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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的领导人已经召开了一次次的会议，试图为弥漫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和银行业危机寻找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聚焦点又转回到了这场危机的起始点——希腊。欧元区否定了希腊政府提出的预算削减方案，从而让该国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再次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希腊危机的拖延再次象征成为欧洲失败的象征。欧元区必须再一次就债务重组和向雅典提供进一步支持做出艰难的决定。欧洲人必须再一次承认，情况比他们原来所想的要糟糕得多。
到目前为止，欧洲领导人采取的举措一直未能挽回市场的信心。欧元区的困境已经从边缘国家扩展到了核心国家。当前的危机之所以难以克服，根源在于欧元区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目前政治家所提议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触及到最为紧迫的问题。
欧元区的危机已经达到了系统性水平，而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市场所遭受的压力已经传递到了银行业，从而威胁整个欧洲银行系统的稳定。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和银行之间产生了某种恶性循环，是因为欧元区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些其他单一货币集团所不具备的独特特征。
首先，欧元区的银行的规模都非常大，而且基本上以国有银行为主，这就意味着，每个单个的成员国都要为解救本国的银行业承担责任；其次，每个国家的银行都有强烈的“内向”心理，倾向于优先购买本国的主权债务；第三，欧元区各国政府只对本国发行的债券承担责任，欧盟条约明确禁止一国为别国承担责任；第四，欧盟相关条约严格禁止欧洲央行实行任何形式的货币融资。
前两个特征使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发酵，金融业出现问题，会迅速蔓延到主权债务市场上，造成政府财政问题，反之亦然。其他特征则严格限制了欧元区国家寻求短期解决方案的能力，从而让欧元区变得极度不稳定。如果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危机带来的冲击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协调来消化，如美国加州的危机可以以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化解，但欧元区却缺乏相应的机制。
要解决欧洲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相互蔓延的问题，也许最好的出路是组建一个泛欧洲的银行业联盟，实行集中性的存款保险和统一的监管。发行欧元区债券，也可以帮助打破这种致命的恶性循环。但这些都需要欧元区领导人有坚定的信念，愿意组成牢固的政治同盟，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未能看到的。
欧元区领导人陷入的另一个误区是，一直以来，他们似乎真诚地相信，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一些成员国未能遵守欧盟的财政纪律。具体而言，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规则未能得到遵守，造成在危机的起始阶段，希腊和意大利积累了高额的公共债务。2011年12月9日，欧元区达成一项新协议，试图通过在各国宪法中规定严格的财政准则，以及附带准制裁措施的政府间条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单纯的财政协议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数据显示，欧盟各国对财政框架协议的遵守情况，与其陷入危机的深度没有多大关系，例如西班牙等国一直都没有违反财政规则，却受到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且，如果因实行这些规则而使一些国家（如意大利）遭受制裁，那将让欧洲困境雪上加霜。
事实上，危机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欧盟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政府财政问题上，从而相对忽视了私人部门的表现。欧盟正在通过一个新的计划来评估各国私人部门的脆弱性，帮助相关国家设计纠错方案。但这些根本性的调整也许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不大可能迅速起效。
欧元区危机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南部和北部欧洲面临的不同挑战。自从十多年前欧元被引入以来，在加入欧元区时竞争力并不强的德国，其经济实力大大提升了，而希腊、葡萄牙等欧洲边缘国家的竞争力则变得大大落后了。这一变化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紧张，也加深了决策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分裂效应。
目前，南部欧洲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挑战。欧洲北部国家则希望南欧国家以财政巩固为基石，推行更广泛的经济改革战略，并促进竞争力。尤其是德国认为，不能贸然向南欧国家提供解除市场压力的保障，因为那会阻碍它们的调整和改革。它们希望，来自市场和严格财政纪律的双重压力，将使南欧各国政府明白，通往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是推行被长期拖延的结构性改革。但是，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并不具备像德国那样的自我内部调整机制。而且，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要做好长期牺牲的准备，例如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失业率的高涨，如果南欧国家的国民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改革派领导层就可能被民粹主义者取代——我们在希腊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向。
另一方面，自欧元区成立以来，各个成员国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导致了实际汇率的重大误置。如何在欧盟内部实现实际汇率的调整，而不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就成为严峻的问题。欧洲北部的盈余国家不愿意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因此它们促进增长的唯一宏观经济工具就变成了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欧元汇率下跌的趋势。因此，虽然近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举措让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但在未来几年里，一些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将始终存在，因为它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有脱离欧元区，让汇率贬值，才能恢复本国的经济竞争力。
在危机之前的经济繁荣时代里，我们没有意识到欧元区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已变得多么强，而现在，小国的危机可能造成传染效果，而如果大国出事，整个欧元的宏伟计划都将泡汤。例如，绝对不能允许意大利破产，因为那将导致意大利银行业崩溃，从而通过高度密切的金融纽带，给整个欧元区的银行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
欧元区目前所陷入的危机不是单纯的财政或金融危机，它还反映了一场深刻的治理危机。如果欧洲领导人及早对危机有所警惕，并采取有力行动，它本来可以避免当前的境地。但欧洲决策者目前为止的反应，只是局部性的、迟缓的修修补补，从而导致人们不再相信他们有解决危机的能力。
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亚洲国家出手为欧洲纾困的话题，得到了大量讨论，欧盟领导人也曾正式发出呼吁——虽然没有指明对象。的确，欧元区的继续存在，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欧元的覆灭会给亚洲的出口和金融业带来严重冲击，还是因为，它有利于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亚洲国家保持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且，中国等亚洲国家也的确可以至少通过IMF，间接地向欧元区提供纾困资金，但欧洲首先要自救才能求救于人。一切的前提是，欧元区领导层必须以行动来赢回人们的信任。
