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当学李嘉诚？
　　文/本刊编辑 刘宏刚
　　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蔡洪平一直是“国企降低控股比例和成本”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最近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最大的概念被疏忽了，就是控股成本；我们最大的浪费就是控股成本。实际上，在很多公司，大股东保有29.9%股份就已经保有足够的控制力了。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可以看出30%是个坎，对一些巨无霸的央企来说，收购人若要突破30%的比例将要负担的义务，有可能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但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界一直纠结于“绝对控股”、“相对控股”这样的概念，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强调要保持绝对控制力，这其实是对国有资本这一“资源”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受累不讨好”。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龙认为，从市值管理的角度来说，市场对国有企业实际上不是特别的看好。如果看上市公司的估值，中国国有企业的估值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相比之下，民营大鳄们所孜孜以求的，正是通过相关的股权安排，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控制尽可能多的资产，尽可能地发挥资金的放大功能。
　　在这方面，多年蝉联华人首富榜首的李嘉诚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李超人”熟谙“金字塔”式的股权控制结构所发挥出的市值控制乘数效应，以及业绩变动通过市盈率倍数所呈现出的市值放大的乘数效应。本期创富纪的文章《李嘉诚的市值管理术》正是试图在这方面做出解读。
　　延迟退休：公共管理的新挑战
　　文/本刊编辑 刘琳
　　延迟退休引起全民关注，为政策制定部门带来了公共管理的新挑战。
　　12月上旬，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我国将以“一年提高几个月”的方法，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延迟退休年龄。
　　退休年龄每年仅提高几个月，相信对大多数人的影响不会很大。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有些既有政策在新的局势下亟待调整，政策预期的不稳定会加剧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而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显然没有适应这一变化。在他们看来，越是涉及面广的重要政策，越要谨慎，轻易不能谈论，决策过程较为封闭，为人们留下了猜想和炒作的空间，反而成为社会焦虑情绪的推手，进一步让政策的制定陷入更为敏感和尴尬的环境。
　　虽然有了上述表态，但是延迟退休政策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年究竟提高几个月？何时开始正式实施？从哪些人群开始推行？这些具体的问题仍待政策正式发布后才能知晓。
　　有养老保险专家提示，延迟退休政策是在与老龄化赛跑。如果现在开始启动，那么每年可能延后退休两三个月，但如果再过几年启动，那时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也许每年就要延后六七个月了。调整来得越晚，对社会冲击越大。
　　如果说从短期看，延迟退休为政府部门带来信息公开、提高决策效率的挑战，那么从长期看，延迟退休还将考验政府部门能否预判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并提前对公共管理做出新的准备。
　　在不少社保专家看来，延迟退休不光是多干几年活那么简单的事，它将在未来几十年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
　　例如，未来大多数人可能将在五六十岁面临重新培训和调整就业岗位的问题，老年就业者还可能面临更大的工伤风险，老年就业者在上下班高峰期扎堆出行，还将给城市交通带来挑战。因此，包括老年就业者的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制度、税收政策，甚至城市交通系统的稳定等，都将是摆在公共管理部门面前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