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吉加每次考察回到拉萨与我见面时，都感叹：“我这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却是我所能从事的最幸福的工作了！”是的，作为一个藏文化学者，还有什么能比亲手触摸古人留下的文化珍宝、领略前辈的文化创造更令人兴奋的呢？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有过多次关于西藏事务的谈话，多次讲到，你们那个喇嘛教，一不兴财，二不旺人，你们信我赞成，反正我是不信的……当时没几个人能直接听到他的重要指示，可受此影响而改变命运的人却太多了！尕藏就是其中一个。
　　尕藏来自青海省循化县的一个小山村，幼时便被送到甘肃乃至藏区最为著名的拉卜楞寺当小喇嘛，后来还进入了密宗院，本应当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宗教职业家。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风暴席卷西北大地，寺庙受到冲击，僧人离开寺庙，尕藏便回到老家。他先是到国营牧场，后到商业局工作，尕藏娶了同为牧场工人的藏族姑娘吉毛价为妻，生养了8个子女。今年已经85岁的尕藏老人和他的老伴吉毛价应当是很欣慰的，这8个子女中，有5个大学生、1个喇嘛、1个高中生、1个小学生。当然，老人心中最为钟爱也最为牵挂的，是那位小喇嘛。
　　因为筹建西藏牦牛博物馆，我有幸与其中的3位结缘。
　　2011年，我重返西藏不久，就结识了娘吉加。人们都管他叫“娘博士”，他反复强调不是博士，但人们还是那么叫。那段时间，虽然筹备工作刚刚起步，但即使是周末也往往找不到他，电话也打不通。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在图书馆。我感到惊诧，拉萨还有这样的人，周末会泡在图书馆里？西藏图书馆是一家不错的图书馆，我也去过那里，空空荡荡的，会利用图书馆的人太少了。娘吉加是那种对博物馆事业特别理解的人，我第一次跟他讲起牦牛博物馆的创意时，他就非常欣赏和支持。此后的筹建过程，他几乎是全程参与。以至于他的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兼西藏博物馆馆长曲珍很警觉地对我说：“吴老师，您在筹建过程很困难，有事尽管让娘吉加帮忙，但你可不能打他的主意哦。”事实上，我真是在打他的主意呢。筹建过程中，娘吉加提供了很多有关牦牛文化的线索，还利用在四川大学高级人才培训的假期，参与了我们的牦牛文化田野调查的半程，承担了展馆的文字撰写和翻译，编辑了牦牛博物馆的第一本高原牦牛文化论文集《感恩与探索》，还要参加我们的藏品鉴定……这样的藏、汉、英兼通，既是人类学學者，还是文物鉴定专家，一直是我心目中馆长的最佳人选。可是他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他本人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研究人员，不合适当领导，一直没有松过口，以致我这个退休老头勉为其难顶着馆长的帽子到今天。
　　这几年，娘吉加从西藏博物馆抽调到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组，跑了几百所寺庙，亲手鉴定了数万件佛像和唐卡。他去考察，都背着很多上师传记等相关书籍，耐心地与僧人探讨指教，以至于很多寺庙都想把他留下来。他在寺庙得到的礼遇，决不亚于高僧大德。一些跟随他工作的年轻人免不了抱怨这活儿太辛苦，娘吉加便教育他们，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有多辛苦？你身上掉了一块肉下来吗？娘吉加每次考察回到拉萨与我见面时，都感叹：“我这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却是我所能从事的最幸福的工作了！”是的，作为一个藏文化学者，还有什么能比亲手触摸古人留下的文化珍宝、领略前辈的文化创造更令人兴奋的呢？
　　我原先一直以为，他从小就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岂知，他小时候经常带着他的弟弟加羊宗智逃学。他对家里谎称去上学了，其实，他带着弟弟跑到山野整天地戏耍。当过僧人的父亲尕藏基本上不过问孩子的事情，但从未读过书、只字不识的母亲吉毛价，却是很有见识的女人，一定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发现娘吉加带着弟弟逃学，就恶狠狠地用鞭子抽打他们。这应了我们汉族一句老话：“棍棒底下出孝子”。娘吉加在母亲的鞭子下开窍了，进入十世班禅大师创办的循化藏文中学，继而考入海南民族师范学校，1991年考入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参加工作后，再度回到西北民族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几年后又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院考古专业攻读了第二硕士学位。他的老师约翰·奥尔森对娘吉加的学习进步非常满意，希望他继续读完博士，学费可以由他个人资助，但娘吉加因为家事，硕士毕业就回西藏了。
　　
