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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疫情给企业的传统内部治理、应急治理、网络治理、绿色治理和合规治理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内部授权清晰、系统透明顺畅、文化凝聚力强的企业，资金、库存、供应链有裕度和韧性的企业，拥抱数字经济、考虑多方利益、重视合规风险的企业，能更有力地应对危机，取得长足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大停顿带来的巨大现金流压力、供应链中断危机考验了企业的应急治理能力。疫情凸显了企业平衡利益相关方权益的绿色治理能力，也对企业的网络治理带来大考。疫情期间，合规较严的企业表现出较强的韧性。
“疫”过留痕，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治理究竟带来什么影响？后疫情时代，企业治理或见“疫”思迁，在绿色治理、应急治理、网络治理、合规治理多个方面都可能出现变化。企业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危”中求“机”，筹划更可持续的发展？
疫情中的传统内部治理
远程办公导致企业透明度下降。一方面，员工考核、选举任命的公平性会可能因为无法当面监督而受到考验。另一方面，监事会无法参加线下会议，难以对企业大额资金运作、重要项目决策等涉及企业和股东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面对面监督，难以动态地了解和掌握企业情况，这隐性地增加了企业经营者的权力。在此情况下，信息和程序的透明度、激励机制的吸引力、系统的精简顺畅是高效复工关键。
隔离考验员工心态与企业文化。员工之间缺少面对面的机会使企业内部文化受到考验。在疫情冲击下，企业需加强人际网络建设，员工忠诚度高、适应性强的企业更可能度过危机。
董事会应从“事中监督”更多走向“事后奖惩”。在传统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主要通过“事中监督”来发挥作用。在疫情蔓延之际，那些董事会授权结构清晰、更注重“事后奖惩”、管理层决策更具张力、能够相机抉择的公司往往在冲击面前更加游刃有余1 。
疫情中的应急治理
？企业资金管理遭遇考验
企业经营现金流承压。商业活力大幅下降导致不少企业库存累积，但是企业的成本往往比收入更具黏性。根据BIS测算，企业受冲击时收入下跌10%，但经营成本最多只下跌6%。不仅如此，购买方也会因为运营压力延后还款，企业回笼资金将有所延迟。
企业偿债压力增大。BIS根据26个国家4万家上市企业资产负债表计算，2020年至少有25%的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若企业利润在2020年下跌25%，为弥补融资缺口会使企业杠杆率提高约10% 2。
疫情不利于企业筹资。间接融资方面，经济衰退时银行惜贷的情况难以避免。直接融资中，出行限制令导致IPO的准备工作受限。并购交易方面，全球并购交易因疫情而中断3 。少数投机性的收购交易可能会在疫情导致股价下跌至相对低位时发生。
？构建更合理的资金管理方案
一方面，疫情冲击要求企业更注重柔性资本分配方案。有弹性的、稳健的资本配置方法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首先需要一个长期资本分配方法框架，综合考虑到企业关键业务、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以及资本分配与企业总体使命、战略和商业模式之间的联系。例如，部分企业使用股权、期权激励，高管收入与公司股价挂钩，这将激励高管加杠杆、回购股票以推升股价。疫情冲击导致企业预收款锐减、现金流紧张、股票暴跌，公司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 4。
另一方面，企业要平衡好短期应对和长期投入之间的关系。疫情期间，不少企业计划削减股息、高管薪酬、娱乐广告成本、资本开支和研发费用来应对现金流的压力。根据此前美国三次经济危机的启示，危机期间一味“节流”是不够的，公司需要平衡好短期应对和长期投入之间的关系，避免短期冲击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注意内外部供应链的新变化
做好应急供应链治理。疫情期间部分已经获批复工的企业由于供应链环节上的配套企业没有复工，原料、配件不到位或者配套加工服务不到位而面临复工障碍。这凸显了应急供应链的重要性，企业应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搭建起应急供应链，做好大数据应用、实时信息共享以及供应链协调合作等工作。
疫情暴发前，外部政治局势和营商环境已经在变化。疫情再度加深了发达国家对依赖低成本国家供应链的疑虑，过去在低成本国家的外包和离岸业务或被重新评估。疫情还暴露了医用防护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未来医药品国产化，医药品价值链回归本国的可能性上升。例如，美国就在国防用品、高科技领域加强了对供应链的审查与调整。
总体来看，企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切不可忽略了经营稳健性。对于危机之后幸存的企业，一方面须建立充足的现金储备;另一方面不妨将其供应链从“准时”（Just In Time）模式转向“以防万一”（Just in Case）模式，疫情暴露了追求生产效率、零库存的“准时”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5。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在后疫情时代提前适应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新变化。
疫情中的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是指使用互联网手段进行公司治理。网络治理带来许多新变革。首先，网络治理降低了治理成本，小股东等积极治理主体将更容易参与其中;其次，大数据时代，公司产品供应将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第三，网络治理可能带来治理权力的重组和治理模式的创新，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或從“垂直化”转向“扁平化”;最后，网络时代信息自披露和非官方披露得到强化，公司治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6。
？疫情加快远程办公的普及
