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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式书院盛行，这些新书院或以新的教学形式、或以新的教学内容，各领风骚，为当时士人所向往，上海龙门书院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所。
龙门书院由上海道台应宝时于同治六年拨银一万两，在本地藏书家李筠嘉位于城西的别业“吾园”基础上增建而成，有讲堂、楼廊及学舍四十一间。四周陂塘芦苇环绕，颇似村舍民居。书院初期，招录学生极为严格，龙门书院第一期学生仅二十名。由道台应宝时亲自出题，从苏州、松江、太仓三府举人、贡生、童生等应答的二百九十份试卷中，先行选出超等二十名、特等二十二名进行复试，最后再行录取。书院以程朱理学为尚，提倡躬行实践，师生待遇优厚，仅学生每月膏火银即达四两。历任山长如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等，均为当代理学名儒，束身严格。第一任山长顾广誉“手披口讲，不敢自遐逸”（见杨抱朴：《刘熙载年谱》引《行状》）。临终时，仍把学生招至榻前，谆谆教诲。第二任山长万斛泉为定《上海龙门书院条约》，要求学生“即泉所言未允，所行未当，诸君不妨穷诘，教学相长，无犯无隐”。特别是到了第三任刘熙载担任山长时，龙门书院更是发展至巅峰。
刘熙载字伯简、又字熙哉，号融斋，江苏兴化人。自道光二十四年，三十二岁中进士后，几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等。咸丰三年，刘熙载入值上书房，担任诸王子的老师，因清正廉洁，不受馈赠，以至于大风雪天也无钱雇车，衣服鞋履又脏又破，被王子们嘲笑为“厨子翰林”。咸丰知道后，特意外放刘担任时人所艳羡的号称“美官厚禄”的广东学政，希望能对其有所补益。（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孰料，刘熙载视学期间，连所巡历州县馈送的考场费、临时借调来的工作人员和提供的设备，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可以接受的潜规则的做法都不接受。这样的做派，自然使其无法在官场容身，好在刘熙载“贞介绝俗”的声名却由此广为传播，为他赢得了当时士人的普遍尊重。因此辞官后不久，就被应宝时聘请到龙门书院担任山长。刘熙载上任后，即以院为家，常驻于书院，成为龙门书院任职时间最长、教育成就最为卓著、最为学生信服的山长。在他掌院的十四年中，无论祁寒酷暑，每五日必一开讲，中午则和学生一起聚会讨论，一方面交流彼此学习所得，一方面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考查。晚上，则巡查学生宿舍，直至深夜。平时学生有事请假，也严格限定时间，以致外面的人仅从外貌气质上，就能判断出是不是附近龙门书院的学生。胡适曾谈及他父亲胡传当时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来到龙门书院学习时的感受：“父亲进学之后，参加了几次省试都未能如愿。因此他深深了解他的学业为战火所耽误了，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去进那些战后重开的书院，继续进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乃于一八六八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被录取之后，便在该院读了三年——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一年。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都在政治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有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记录学生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的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我的父亲·考试和书院教育》）书院严格的教学和极具特色的教学方式，自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一时“远近之士，闻风来学，前后著录数百人，学舍不能容，辟旁屋处之”（见沈祥龙：《刘先生行状》）。袁昶、张焕纶、鹿传霖、李平书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龙门书院蒸蒸日上，人才培养卓见成效的时候，光绪六年五月，刘熙载突染寒疾，因自感不起，旋辞职返乡，并于翌年，卒于兴化家中。
继其任者为安徽和州的鲍源深。而龍门书院也就从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鲍源深字华潭，号穆堂、澹庵，安徽和州（今和县）梁山镇人。此公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鲍本泰，赠光禄大夫，翰林院编修。父鲍东里赠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大理寺少卿。兄鲍源薰、鲍源煦曾任翰议大夫、江西知府。虽小有文才，曾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廷试第三名（俗称“探花”），但学问上却未见过人。历任工部左、右侍郎、顺天学政、江南监临官等，此时正从山西巡抚任上卸职，思谋一美差养老，于是看上了龙门书院山长职位，习于官场游戏规则的鲍源深，找来一位官场大佬出面向上海当局施压，最终得偿所愿。