　　那个与他一起逃学的弟弟加羊宗智，在他十三岁时，遇到拉卜楞寺的一位大活佛来做法事，自作主张就跟随上师走了，等家里知道时，他已经披上袈裟了。全家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么多兄弟姐妹，怎么能没有一个去专门事佛呢？加羊宗智把他的聪明才智全都奉献给了寺庙。他先是进入拉卜楞寺的医药学院，不但能够流利背诵《四部医典》，还四处拜访名师，每年都要进行实地调查，辨认几千种植物，形成了200多个药方，为前来求医的众生解除病痛。后来，加羊宗智进入了拉卜楞寺文思院，相当于哲学院，是这个寺庙的最高学府。
　　2012年，我们牦牛文化万里调查时，与娘吉加一起，来到拉卜楞寺，见到了这位僧人。加羊宗智把我们迎进他的僧舍，热情地款待我们。加羊宗智长得太英俊了，我的照相机镜头老是对着他，弄得他很不好意思。我甚至跟娘吉加开玩笑，你应该入寺当僧人，加羊宗智要是不出家，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妹妹！我跟加羊宗智说起正事，问他知道不知道牦牛所食的植物，能不能在来年上山采药时帮我们采集一些植物标本？加羊宗智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年，他给我们寄来几十种精心制作的植物标本，第三年，再次寄来一批。我特别遗憾的是，牦牛博物馆开馆时，我邀请他来参加开馆仪式，邀请函中把拉卜楞寺医学院错写成佛学院，他没能收到。现在，西藏牦牛博物馆《探秘牦牛》展厅还陈列着加羊宗智为我们采集制作的牦牛所食植物标本呢。我们这座以人文科学为主旨的博物馆里，却陈列着一位僧人制作的植物标本，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我和娘吉加商量，牦牛博物馆不能只是简单的陈列，还要进行相关研究，在开馆时，最好能有一本研究论文集。当时，娘吉加正好在四川大学进修，他利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资源优势，用所有的课余时间，搜集资料，形成了藏、汉、英三大本牦牛文化学术资料。但是，我看着这三大本资料，既兴奋又发愁，要把这些资料精选精编成一本论文集，需要大量的时间。娘吉加提出，能不能让他的二哥才让当智来承担。当时，我并不认识才让当智，但没有别的人选，就答应让他来试试。
　　才让当智应当算是他弟弟娘吉加的学长，他是1980年考入西北民族大学的，毕业后参军，度过了十七年的行伍生涯，2001年以团级干部身份退役。退役之后，开始钻研藏汉文，当时已经出版了《四部医典药物唐卡图解》《四部医典八十幅唐卡解说》，还有《蓝琉璃》（100万字）《佛学概论》（30万字）《树喻根本医典和理论医典》三部译稿尚未出版，成为一位民间学者。才让当智来到拉萨，成为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工作人员。面对这三大本资料，他不懂英文，但精通藏汉文。英文部分只好让娘吉加本人来承担。这几十万字藏汉文资料，需要一篇一篇精读筛选，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录入电脑，再进行编辑修改，此外，才让和娘吉加每人还要写原创性文章。工作量巨大。幸亏找到了才让，他静得下、坐得住，治学态度认真严谨，先行拿出的一部分文稿，我看后大为放心。最后，才让当智说，这书要吴老师写个序啊。我正处于筹备工作最关键时刻，也没有对全书进行仔细阅读，就请才让来写。才让老师写出的序，让我非常赞赏。要是我来写，决然写不了这么精彩。此后，在很多场合，我都反复引用这篇序中的精彩段落。2014年5月1日，牦牛博物馆开馆，《感恩与探索——高原牦牛论文集》如期出版。业内很多朋友大为惊讶，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筹建了牦牛博物馆，居然还能编辑出版如此有分量的论文集，真是不可思议！
　　2015年，牦牛博物馆得到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支持，决定编辑出版一本《牦牛：高原之魂》画册，又要找一位总撰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才让当智。请才让来到拉萨接受任务，商定大纲，然后只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回到青海去写作。才让当智如期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在北京出版集團对文稿进行几天紧张的审改，赶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出版。
　　因为牦牛博物馆，把娘吉加的亲属能动员起来的全部动员起来了，娘吉加的妻子华措、才让的女婿兰周、他们的侄儿桑东、侄媳益西，都为牦牛博物馆做出了贡献。
　　我很想到青海循化县去看望和感谢尕藏和吉毛价两位老人，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间，才让和娘吉加都说，欢迎吴老师来啊。他们说，如果我去，还会把加羊宗智叫回来，因为父母亲和全家人都敬重这个家庭唯一的宗教职业家，他在他们心中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个机会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