疫情加快远程办公。疫情前，全世界约7.9%的工人长期居家工作，疫情期间全球约六分之一的工人在家远程工作，发达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远程工作7 。为了应对远程办公的趋势，公司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之路，在硬件和带宽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公司员工开始使用协作软件、远程访问数据库、参加线上会议。管理层可以在线上组织和管理团队。公司也可以通过雇用低薪国家的工人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一些远程工作，疫情正在降低数字移民的壁垒。 ？数字运营新范式
白领机器人：社交距离上的要求使办公空间更昂贵，加上盈利困难，已解雇员工的公司倾向使用流程自动化（RPA）、聊天机器人、虚拟助手、高端AI等手段来实现自动化服务工作8 。
线上营销：以地产为例，消费者被迫短时间接受并适应线上看房沟通，使得商业模式的切换升级更快到来。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新的痛点和诉求的企业才能在本轮洗牌中占据优势。
共享制造：疫情期间，企业通过整合分散闲置的生产力（如共享用工），推动生产向网络化和平台型转变，竞争模式也从企业间竞争转向生态体系间竞争，上下游加速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强化了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增强竞争优势9 。
数字化提升产业韧性：我国已形成了145个数字化产业带，主要大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等省，数字化程度高的产业带在疫情期间显示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当地商家复工复产更加迅速 10。
？网络治理的副产品
居家办公可能加剧贫富分化。低收入国家有更多劳动力从事街头商贩、农业劳作等难以远程进行的工作。职业结构上的差异，叠加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通信等基础设施上的差距导致低收入国家能够远程办公的比例偏低。据测算，低收入国家远程办公比例比高收入国家低15%—35%。如果疫情带来了居家办公的普及，那么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
当然，对不少工作而言，面对面互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现阶段的计算机无法独立思考，因此大多服务性和专业性职位还没有进入全球化（远程智能RI）和白领机器人（人工智能AI）的行列。在面对数字移民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将是那些需要面对面互动、必须在岗的行业，如酒店、运输、建筑等。而受数字移民冲击最大的将是科技、金融、媒体等行业。在与白领机器人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将是那些强调人类优势、需要人类特有的社会认知（判断力、同理心、创造力、社会关系）的领域。
疫情中的绿色治理
绿色治理提倡以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思路。企业应承担包括环境、社会、经济和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多种责任，企业也将因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11。
绿色治理关键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通过平等、自愿、协调和合作的关系，共同推动绿色治理目标的实现。绿色治理通过将社会群体、社会责任、环境等主体纳入企业治理的框架，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这一框架下，企业是关键行动者，政府是政策供给者，社会组织是倡议督导者，公众是广泛参与者12 。
从绿色治理到ESG。ESG强调公司应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考虑范畴。从定位看，ESG主要服务于金融机构投资标的评价，偏向投资决策;绿色治理侧重于公司治理。从方向看，ESG是自下而上，从投资实践上升到投资标准;公司绿色治理则是自上而下，从绿色理念统筹、准则指引到治理评价。从模式看，ESG通常独立地评价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个方面;绿色治理侧重于对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因素的综合评价13 。
？疫情推动ESG投资
当投资者甄别最能经受此次风暴的企业时，ESG策略备受市场关注，这也给后疫情时代的公司治理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公司治理需要兼顾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影响。疫情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和安全，而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是一系列系统性危机的碰撞，履行环保职责的企业更受关注。例如，公司需要考虑如何将气候变化的影响嵌入其业务模式和风险管理系统，以确保气候变化风险得到了适当的识别、监控和管理 14。
其次，在社会责任方面，响应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将为企业赢得长期声誉资本。企业需要重视员工的安全和福利问题;处理好公司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通过捐赠或调整生产向社会提供防疫物资、为社区提供必要的服务。
最后，公司治理需要更多关注风险管理和应急领导力。公司治理是ESG投资决策中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后疫情时代积极调整公司的治理策略，对内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外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关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我国ESG投资到达风口