鲍上任后，立刻就显示出与前几任山长不同的官场作风。一是将自己的寓所安置到书院之外。二是取消每日的师生见面讨论制度。如有学生执业以请，就说：“你们都是高才生，哪里用得着每天来考查？”学生外出请假，就说：“你们这些人的人品，还有什么信不过的？需要限制？”时日既久，书院门禁形同虚设，随意进出者有之，日夕在外游荡者有之，昔日严谨笃实的学风荡然无存。
光绪七年六月廿七日，《申报》刊登出一则《书院失窃》的简讯：“本埠龙门书院之肄业生，时遭失窃，迭经报案，赃贼迄未一获。近日周君和叔，闻又失去棉被、洋毯、面盆等件，虽所值无多，不足介意，然以春诵夏弦之地，叠来宵行昼伏之人，实属不成事体。兹悉已禀报捕厅，曾未知能破案否？查书院后墙外，为邻人倾弃垃圾，业已积成土阜，是以小窃出入无须穿穴，尽可逾墙也。”此时书院管理之混乱，学生纪律之松弛，可见一斑。也正印证了前人所言：“（教化纲纪）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见顾炎武《与人书九》）
龙门书院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后人值得思索的地方却很多。一、治大学，如烹小鲜。办好一个书院固然要靠专家，但教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后来继任者，能有着和前任相同的教育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延续以前的传统，孕育出书院的精神和特性。龙门书院前半的辉煌，主要得力于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三任山长一致的学术理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七《学校志·龙门书院》就说，“煕载皆因顾先生之所以教人者而不变”，所以才能一方面延续原有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塑造出龙门书院独有的精神。而不能把书院混同官场来加以管理，仅仅注重其资历、职衔等。表面上看，龙门书院走了个前广东学政、二甲进士，又来了个前顺天学政、一甲探花，教学力量似乎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有所加强。但学校不等同于官场，一个人的学术水平高低，也无法仅仅通过学衔、官阶来衡量的。二、办好教育，固然需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但在腐败的社会里，越是待遇优渥的部门和职位，越是容易成为权贵觊觎掠取的目标，成为腐败的渊薮。徐珂《清稗类钞·万刘主讲龙门书院》说：“应（宝时）初意，欲驾学海堂而上之，专讲躬行，辅以文术。然学海堂定制，用意极精，以广东物力之富，道光全盛之时，而公费岁入不过五百金，仅可自给。但立学长，不立山长，学长若缺，即由学生推补，阮文达公（元）当时创建，其俭如此。上以杜贵要挟荐，下以杜游间请托，而专为真读书之士谋一下帷地也。龙门大旨与学海相类，而主讲者束优厚，予人以觊觎之端，未及二十年，时移而事迁矣。”呜呼，可谓痛矣！
龙门书院由上海道台应宝时于同治六年拨银一万两，在本地藏书家李筠嘉位于城西的别业“吾园”基础上增建而成，有讲堂、楼廊及学舍四十一间。四周陂塘芦苇环绕，颇似村舍民居。书院初期，招录学生极为严格，龙门书院第一期学生仅二十名。由道台应宝时亲自出题，从苏州、松江、太仓三府举人、贡生、童生等应答的二百九十份试卷中，先行选出超等二十名、特等二十二名进行复试，最后再行录取。书院以程朱理学为尚，提倡躬行实践，师生待遇优厚，仅学生每月膏火银即达四两。历任山长如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等，均为当代理学名儒，束身严格。第一任山长顾广誉“手披口讲，不敢自遐逸”（见杨抱朴：《刘熙载年谱》引《行状》）。临终时，仍把学生招至榻前，谆谆教诲。第二任山长万斛泉为定《上海龙门书院条约》，要求学生“即泉所言未允，所行未当，诸君不妨穷诘，教学相长，无犯无隐”。特别是到了第三任刘熙载担任山长时，龙门书院更是发展至巅峰。
刘熙载字伯简、又字熙哉，号融斋，江苏兴化人。自道光二十四年，三十二岁中进士后，几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等。咸丰三年，刘熙载入值上书房，担任诸王子的老师，因清正廉洁，不受馈赠，以至于大风雪天也无钱雇车，衣服鞋履又脏又破，被王子们嘲笑为“厨子翰林”。咸丰知道后，特意外放刘担任时人所艳羡的号称“美官厚禄”的广东学政，希望能对其有所补益。（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孰料，刘熙载视学期间，连所巡历州县馈送的考场费、临时借调来的工作人员和提供的设备，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可以接受的潜规则的做法都不接受。这样的做派，自然使其无法在官场容身，好在刘熙载“贞介绝俗”的声名却由此广为传播，为他赢得了当时士人的普遍尊重。因此辞官后不久，就被应宝时聘请到龙门书院担任山长。刘熙载上任后，即以院为家，常驻于书院，成为龙门书院任职时间最长、教育成就最为卓著、最为学生信服的山长。在他掌院的十四年中，无论祁寒酷暑，每五日必一开讲，中午则和学生一起聚会讨论，一方面交流彼此学习所得，一方面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考查。晚上，则巡查学生宿舍，直至深夜。平时学生有事请假，也严格限定时间，以致外面的人仅从外貌气质上，就能判断出是不是附近龙门书院的学生。胡适曾谈及他父亲胡传当时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来到龙门书院学习时的感受：“父亲进学之后，参加了几次省试都未能如愿。