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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给了中国一个百年难逢的“产业强国时代”，这不仅是一种大趋势，也是一个大现实。中国150年产业史告诉今人一个真理：如果中国没有全球领先的强大产业，中国的大国地位将一落千丈，中国人将是世界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弱势民族。
从2008至2009年，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的上乘表现，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2010年的中国与1990年的中国有什么不同?我终于有了一个答案：中国已经完全能够建立全球领先的强大产业，时机已经来临，环境已经成熟，产业强国时代来临了!
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依然强健增长且借势攻城掠地的企业，多是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导者或领先者，至少是能够扎扎实实创造价值或利润的企业。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出大国风范，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财富和国力，而中国国力源于中国产业。高速成长的中国产业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中国人的财富创造能力生产了另世人瞩目的中国财富。
产业强国，企业报国!这是我根深蒂固的坚定信念，也是京东方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在前些年，一些中国产业人曾经动摇了这一信念，因为做产业太苦太累太冒险，不如玩资本那么爽快那么暴发。因而，在今天，我更要为“产业强国论”鼓与呼，因为当今世界给了中国一个百年难逢的“产业强国时代”，这不仅是一种大趋势，也是一个大现实。
一个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跃升到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历史门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恰在此时做出了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历史抉择，走上了天壤之别且无法回头的发展之路：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保持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另一种是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
采取何种发展战略达到国家富强?近300年的世界经济史表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本国产业是国家财富之源，扶植本国产业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经之途。
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议会多次颁布法令，政府同时采取各种举措，扶植和壮大本国工业，到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且最有效率的产业领导者。
美国的发展历程更具典型性。美国的开国领袖卓有见识，华盛顿在就职总统当天明确宣称，发展自主性工业体系来实现国家富强。担任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在1791年完成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明确两项基本国策：一是实行产业扶植，二是进行贸易保护。从1820年到1930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美国国会中主张扶植美国新兴产业的政治势力一直占据上风。美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的“促进国内工业发展计划”，被称之为“美国制度”。
历经百年一贯且一致的扶植政策，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工业扶植政策。”
一个19世纪称雄世界的头号工业强国，一个20世纪一跃成为全球第一的工业强国，均告诉当今世界一模一样的规律：发展本土强大产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也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最有效尺度。
170年前的“生产力理论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其150年后的“竞争力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均为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明确了一个根本：以一国之力重点扶植优质产业是后起之国强大的唯一途径，产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根本
早在170年前，被誉为“生产力理论奠基人”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为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指明了方向。他在184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一个国家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国家政策应服从国家利益，其核心就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以一国之力重点扶植具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产业，这是后起之国强大起来的唯一途径。
李斯特的远见卓识，对于当时落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的崛起，起到只手擎天的根本性作用。从1880至1910年的40年间，德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比重超过了英国。英国用近百年完成的工业革命，德国只用了不足一半时间。这一切，得益于李斯特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强国战略。
西方学者认为，在19世纪的经济学史上，李斯特与马克思、亚当斯密形成了三派鼎立之势。因为他的国家政治经济学不仅对于德国富强，而且对于当年美国的崛起以及如今日韩的赶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整整150年过去，当代“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其名著《国家竞争优势》更是一语道破：“从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伴随经济全球化，产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梦想
早在150年前，同步于德国工业起飞和日本工业起步，中国近代政治家中的改良者们也先知先觉，试图以兴办工业而达“富国强兵”，他们在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中国内忧外患之厄运，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发起洋务运动，史称“自强运动”。
尽管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宣告，历经30年的洋务运动成为一场失败的自救运动。但今人不能不感慨，洋务派在150年前提出的“工业自主自强方可长治久安”之远略，何等的先见之明!
洋务派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法是“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兴我新型工业，增强国力”。在前期，洋务派先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洋务派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中国第一批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之后，“产业强国之梦”绵延传承。距今100年前的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领军人物张謇开始竭力宣扬“实业救国”，以“中国存亡兴废”为己任，视振兴工业为一种“救国至急之方”，一个“旋转乾坤之枢纽”。在实业救国论的倡导下，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并形成为中国近代的主流经济思想。毛泽东后来评价：中国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将“实业救国”升华为“产业勃兴”，他主张“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在其推崇下，实业救国论成为当时中国实业界最为流行的强国之策。
从“富国强兵”到“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脉相承的百年梦想，尽管因历史局限而终成一个幻想，但表达了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一致根本利益。
一个使命
京东方在安徽合肥投资液晶六代线之际，我参观了李鸿章纪念馆，不禁热泪盈眶。我不是因一个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而动容，我是为一个民族百年强国之梦而心灵震撼，是为一个产业强国时代真正天降而百感交集。
纵横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位置，决定着财富分配量的差异，也就决定了“发达与不发达”之强弱。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变动，就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变化标尺。
在距离张謇的“实业救国论”100年后，京东方跨上了平板显示这一全球朝阳产业的战略制高点。当我们有了“站在月亮看地球”的全球视野，更加深刻地强烈意识到，抢占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构成了当今各国角逐世界的战略核心。
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被誉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历经半个世纪，京东方人的“产业强国，企业报国”使命感，千锤百练而根深蒂固。如今，这一远大使命化为一种现实责任：我们必须成为全球显示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
知史明鉴。中国150年产业史告诉今人一个真理：如果中国没有全球领先的强大产业，中国的大国地位将一落千丈，中华民族将是世界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弱势民族。
从2008至2009年，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的上乘表现，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2010年的中国与1990年的中国有什么不同?我终于有了一个答案：中国已经完全能够建立全球领先的强大产业，时机已经来临，环境已经成熟，产业强国时代来临了!