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随着A股相继纳入MSCI和罗素等国际指数，注重ESG的海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将加快进入我国。其次，逐步完善的顶层设计逐步有利于ESG的发展。此前发布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以及科创板公司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都表明随着顶层设计的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将对企业ESG表现给予更多的关注。最后，企业正在主动适应ESG。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明显增加，资管机构加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组织（UN PRI）数量持续增长，ESG投资产品发行有所增加。
？绿色治理的长期溢价
有研究表明，绿色治理表现与股票回报正相关。拥有良好环境表现的企业在疫情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股票的回报率较高。疫情没有分散投资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反，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更青睐于具有良好环境意识和责任感的企业15 。
ESG投資可能有一定的溢价。对过往研究结果的梳理显示，多数研究者认为ESG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16 。新兴市场的ESG指数相较其样本股基础指数具有一定的市场溢价。在A股市场，ESC指数的长期回报同样超越了沪深300基准指数。
长线投资者对企业环境责任给予了更多关注。投资者认为环境风险具有金融意义，希望企业能够及时提交环境气候风险报告17 。在长线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企业绿色治理及环境保护表现和股票回报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因为长线投资者更加关注企业环境意识的长期影响。疫情背景下，投资者希望企业能够就绿色治理提出更好的长期举措，而非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益18 。 疫情中的合規治理
合规的企业在疫情中表现的韧性较强。一方面，重视合规的企业往往风险更低，复工更快，那些激进的中小金融机构受疫情冲击较大。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企业的财务压力陡增，若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规范，可能积压风险，影响投资者信心和后续融资。
总体看，疫情给企业的传统内部治理、应急治理、网络治理、绿色治理和合规治理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内部授权清晰、系统透明顺畅、文化凝聚力强的企业，资金、库存、供应链有裕度和韧性的企业，拥抱数字经济、考虑多方利益、重视合规风险的企业，能更有力地应对危机，取得长足的发展。
作者供职于中金公司研究部
参考文献
1，郑志刚. 疫情引发的“准经济危机”对公司治理的挑战. 金融时报. 2020年4月24日
2，BIS. Bulletin 10 Covid-19 and corporate sector liquidity.，
3，Brooke Masters. Looking for M&A deals is risky now for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7， 2020.
4，COVID 19 and capital allocation. ICGN perspective. April 2020.，
5，Companies should shift from ‘just in time’ to ‘just in cas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20.
6，李维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04）：1.，
7，Janine Berg， Florence Bonnet， Sergei Soares. Working from Home： Estimating the worldwide potential. Voxeu. May 11， 2020.
8，Baldwin R. 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9，陈维宣、吴绪亮. 疫情将如何重塑数字经济新范式？金融时报. 2020年4月10日.
10，《2020中国产业带数字化发展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
11，Porter M E， Kramer M R.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12）： 78-92.
12，李维安，徐建，姜广省.绿色治理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5）：23-28.，
13，李维安， 徐建， 姜广省. 绿色治理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20（05）：23-28
14，李维安， 徐建， 姜广省. 绿色治理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20（05）：23-28，
15，Garel A ， Petit-Romec A . Investor Rewards to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VID-19 Crisis[J]. Issue 33， 2020， Covid Economics
16，Friede G ， Busch T ， Bassen A . ES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ggregated evidence from more than 2000 empirical stud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 2015， 5，，
17，Krueger， P.， Sautner， Z.， & Starks， L. T. （2020）. 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risk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3）， 1067-1111.
