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3年，有了一块新舞台的凤凰卫视并不能一人独享开放的蛋糕，它也将正面媒体逐步对外开放后，激烈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从某种角度而言，凤凰的成败将是对中国媒介和整个中国文化生态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
对于刘长乐和他领导的凤凰卫视来说，2003年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新年刚到，凤凰旗下的资讯台就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内地（有限制）落地权。
这意味着，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节目将能够在以下“特定范围”播出——内地所有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境外人士办公居住的涉外公寓，以及其他特定范围，如某些研究机构或者传媒机构等。
不愿声张的利好消息
在紧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门那座并不起眼的凤凰会馆里，记者看到凤凰卫视在北京的代理机构神州电视有限公司的员工们非常忙碌。他们说，资讯台“落地”后，有更多的业务等着他们去做。
据了解，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凤凰卫视资讯台在内地有限制落地是在2002年12月31日，但当时这一消息还处于保密状态。一位凤凰卫视人士告诉记者，那几天，每天都有多名记者到凤凰位于香港的总部打探消息。
2003年1月6日下午，凤凰卫视就在香港召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把消息公布了出去。1月8日，凤凰卫视在香港召开2002年度报告会，气氛热烈，更像是凤凰的一次庆祝大会。
当天的场面据说很感人，凤凰在香港有300多名员工，除了当时在外面采访和在国外休假的以外，剩下290多名员工全部到会，还有十几天就要临产的吴小莉也挺着大肚子到场。其间，刘长乐回顾了凤凰的发展历程，讲话16次被掌声打断。
回首凤凰在夹缝中生存成长的每一步，尤其是两年来凤凰卫视的苦苦支撑，很多凤凰员工甚至流下眼泪。
记者同时致电采访中国广电总局指定的负责境外卫星电视媒体境内落地所有事宜的独家代理机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我们不接受采访”。同时，凤凰对外发布的消息也异常简短，种种迹象表明，刘长乐与中国政府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对于这一消息，二者均保持不示声张的态度。
但业内人士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资讯台事实上已经成为获准在中国落地的第一家境外拥有的、以连续方式播出的华语财经新闻频道。
所罗门美邦（SalomonSmithBarney）就此发表的一份报告分析说，凤凰资讯台的有限制落地，可能是中国开放其广播市场的第一步——
“中国政府给予该频道落地权的意义重大，允许播出聊天及游戏节目是一回事，允许资讯台之类的频道24小时播出新闻及信息则明显不同。历史可能证明，这一事件是中国媒体业的转折点。”
一位从事电视媒体研究的业内人士认为，所罗门美邦的观点很显然针对的是中国广电总局2001年12月发布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办法》中第11条规定说：一个境外卫星电视机构，原则上只批准其一个频道在规定的范围内落地，不批准新闻类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在我境内落地。
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有限制”落地，已经超出了这一政策的限制，背后意义确实耐人寻味。
空转两年的天价卫星
凤凰卫视资讯台于2001年1月1日开播，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时事、财经新闻的华语卫星电视频道，也是惟一覆盖两岸三地的华语信息频道。一位凤凰卫视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资讯台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改革长期以来世界舆论严重西方化而几乎没有华人的声音的局面，要填补世界上华人媒体的一个空白。
据说，成立资讯台时，凤凰卫视高层的意见比较统一，但回头来看，这个共识是冒了巨大的政策风险，因为成立后的资讯台，在内地的落地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境外卫星电视的新闻频道在内地落地，一直是禁区，政府对此的控制十分严格。
允许播出聊天及游戏节目是一回事，允许资讯台之类的频道24小时播出新闻及信息则明显不同。历史可能证明，这一事件是中国媒体业的转折点
也因为这个原因，此前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境外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几乎都走的是一条“非主流路线”：节目全部是娱乐类、体育类等，不涉及财经、新闻类。
但刘长乐却坚持走一条“主流路线”，并誓言要将资讯台办成名副其实的华语CNN，现在凤凰内部还流传着他当初的一句名言：“我们要有自己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
果然，在资讯台开播后，等待于内地落地的两年时间里，凤凰品尝到了夹缝中生存、如履薄冰的感觉。
公开资料显示：资讯台开播之初，一次性设备投入约7000万美元，其后每年的运营成本大致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同时，与资讯台一起开播的还有美洲台，其每年的运营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一直无法拿到落地许可证，资讯台几乎没有广告回报。
对于刘长乐来说，那颗在他头顶旋转着的亚洲3S卫星简直就是在空转。
两年间，资讯台其实是靠旗舰频道——中文台养活力撑，其昂贵的节目制作费和卫星联线费，使凤凰左手赚到的钱，右手又大把扔出。
尽管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直表现出众，在内地电视频道受欢迎程度始终领先，但“凤凰卫视”（8002.HK）2002年2月6日公布的业绩显示，截止到2001年12月底，凤凰卫视中期业绩转盈为亏，整体收入约3.29亿港元，较2000年同期下降13.8%。由于收购欧洲台，开播资讯台与美洲台，使得经营成本达到4.07亿港元，与2000年同期相比增加29.3%，亏损额为7639万港元。
