它,但我们仍然没有清晰地找到未来如何前行的制度和政策模式——危机否定了一种“共识”,人类社会仍然在前行的路上迷茫。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了“华盛顿共识”的问题所在,如同知道了“东京共识”的问题所在一样,却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还是不知所措。世界将向何处去?
在经验里前行是人类的天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东方的中国。诚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巨大变化,打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制度和政策模式,由此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北京共识”来,以供当今世界用来明示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联涛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然而,不论如何讲,“中国经验”是值得深究的。总结下来,既不如同“东京共识”那样,只在宏观政策层面特别是产业政策里做文章;又不似“华盛顿共识”一般,仅由自由市场自己去折腾。“中国经验”的启迪就是,不迷信于某种“共识”而是直接面对中国国情,时而直接干预,时而市场调节;时而科学,时而技术,时而道德,甚至于时而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中国经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东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子。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变革,宏观上讲,具有“东京共识”的宏观产业政策为要的特点,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重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迅速地将一个大国融入到了亚洲经济高速增长圈里来,中国的“开放”,突出表现在扩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规模方面有所作为;微观上讲,则明显有着“华盛顿共识”增强自由市场活力的特征,“抓大放小”地改革国有企业,私人企业也逐步地催生出来,市场要素和民营化进程的结合,标显出了“改革”的市场化核心思路和目标。在这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中国经验”表现出来与两大“共识”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哲学,中庸圆融,摸索渐进,尝试于先而普及于后,不拘泥于某种理性构造制度和政策的“完美结构”,大大地减少了变革中的曲折,节约了变革的成本,反而赢得了改革开放的高效和最佳成果。
“东京共识”虽然强调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但从日本到其他东亚国家,金融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银行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基本处在产业政策视线的边缘,甚至于之外。一方面,金融业对于工商等产业的依附性,决定了它自身的脆弱性,一旦发生金融风险,金融业并没有抵御的能力;另一方面,金融业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经济体的命脉性产业,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终极地表现为金融性的活动,货币和货币的衍生物(如存款、有价证券等)构造的市场,综合地代表了所有的商品、资源和劳动等市场,金融业的风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的风险。特别地,当一国的金融业快速地进入到了国际金融体系之后,脆弱的体质本身和关联整个经济体生死存亡的特性,预示着金融灾难一旦到来,就必定是灭顶性的。“东京共识”虽然通过工商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实现了一定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大扩展,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对金融业认识的落后和金融业的落后,就在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之中,积累起了危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东京共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华盛顿共识”推崇市场自由化下的制度和政策模式,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应当也实际上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将它推崇到了一个几近宗教信仰的境地,唯市场自由力量而崇拜之,并加以激进地操作,其结果只能导致实施者的灾难。这一“共识”在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拯救中,在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中,甚至于在美国自己经济的运行之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次源起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仅仅从市场监管的角度看,就带有“共识”之下放松管制的浓重颜色,金融衍生产品的无控制开发,相应市场的无序拓展,金融产业对于实体经济的完全脱离,“共识”之下的制度和政策主张,在短短的时间里便成了灾难的别名。
显而易见,“中国经验”没有将“东京共识”中产业政策为要的主张片面化到忽视金融产业的变革,也没有采取“华盛顿共识”中激进的市场自由化举措,所谓的“中国特色”在两大“共识”面前是鲜明的。仅以银行业为例,一九八四年,中国分离开了货币发行和信贷业务的关联,纯粹的中央银行面世,四大国有银行开始了业务竞争的商业化进程;一九九四年,国有银行分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纯粹性萌发,同时,汇率并轨为市场一价,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初步形成;二○○四年,国有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并先后上市,加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小商业银行,一个市场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现代银行体系基本形成。如此的银行业改造,一方面,强壮了银行业的体魄,形成了银行业自身较强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银行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宏观政策方面并没有无保留地迅速打开这一行业与外界的通道,市场化进程掌控了一定的节奏——人民币自由兑换至今仍然“有管理”,资本项目还是有条件地放开,利率市场化还在渐进之中。所有这些不同于“东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方方面面,不仅让中国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并避免了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还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危机里迅速成长起来,举世为之刮目相看。
从“东京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及其两者之下的世界经济和金融运转,再看看“中国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将某种所谓的“共识”当成所有行动的指南,甚至于作为信仰来顶礼膜拜,唯一化它的作用,那么,人造的危机和灾难就将紧随而至!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沈联涛著,杨宇光、刘敬国译,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九年八月第一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