18，Ramelli S ， Wagner A F ， Zeckhauser R J ， et al. Investor Rewards to Climate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2016 Climate Policy Shock[J]. Social 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大停顿带来的巨大现金流压力、供应链中断危机考验了企业的应急治理能力。疫情凸显了企业平衡利益相关方权益的绿色治理能力，也对企业的网络治理带来大考。疫情期间，合规较严的企业表现出较强的韧性。
“疫”过留痕，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治理究竟带来什么影响？后疫情时代，企业治理或见“疫”思迁，在绿色治理、应急治理、网络治理、合规治理多个方面都可能出现变化。企业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危”中求“机”，筹划更可持续的发展？
疫情中的传统内部治理
远程办公导致企业透明度下降。一方面，员工考核、选举任命的公平性会可能因为无法当面监督而受到考验。另一方面，监事会无法参加线下会议，难以对企业大额资金运作、重要项目决策等涉及企业和股东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面对面监督，难以动态地了解和掌握企业情况，这隐性地增加了企业经营者的权力。在此情况下，信息和程序的透明度、激励机制的吸引力、系统的精简顺畅是高效复工关键。
隔离考验员工心态与企业文化。员工之间缺少面对面的机会使企业内部文化受到考验。在疫情冲击下，企业需加强人际网络建设，员工忠诚度高、适应性强的企业更可能度过危机。
董事会应从“事中监督”更多走向“事后奖惩”。在传统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主要通过“事中监督”来发挥作用。在疫情蔓延之际，那些董事会授权结构清晰、更注重“事后奖惩”、管理层决策更具张力、能够相机抉择的公司往往在冲击面前更加游刃有余1 。
疫情中的应急治理
？企业资金管理遭遇考验
企业经营现金流承压。商业活力大幅下降导致不少企业库存累积，但是企业的成本往往比收入更具黏性。根据BIS测算，企业受冲击时收入下跌10%，但经营成本最多只下跌6%。不仅如此，购买方也会因为运营压力延后还款，企业回笼资金将有所延迟。
企业偿债压力增大。BIS根据26个国家4万家上市企业资产负债表计算，2020年至少有25%的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若企业利润在2020年下跌25%，为弥补融资缺口会使企业杠杆率提高约10% 2。
疫情不利于企业筹资。间接融资方面，经济衰退时银行惜贷的情况难以避免。直接融资中，出行限制令导致IPO的准备工作受限。并购交易方面，全球并购交易因疫情而中断3 。少数投机性的收购交易可能会在疫情导致股价下跌至相对低位时发生。
？构建更合理的资金管理方案
一方面，疫情冲击要求企业更注重柔性资本分配方案。有弹性的、稳健的资本配置方法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首先需要一个长期资本分配方法框架，综合考虑到企业关键业务、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以及资本分配与企业总体使命、战略和商业模式之间的联系。例如，部分企业使用股权、期权激励，高管收入与公司股价挂钩，这将激励高管加杠杆、回购股票以推升股价。疫情冲击导致企业预收款锐减、现金流紧张、股票暴跌，公司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 4。
另一方面，企业要平衡好短期应对和长期投入之间的关系。疫情期间，不少企业计划削减股息、高管薪酬、娱乐广告成本、资本开支和研发费用来应对现金流的压力。根据此前美国三次经济危机的启示，危机期间一味“节流”是不够的，公司需要平衡好短期应对和长期投入之间的关系，避免短期冲击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注意内外部供应链的新变化
做好应急供应链治理。疫情期间部分已经获批复工的企业由于供应链环节上的配套企业没有复工，原料、配件不到位或者配套加工服务不到位而面临复工障碍。这凸显了应急供应链的重要性，企业应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搭建起应急供应链，做好大数据应用、实时信息共享以及供应链协调合作等工作。
疫情暴发前，外部政治局势和营商环境已经在变化。疫情再度加深了发达国家对依赖低成本国家供应链的疑虑，过去在低成本国家的外包和离岸业务或被重新评估。疫情还暴露了医用防护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未来医药品国产化，医药品价值链回归本国的可能性上升。例如，美国就在国防用品、高科技领域加强了对供应链的审查与调整。
总体来看，企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切不可忽略了经营稳健性。对于危机之后幸存的企业，一方面须建立充足的现金储备;另一方面不妨将其供应链从“准时”（Just In Time）模式转向“以防万一”（Just in Case）模式，疫情暴露了追求生产效率、零库存的“准时”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5。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在后疫情时代提前适应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新变化。
疫情中的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是指使用互联网手段进行公司治理。网络治理带来许多新变革。首先，网络治理降低了治理成本，小股东等积极治理主体将更容易参与其中;其次，大数据时代，公司产品供应将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第三，网络治理可能带来治理权力的重组和治理模式的创新，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或從“垂直化”转向“扁平化”;最后，网络时代信息自披露和非官方披露得到强化，公司治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6。
？疫情加快远程办公的普及
疫情加快远程办公。疫情前，全世界约7.9%的工人长期居家工作，疫情期间全球约六分之一的工人在家远程工作，发达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远程工作7 。为了应对远程办公的趋势，公司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之路，在硬件和带宽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公司员工开始使用协作软件、远程访问数据库、参加线上会议。管理层可以在线上组织和管理团队。公司也可以通过雇用低薪国家的工人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一些远程工作，疫情正在降低数字移民的壁垒。 ？数字运营新范式