因此他深深了解他的学业为战火所耽误了，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去进那些战后重开的书院，继续进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乃于一八六八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被录取之后，便在该院读了三年——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一年。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都在政治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有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记录学生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的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我的父亲·考试和书院教育》）书院严格的教学和极具特色的教学方式，自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一时“远近之士，闻风来学，前后著录数百人，学舍不能容，辟旁屋处之”（见沈祥龙：《刘先生行状》）。袁昶、张焕纶、鹿传霖、李平书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龙门书院蒸蒸日上，人才培养卓见成效的时候，光绪六年五月，刘熙载突染寒疾，因自感不起，旋辞职返乡，并于翌年，卒于兴化家中。
继其任者为安徽和州的鲍源深。而龍门书院也就从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鲍源深字华潭，号穆堂、澹庵，安徽和州（今和县）梁山镇人。此公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鲍本泰，赠光禄大夫，翰林院编修。父鲍东里赠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大理寺少卿。兄鲍源薰、鲍源煦曾任翰议大夫、江西知府。虽小有文才，曾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廷试第三名（俗称“探花”），但学问上却未见过人。历任工部左、右侍郎、顺天学政、江南监临官等，此时正从山西巡抚任上卸职，思谋一美差养老，于是看上了龙门书院山长职位，习于官场游戏规则的鲍源深，找来一位官场大佬出面向上海当局施压，最终得偿所愿。
鲍上任后，立刻就显示出与前几任山长不同的官场作风。一是将自己的寓所安置到书院之外。二是取消每日的师生见面讨论制度。如有学生执业以请，就说：“你们都是高才生，哪里用得着每天来考查？”学生外出请假，就说：“你们这些人的人品，还有什么信不过的？需要限制？”时日既久，书院门禁形同虚设，随意进出者有之，日夕在外游荡者有之，昔日严谨笃实的学风荡然无存。
光绪七年六月廿七日，《申报》刊登出一则《书院失窃》的简讯：“本埠龙门书院之肄业生，时遭失窃，迭经报案，赃贼迄未一获。近日周君和叔，闻又失去棉被、洋毯、面盆等件，虽所值无多，不足介意，然以春诵夏弦之地，叠来宵行昼伏之人，实属不成事体。兹悉已禀报捕厅，曾未知能破案否？查书院后墙外，为邻人倾弃垃圾，业已积成土阜，是以小窃出入无须穿穴，尽可逾墙也。”此时书院管理之混乱，学生纪律之松弛，可见一斑。也正印证了前人所言：“（教化纲纪）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见顾炎武《与人书九》）
龙门书院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后人值得思索的地方却很多。一、治大学，如烹小鲜。办好一个书院固然要靠专家，但教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后来继任者，能有着和前任相同的教育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延续以前的传统，孕育出书院的精神和特性。龙门书院前半的辉煌，主要得力于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三任山长一致的学术理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七《学校志·龙门书院》就说，“煕载皆因顾先生之所以教人者而不变”，所以才能一方面延续原有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塑造出龙门书院独有的精神。而不能把书院混同官场来加以管理，仅仅注重其资历、职衔等。表面上看，龙门书院走了个前广东学政、二甲进士，又来了个前顺天学政、一甲探花，教学力量似乎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有所加强。但学校不等同于官场，一个人的学术水平高低，也无法仅仅通过学衔、官阶来衡量的。二、办好教育，固然需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但在腐败的社会里，越是待遇优渥的部门和职位，越是容易成为权贵觊觎掠取的目标，成为腐败的渊薮。徐珂《清稗类钞·万刘主讲龙门书院》说：“应（宝时）初意，欲驾学海堂而上之，专讲躬行，辅以文术。然学海堂定制，用意极精，以广东物力之富，道光全盛之时，而公费岁入不过五百金，仅可自给。但立学长，不立山长，学长若缺，即由学生推补，阮文达公（元）当时创建，其俭如此。上以杜贵要挟荐，下以杜游间请托，而专为真读书之士谋一下帷地也。龙门大旨与学海相类，而主讲者束优厚，予人以觊觎之端，未及二十年，时移而事迁矣。”呜呼，可谓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