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依然强健增长且借势攻城掠地的企业，多是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导者或领先者，至少是能够扎扎实实创造价值或利润的企业。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出大国风范，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财富和国力，而中国国力源于中国产业。高速成长的中国产业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中国人的财富创造能力生产了另世人瞩目的中国财富。
产业强国，企业报国!这是我根深蒂固的坚定信念，也是京东方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在前些年，一些中国产业人曾经动摇了这一信念，因为做产业太苦太累太冒险，不如玩资本那么爽快那么暴发。因而，在今天，我更要为“产业强国论”鼓与呼，因为当今世界给了中国一个百年难逢的“产业强国时代”，这不仅是一种大趋势，也是一个大现实。
一个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跃升到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历史门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恰在此时做出了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历史抉择，走上了天壤之别且无法回头的发展之路：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保持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另一种是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
采取何种发展战略达到国家富强?近300年的世界经济史表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本国产业是国家财富之源，扶植本国产业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经之途。
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议会多次颁布法令，政府同时采取各种举措，扶植和壮大本国工业，到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且最有效率的产业领导者。
美国的发展历程更具典型性。美国的开国领袖卓有见识，华盛顿在就职总统当天明确宣称，发展自主性工业体系来实现国家富强。担任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在1791年完成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明确两项基本国策：一是实行产业扶植，二是进行贸易保护。从1820年到1930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美国国会中主张扶植美国新兴产业的政治势力一直占据上风。美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的“促进国内工业发展计划”，被称之为“美国制度”。
历经百年一贯且一致的扶植政策，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工业扶植政策。”
一个19世纪称雄世界的头号工业强国，一个20世纪一跃成为全球第一的工业强国，均告诉当今世界一模一样的规律：发展本土强大产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也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最有效尺度。
170年前的“生产力理论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其150年后的“竞争力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均为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明确了一个根本：以一国之力重点扶植优质产业是后起之国强大的唯一途径，产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根本
早在170年前，被誉为“生产力理论奠基人”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为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指明了方向。他在184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一个国家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国家政策应服从国家利益，其核心就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以一国之力重点扶植具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产业，这是后起之国强大起来的唯一途径。
李斯特的远见卓识，对于当时落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的崛起，起到只手擎天的根本性作用。从1880至1910年的40年间，德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比重超过了英国。英国用近百年完成的工业革命，德国只用了不足一半时间。这一切，得益于李斯特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强国战略。
西方学者认为，在19世纪的经济学史上，李斯特与马克思、亚当斯密形成了三派鼎立之势。因为他的国家政治经济学不仅对于德国富强，而且对于当年美国的崛起以及如今日韩的赶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整整150年过去，当代“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其名著《国家竞争优势》更是一语道破：“从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伴随经济全球化，产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梦想
早在150年前，同步于德国工业起飞和日本工业起步，中国近代政治家中的改良者们也先知先觉，试图以兴办工业而达“富国强兵”，他们在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中国内忧外患之厄运，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发起洋务运动，史称“自强运动”。
尽管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宣告，历经30年的洋务运动成为一场失败的自救运动。但今人不能不感慨，洋务派在150年前提出的“工业自主自强方可长治久安”之远略，何等的先见之明!
洋务派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法是“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兴我新型工业，增强国力”。在前期，洋务派先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洋务派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中国第一批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之后，“产业强国之梦”绵延传承。距今100年前的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领军人物张謇开始竭力宣扬“实业救国”，以“中国存亡兴废”为己任，视振兴工业为一种“救国至急之方”，一个“旋转乾坤之枢纽”。在实业救国论的倡导下，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并形成为中国近代的主流经济思想。毛泽东后来评价：中国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将“实业救国”升华为“产业勃兴”，他主张“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在其推崇下，实业救国论成为当时中国实业界最为流行的强国之策。
从“富国强兵”到“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脉相承的百年梦想，尽管因历史局限而终成一个幻想，但表达了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一致根本利益。
一个使命
京东方在安徽合肥投资液晶六代线之际，我参观了李鸿章纪念馆，不禁热泪盈眶。我不是因一个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而动容，我是为一个民族百年强国之梦而心灵震撼，是为一个产业强国时代真正天降而百感交集。
纵横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位置，决定着财富分配量的差异，也就决定了“发达与不发达”之强弱。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变动，就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变化标尺。
在距离张謇的“实业救国论”100年后，京东方跨上了平板显示这一全球朝阳产业的战略制高点。当我们有了“站在月亮看地球”的全球视野，更加深刻地强烈意识到，抢占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构成了当今各国角逐世界的战略核心。
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被誉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历经半个世纪，京东方人的“产业强国，企业报国”使命感，千锤百练而根深蒂固。如今，这一远大使命化为一种现实责任：我们必须成为全球显示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
知史明鉴。中国150年产业史告诉今人一个真理：如果中国没有全球领先的强大产业，中国的大国地位将一落千丈，中华民族将是世界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弱势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