白领机器人：社交距离上的要求使办公空间更昂贵，加上盈利困难，已解雇员工的公司倾向使用流程自动化（RPA）、聊天机器人、虚拟助手、高端AI等手段来实现自动化服务工作8 。
线上营销：以地产为例，消费者被迫短时间接受并适应线上看房沟通，使得商业模式的切换升级更快到来。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新的痛点和诉求的企业才能在本轮洗牌中占据优势。
共享制造：疫情期间，企业通过整合分散闲置的生产力（如共享用工），推动生产向网络化和平台型转变，竞争模式也从企业间竞争转向生态体系间竞争，上下游加速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强化了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增强竞争优势9 。
数字化提升产业韧性：我国已形成了145个数字化产业带，主要大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等省，数字化程度高的产业带在疫情期间显示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当地商家复工复产更加迅速 10。
？网络治理的副产品
居家办公可能加剧贫富分化。低收入国家有更多劳动力从事街头商贩、农业劳作等难以远程进行的工作。职业结构上的差异，叠加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通信等基础设施上的差距导致低收入国家能够远程办公的比例偏低。据测算，低收入国家远程办公比例比高收入国家低15%—35%。如果疫情带来了居家办公的普及，那么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
当然，对不少工作而言，面对面互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现阶段的计算机无法独立思考，因此大多服务性和专业性职位还没有进入全球化（远程智能RI）和白领机器人（人工智能AI）的行列。在面对数字移民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将是那些需要面对面互动、必须在岗的行业，如酒店、运输、建筑等。而受数字移民冲击最大的将是科技、金融、媒体等行业。在与白领机器人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将是那些强调人类优势、需要人类特有的社会认知（判断力、同理心、创造力、社会关系）的领域。
疫情中的绿色治理
绿色治理提倡以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思路。企业应承担包括环境、社会、经济和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多种责任，企业也将因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11。
绿色治理关键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通过平等、自愿、协调和合作的关系，共同推动绿色治理目标的实现。绿色治理通过将社会群体、社会责任、环境等主体纳入企业治理的框架，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这一框架下，企业是关键行动者，政府是政策供给者，社会组织是倡议督导者，公众是广泛参与者12 。
从绿色治理到ESG。ESG强调公司应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考虑范畴。从定位看，ESG主要服务于金融机构投资标的评价，偏向投资决策;绿色治理侧重于公司治理。从方向看，ESG是自下而上，从投资实践上升到投资标准;公司绿色治理则是自上而下，从绿色理念统筹、准则指引到治理评价。从模式看，ESG通常独立地评价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个方面;绿色治理侧重于对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因素的综合评价13 。
？疫情推动ESG投资
当投资者甄别最能经受此次风暴的企业时，ESG策略备受市场关注，这也给后疫情时代的公司治理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公司治理需要兼顾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影响。疫情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和安全，而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是一系列系统性危机的碰撞，履行环保职责的企业更受关注。例如，公司需要考虑如何将气候变化的影响嵌入其业务模式和风险管理系统，以确保气候变化风险得到了适当的识别、监控和管理 14。
其次，在社会责任方面，响应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将为企业赢得长期声誉资本。企业需要重视员工的安全和福利问题;处理好公司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通过捐赠或调整生产向社会提供防疫物资、为社区提供必要的服务。
最后，公司治理需要更多关注风险管理和应急领导力。公司治理是ESG投资决策中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后疫情时代积极调整公司的治理策略，对内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外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关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我国ESG投资到达风口
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随着A股相继纳入MSCI和罗素等国际指数，注重ESG的海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将加快进入我国。其次，逐步完善的顶层设计逐步有利于ESG的发展。此前发布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以及科创板公司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都表明随着顶层设计的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将对企业ESG表现给予更多的关注。最后，企业正在主动适应ESG。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明显增加，资管机构加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组织（UN PRI）数量持续增长，ESG投资产品发行有所增加。
