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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注重文凭的国度。当然，文凭也有高低、软硬之分。所谓高低，是相对学历层次而言，如大专高于中小学，博士高于硕士、学士；所谓软硬，是指同等学历之间比较，名牌大学文凭优于普通高校文凭。不过，如今大学大量扩招，就连博士也多如牛毛。因此，在世人眼里，即便是国内名校的博士，也不过如此而已；只有那些在海外留过学的洋博士，才更可能令人刮目相看，受到重视或重用。
但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一个留学海外的饱学之士，为没能获得本土文凭（科举功名）而抱憾终身。他，就是近代著名人物严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出生于名医世家。由于父亲早逝，严复不得不放弃科考之路，进而接受西式教育。1866年，严复进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安排到军舰上工作。1877年初，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皇家海军学院。1879年夏，严复学成归国，进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十年以后，他捐得选用知府头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
那时候，清朝国门已被迫开放，入仕渠道有所拓展。无论是损纳的、保举的，还是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归国的洋举人、洋进士，都可以入仕做官。但是，当时科举取士仍是主渠道，只有通过科场考试获得举人、进士的功名（文凭），才属于正途出身，为世人所敬重；尤其是进士，被称作“老虎班”，一经选用，至少是县令级别的官职，所以特别“牛”，着实令人羡慕。其他途径入仕，都被视为异途，不管你有无真才实学，总难以让人高看一眼，甚至可能遭致白眼。
在当时的官场，人们只看重正途出身，看你是否中过举人、进士，看你是否点过翰林。严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海归，但不是正途出身，在本国官员看来，他的洋文凭远没有科举功名的含金量高；哪怕你通晓西方文化，哪怕你懂得进化论，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浮云。因此，严复并不被当时的人看重，甚至遭到莫名的冷歧视。因此，他似乎感觉底气不足，无形中比别人矮一截，所以渴望在科场上给自己正名。
33岁那一年，也就是留学回来的第七年，严复发愤学习，刻苦钻研八股文。为了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他花钱捐得一监生，第一次回籍参加乡试，原指望考取举人，结果名落孙山。36岁时，严复参加顺天乡试，这次“异地高考”，也以落第告终。第二年，严复已是候补知府的五品官员了，还去参加顺天恩科乡试，依然无功而返。假如日后没有废除科举制，严复恐怕要将科举应试进行到底，直到考取为止。没有获得科举文凭，终究成了严复的永久遗憾，他心中的纠结，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今，从旁观者角度看，严先生其实不必为此纠结。为了应试而研习枯燥乏味的八股文，耗费时间和心力，实在不值得。把这个心力用于翻译或著述，倒是更有意义。获得科举功名，并不能为您增添光彩；没有科举功名，也无损于您的伟大。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智者，您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和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和制度而不是技术和资本积累，故而致力于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让先进的思想和理念传遍中国。凭此启蒙功绩就足以名垂青史，又何必去争取科举功名？不过，对于当时的严先生来说，要或不要科举功名，无疑是一个大问题。毕竟科举制已然存在了一千几百年，它不仅关联着人们的功名利禄、成败荣辱，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科举功名，既是读书人难以割舍的追求，也是世俗社会看人的尺度。所以，科场犹如电磁场，在其强大的吸力作用下，很多人都难以保持淡定，只能随波逐流，拼命应试。严复不是世外高人，不能置身事外，只能入乡随俗，指望在科场一显身手。
严复被后世公认为近代学贯中西第一人，对于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他曾经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对于以考试八股文为主的科举教育，严复也有独到的见解，指出八股文有三大弊端：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明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却不得不学它以应试，这让他心里多么纠结，多么无奈。或许，他只想通过应试证明自己，然后冷酷的现实并未使他扬眉吐气。
人啊，往往就处于这样矛盾的境地。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对于八股文一向持否定态度，疾之如仇。可是，当他获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废八股后考中的策试秀才，便自豪地告诉蒋梦麟，他考中的是八股秀才。蒋梦麟得知，当即对陈独秀肃然起敬，因为当时公认，八股秀才比策试秀才更加过硬。看来，特立独行的陈独秀，也有其契合世俗的一面。
严复的抱憾也好，陈独秀的自豪也好，都折射出传统和世俗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惯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们难以不被扭曲，难免身不由己地顺应，难免做出无奈的选择，难免付出徒劳的代价。世俗观念往往偏于简单化、绝对化，习惯以统一的尺度衡量或看待一切事物，而忽视差异和个性。所以，一个人想要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不能囿于世俗的局限，应该充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当然，社会也应摒弃非此即彼、简单绝对的价值取向，形成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以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否则，会让严复之类天才消耗在无益的奋斗之中。