作者为欧洲智库Brugel研究员，本文由本刊特约记者刘波采访整理而成
到目前为止，欧洲领导人采取的举措一直未能挽回市场的信心。欧元区的困境已经从边缘国家扩展到了核心国家。当前的危机之所以难以克服，根源在于欧元区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目前政治家所提议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触及到最为紧迫的问题。
欧元区的危机已经达到了系统性水平，而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市场所遭受的压力已经传递到了银行业，从而威胁整个欧洲银行系统的稳定。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和银行之间产生了某种恶性循环，是因为欧元区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些其他单一货币集团所不具备的独特特征。
首先，欧元区的银行的规模都非常大，而且基本上以国有银行为主，这就意味着，每个单个的成员国都要为解救本国的银行业承担责任；其次，每个国家的银行都有强烈的“内向”心理，倾向于优先购买本国的主权债务；第三，欧元区各国政府只对本国发行的债券承担责任，欧盟条约明确禁止一国为别国承担责任；第四，欧盟相关条约严格禁止欧洲央行实行任何形式的货币融资。
前两个特征使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发酵，金融业出现问题，会迅速蔓延到主权债务市场上，造成政府财政问题，反之亦然。其他特征则严格限制了欧元区国家寻求短期解决方案的能力，从而让欧元区变得极度不稳定。如果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危机带来的冲击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协调来消化，如美国加州的危机可以以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化解，但欧元区却缺乏相应的机制。
要解决欧洲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相互蔓延的问题，也许最好的出路是组建一个泛欧洲的银行业联盟，实行集中性的存款保险和统一的监管。发行欧元区债券，也可以帮助打破这种致命的恶性循环。但这些都需要欧元区领导人有坚定的信念，愿意组成牢固的政治同盟，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未能看到的。
欧元区领导人陷入的另一个误区是，一直以来，他们似乎真诚地相信，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一些成员国未能遵守欧盟的财政纪律。具体而言，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规则未能得到遵守，造成在危机的起始阶段，希腊和意大利积累了高额的公共债务。2011年12月9日，欧元区达成一项新协议，试图通过在各国宪法中规定严格的财政准则，以及附带准制裁措施的政府间条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单纯的财政协议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数据显示，欧盟各国对财政框架协议的遵守情况，与其陷入危机的深度没有多大关系，例如西班牙等国一直都没有违反财政规则，却受到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且，如果因实行这些规则而使一些国家（如意大利）遭受制裁，那将让欧洲困境雪上加霜。
事实上，危机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欧盟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政府财政问题上，从而相对忽视了私人部门的表现。欧盟正在通过一个新的计划来评估各国私人部门的脆弱性，帮助相关国家设计纠错方案。但这些根本性的调整也许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不大可能迅速起效。
欧元区危机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南部和北部欧洲面临的不同挑战。自从十多年前欧元被引入以来，在加入欧元区时竞争力并不强的德国，其经济实力大大提升了，而希腊、葡萄牙等欧洲边缘国家的竞争力则变得大大落后了。这一变化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紧张，也加深了决策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分裂效应。
目前，南部欧洲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挑战。欧洲北部国家则希望南欧国家以财政巩固为基石，推行更广泛的经济改革战略，并促进竞争力。尤其是德国认为，不能贸然向南欧国家提供解除市场压力的保障，因为那会阻碍它们的调整和改革。它们希望，来自市场和严格财政纪律的双重压力，将使南欧各国政府明白，通往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是推行被长期拖延的结构性改革。但是，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并不具备像德国那样的自我内部调整机制。而且，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要做好长期牺牲的准备，例如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失业率的高涨，如果南欧国家的国民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改革派领导层就可能被民粹主义者取代——我们在希腊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向。
另一方面，自欧元区成立以来，各个成员国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导致了实际汇率的重大误置。如何在欧盟内部实现实际汇率的调整，而不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就成为严峻的问题。欧洲北部的盈余国家不愿意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因此它们促进增长的唯一宏观经济工具就变成了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欧元汇率下跌的趋势。因此，虽然近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举措让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但在未来几年里，一些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将始终存在，因为它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有脱离欧元区，让汇率贬值，才能恢复本国的经济竞争力。
在危机之前的经济繁荣时代里，我们没有意识到欧元区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已变得多么强，而现在，小国的危机可能造成传染效果，而如果大国出事，整个欧元的宏伟计划都将泡汤。例如，绝对不能允许意大利破产，因为那将导致意大利银行业崩溃，从而通过高度密切的金融纽带，给整个欧元区的银行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
欧元区目前所陷入的危机不是单纯的财政或金融危机，它还反映了一场深刻的治理危机。如果欧洲领导人及早对危机有所警惕，并采取有力行动，它本来可以避免当前的境地。但欧洲决策者目前为止的反应，只是局部性的、迟缓的修修补补，从而导致人们不再相信他们有解决危机的能力。
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亚洲国家出手为欧洲纾困的话题，得到了大量讨论，欧盟领导人也曾正式发出呼吁——虽然没有指明对象。的确，欧元区的继续存在，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欧元的覆灭会给亚洲的出口和金融业带来严重冲击，还是因为，它有利于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亚洲国家保持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且，中国等亚洲国家也的确可以至少通过IMF，间接地向欧元区提供纾困资金，但欧洲首先要自救才能求救于人。一切的前提是，欧元区领导层必须以行动来赢回人们的信任。
作者为欧洲智库Brugel研究员，本文由本刊特约记者刘波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