？绿色治理的长期溢价
有研究表明，绿色治理表现与股票回报正相关。拥有良好环境表现的企业在疫情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股票的回报率较高。疫情没有分散投资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反，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更青睐于具有良好环境意识和责任感的企业15 。
ESG投資可能有一定的溢价。对过往研究结果的梳理显示，多数研究者认为ESG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16 。新兴市场的ESG指数相较其样本股基础指数具有一定的市场溢价。在A股市场，ESC指数的长期回报同样超越了沪深300基准指数。
长线投资者对企业环境责任给予了更多关注。投资者认为环境风险具有金融意义，希望企业能够及时提交环境气候风险报告17 。在长线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企业绿色治理及环境保护表现和股票回报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因为长线投资者更加关注企业环境意识的长期影响。疫情背景下，投资者希望企业能够就绿色治理提出更好的长期举措，而非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益18 。 疫情中的合規治理
合规的企业在疫情中表现的韧性较强。一方面，重视合规的企业往往风险更低，复工更快，那些激进的中小金融机构受疫情冲击较大。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企业的财务压力陡增，若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规范，可能积压风险，影响投资者信心和后续融资。
总体看，疫情给企业的传统内部治理、应急治理、网络治理、绿色治理和合规治理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内部授权清晰、系统透明顺畅、文化凝聚力强的企业，资金、库存、供应链有裕度和韧性的企业，拥抱数字经济、考虑多方利益、重视合规风险的企业，能更有力地应对危机，取得长足的发展。
作者供职于中金公司研究部
参考文献
1，郑志刚. 疫情引发的“准经济危机”对公司治理的挑战. 金融时报. 2020年4月24日
2，BIS. Bulletin 10 Covid-19 and corporate sector liquidity.，
3，Brooke Masters. Looking for M&A deals is risky now for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7， 2020.
4，COVID 19 and capital allocation. ICGN perspective. April 2020.，
5，Companies should shift from ‘just in time’ to ‘just in cas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20.
6，李维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04）：1.，
7，Janine Berg， Florence Bonnet， Sergei Soares. Working from Home： Estimating the worldwide potential. Voxeu. May 11， 2020.
8，Baldwin R. 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9，陈维宣、吴绪亮. 疫情将如何重塑数字经济新范式？金融时报. 2020年4月10日.
10，《2020中国产业带数字化发展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
11，Porter M E， Kramer M R.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12）： 78-92.
12，李维安，徐建，姜广省.绿色治理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5）：23-28.，
13，李维安， 徐建， 姜广省. 绿色治理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20（05）：23-28
14，李维安， 徐建， 姜广省. 绿色治理准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20（05）：23-28，
15，Garel A ， Petit-Romec A . Investor Rewards to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VID-19 Crisis[J]. Issue 33， 2020， Covid Economics
16，Friede G ， Busch T ， Bassen A . ES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ggregated evidence from more than 2000 empirical stud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 2015， 5，，
17，Krueger， P.， Sautner， Z.， & Starks， L. T. （2020）. 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risk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3）， 1067-1111.
18，Ramelli S ， Wagner A F ， Zeckhauser R J ， et al. Investor Rewards to Climate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2016 Climate Policy Shock[J]. Social 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