但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一个留学海外的饱学之士，为没能获得本土文凭（科举功名）而抱憾终身。他，就是近代著名人物严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出生于名医世家。由于父亲早逝，严复不得不放弃科考之路，进而接受西式教育。1866年，严复进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安排到军舰上工作。1877年初，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皇家海军学院。1879年夏，严复学成归国，进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十年以后，他捐得选用知府头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
那时候，清朝国门已被迫开放，入仕渠道有所拓展。无论是损纳的、保举的，还是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归国的洋举人、洋进士，都可以入仕做官。但是，当时科举取士仍是主渠道，只有通过科场考试获得举人、进士的功名（文凭），才属于正途出身，为世人所敬重；尤其是进士，被称作“老虎班”，一经选用，至少是县令级别的官职，所以特别“牛”，着实令人羡慕。其他途径入仕，都被视为异途，不管你有无真才实学，总难以让人高看一眼，甚至可能遭致白眼。
在当时的官场，人们只看重正途出身，看你是否中过举人、进士，看你是否点过翰林。严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海归，但不是正途出身，在本国官员看来，他的洋文凭远没有科举功名的含金量高；哪怕你通晓西方文化，哪怕你懂得进化论，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浮云。因此，严复并不被当时的人看重，甚至遭到莫名的冷歧视。因此，他似乎感觉底气不足，无形中比别人矮一截，所以渴望在科场上给自己正名。
33岁那一年，也就是留学回来的第七年，严复发愤学习，刻苦钻研八股文。为了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他花钱捐得一监生，第一次回籍参加乡试，原指望考取举人，结果名落孙山。36岁时，严复参加顺天乡试，这次“异地高考”，也以落第告终。第二年，严复已是候补知府的五品官员了，还去参加顺天恩科乡试，依然无功而返。假如日后没有废除科举制，严复恐怕要将科举应试进行到底，直到考取为止。没有获得科举文凭，终究成了严复的永久遗憾，他心中的纠结，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今，从旁观者角度看，严先生其实不必为此纠结。为了应试而研习枯燥乏味的八股文，耗费时间和心力，实在不值得。把这个心力用于翻译或著述，倒是更有意义。获得科举功名，并不能为您增添光彩；没有科举功名，也无损于您的伟大。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智者，您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和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和制度而不是技术和资本积累，故而致力于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让先进的思想和理念传遍中国。凭此启蒙功绩就足以名垂青史，又何必去争取科举功名？不过，对于当时的严先生来说，要或不要科举功名，无疑是一个大问题。毕竟科举制已然存在了一千几百年，它不仅关联着人们的功名利禄、成败荣辱，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科举功名，既是读书人难以割舍的追求，也是世俗社会看人的尺度。所以，科场犹如电磁场，在其强大的吸力作用下，很多人都难以保持淡定，只能随波逐流，拼命应试。严复不是世外高人，不能置身事外，只能入乡随俗，指望在科场一显身手。
严复被后世公认为近代学贯中西第一人，对于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他曾经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对于以考试八股文为主的科举教育，严复也有独到的见解，指出八股文有三大弊端：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明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却不得不学它以应试，这让他心里多么纠结，多么无奈。或许，他只想通过应试证明自己，然后冷酷的现实并未使他扬眉吐气。
人啊，往往就处于这样矛盾的境地。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对于八股文一向持否定态度，疾之如仇。可是，当他获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废八股后考中的策试秀才，便自豪地告诉蒋梦麟，他考中的是八股秀才。蒋梦麟得知，当即对陈独秀肃然起敬，因为当时公认，八股秀才比策试秀才更加过硬。看来，特立独行的陈独秀，也有其契合世俗的一面。
严复的抱憾也好，陈独秀的自豪也好，都折射出传统和世俗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惯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们难以不被扭曲，难免身不由己地顺应，难免做出无奈的选择，难免付出徒劳的代价。世俗观念往往偏于简单化、绝对化，习惯以统一的尺度衡量或看待一切事物，而忽视差异和个性。所以，一个人想要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不能囿于世俗的局限，应该充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当然，社会也应摒弃非此即彼、简单绝对的价值取向，形成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以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否则，会让严复之类天才消耗在无益的奋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