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夯实基层基础，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与时俱进？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便是大力践行民主协商，以协商民主化解不同意见与看法，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直至求得最大公约数，凝聚更为广泛的力量和智慧。
　　既然是民主协商，就得有协商的认真务实态度与自由平等的协商思维。一方面，基层事务林林总总、层出不穷，不可能事事时时都拿出来协商，但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牵涉到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等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协商，才能够彰显民主协商这一颇具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路径与手段的优势。事实也是如此，不辩轻重缓急，一律决策之前、行动之中施行协商，不仅会让民主协商过泛过滥，也会使基层社会治理更多地热衷于清谈、空谈，议而不决、议而难决。另一方面，协商不是单方面的下命令、作指示，要求协商双方、多方平起平坐，地位平等，话语对等。固然基于协商的组织方有着一定的官方背景，但一旦坐下来协商，就得与协商的参与方共享话语权，并力所能及地尊重对方的参与权、知情权与表达权。
　　协商不玩程序，不走过场，关键在于协商的过程实不实。为什么要协商？是因为不知道一项决策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有否广泛的民意基础，能否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因此协商过程之中，既需要将拟定的政策措施公开透明地予以公布和展示，更需要广泛地征求意见与建议，听取更加富有建设性、科学性、先导性、前瞻性的观点和想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毫无保留、原汁原味地将最初的方案全盘托出，言辞恳切、态度诚恳地面对协商参与方，才有可能实现方案的最优化，赢得基层群众的同心同向。与此同时，针对个别、少数群众的不理解之言，质疑反对之声，就应该将协商的重点放在扭转观点、引导看法、消除误会、化解心结之上。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些群众明知决策方案与措施合乎规律，有利发展，但囿于自己的一己私利，抑或个性特点，偏偏不随大流，硬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时的协商就很有必要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由“宏观调控”转变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
　　协商于民，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围绕“民”字作文章，讲究协商代表选派的正当合理性、科学有效性，谨防协商变味为“假协商”，跑调为“伪协商”。实事求是地讲，今天基层群众的民主政治素质较过去有了显著提高与改善，但具体到协商一事，能不能做到冷静发声、理性发言、科学献策呢？有的地方正式协商之前有选择性地“内定”协商代表，表面看来协商轰轰烈烈、有条不紊，实质上因为事先作了工作，导致本应各抒己见、直抒胸臆的民主协商，到最后竟然沦落为一次大唱赞歌过后的集体表决。又如，刻意地选派大字不识一箩筐，甚或干脆目不识丁的群众前来参加协商，所谓的民主协商也就扭曲为“哑巴协商”。让协商回归本原，体现民主，焕发活力，于“民”的推选方面，一条可行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借鉴延安时期我党创立的“三三制”原则，让参与协商的代表尽可能具有方方面面的代表性，使协商之时“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既有专业人士切中肯綮的评价品鉴，又有草根代表蕴含哲理的朴素思辨。
　　基层民主协商究竟实不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评析，运用多条标准来衡量，但最根本最现实的角度和标准，还是要看协商是否为民，协商之后形成的方案与措施能否得到如实的贯彻和落实。已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协商要么单纯地为着既定方案决策的强力推进，如期施行，所谓的征求社情民意不过是个虚拟的幌子，能不能为群众谋得福祉，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最终都得臣服、让位于领导的意志、组织的权威；要么彼时协商一致过后，即算大功告成，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鲜有执行下去、落实开来的务实行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言，协商的过程很必要，协商之后的结果能否严格遵照、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更为重要。毕竟有时候“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群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那么高、热情那么旺，盼望的就是协商之后有行动，行动之后有结果。
　　（责任编辑 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