2002年5月8日，凤凰卫视又宣布，2002年第一季度，收入约为1.65亿港元，经营成本约为2.08亿元，共亏损4030万港元。
刘长乐对这次业绩的解释是：它反映了世界经济大气候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公司的营运扩张。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凤凰亏损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2001年初国家对广告开支免税额上限政策的变化，以及2002年初中国政府对境外电视频道的管理加强，导致凤凰卫视股价下跌、广告收入滑坡。
2001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将广告开支免税额的上限设定为企业营业额的2%，而在此之前，企业的广告支出全部可以扣税，显然这一政策变化捅在了凤凰的软肋上，因为凤凰的广告商主要在大陆，以2000年为例，2000年凤凰60%的收入来自广告，而其中70%的广告收入来自中国内地，所以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政策变化对已经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凤凰来说，是个坏消息。
结果也是如此，里昂证券随后就发表报告，认为该措施会使凤凰卫视短期内面临重大风险，并将凤凰卫视的评级由“跑输大市”降至“沽售”，目标价1.23港元。对于凤凰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此消息一出，凤凰卫视的股价一路下滑，一天内跌落3.9%，报收1.24港元。几天以后，凤凰股价更是跌破1.20港元的心理线。
2001年7月底，刘长乐亲自由香港取道北京飞赴大连，主持召开凤凰卫视年中的广告形势分析会议，寻找对策。到8月份，国家税务总局把原来2%的广告支出限额上调到8%，凤凰卫视一路下泻的股价才掉头回到了1.2港元的心理线。
来自政策面的不确定因素
2002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依据政策规定，开始对国内现有的境外频道管理整顿，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数家境外电视台，在国内三星级以上饭店及涉外公寓以外范围的违规落地，均被勒令取缔。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在凤凰卫视投放广告的内地企业，对其自身的广告及市场推广策略重新调整——一直以来，在凤凰卫视投放广告的内地企业已经自觉地遵循这样一条规则：企业的广告投放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凤凰卫视落地范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如果这一政策得到有效落实，那么凤凰卫视的受众率至少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少50%，这种下降势必会造成广告商在心理上产生一些消极因素。
虽然这一政策变化对凤凰造成的损失，记者不掌握明确的数字，但对其冲击是肯定的。
由于股价低迷和赢利问题，刘长乐和凤凰卫视始终被媒体上的种种谣言所包围，媒体时时出现对凤凰的质疑，甚至有“凤凰卫视考虑关闭资讯台”的报道，以至凤凰卫视的常务副行政总裁梁浓刚不得不出面公开辟谣，向外界表明说，包括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在内的凤凰卫视管理层，均对资讯台的前景充满信心，从未考虑要将该台关闭。
去年，更有媒体传出刘长乐在北京被“双规”的消息，百富勤的一份报告也传出资讯台不能于短期内在中国内地落地的消息，该报告引述凤凰卫视财务总监扬家强的话说，该公司预期资讯台要到2004年才能取得内地落地权，倘或年底仍未成功，便需停办该频道。
在长达两年的苦候期里，刘长乐自己形容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2002凤凰卫视年度报告庆祝会上，他告诫全体凤凰人说，“我们最需要的还不是欢乐颂，而是对昔日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设计。”
凤凰资讯台的落地，应该预示着它的前景渐趋光明。刘长乐也自信地预测，资讯台目前的观众有500万，由于取得了在内地的落地权，到2004年初观众可望增至2000万。
但是，作为第一家走进禁区的商业媒体，其前途必然有诸多不明确因素。
刘长乐能松一口气吗？
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梁浓刚在比较了凤凰中文台运营情况后推断说，凤凰卫视中文台运营3到4年后，开始获得微利——凤凰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凤凰卫视中文台第一个财年的广告收入为1亿多港元，5年后已经迅速增长为6.6亿港元，每年的平均递增都保持在53%以上——因此资讯台有望像中文台一样，于3到4年内达到收支平衡。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媒介研究部高级研究经理熊泽林认为，凤凰资讯台的收视群体定位为“三高”——“高学历、高职务、高收入”的主流人群，这样一个高素质的收视群体，对整个凤凰卫视的形象来说都会有所提升，同时对扭转凤凰卫视的亏损状况会起很大作用。
但是，熊泽林同时认为，决定凤凰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刘长乐的主流新闻路线到底能走多久？
“刘长乐把自己推到了政策风险的最前沿，他能否在遵循政策与吸引观众之间始终保持平衡呢？”熊泽林说，“虽然他是个走钢丝的高手，但如果稍不留心，就有撞上红线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的直接后果有可能是被叫停，所以刘长乐远没有到可以松气的时候。”
新华在线首席传媒投资分析师赵小兵对资讯台“有限制”落地的赢利前景表示不乐观，他说，至今在三星级以上宾馆落地的境外频道几乎没有一家是赚钱的，主要原因就是收视面太窄，收视人群太分散，资讯台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资讯台的华语语种，在其收视范围内，一部分外国观众又被排除，因此，虽然它在内地走出了第一步，但受众群体不足以支撑其广告收益。
“在收益上，我觉得资讯台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当年中文台的形势。”赵小兵认为，资讯台未来的发展关键仍取决于中国政府监管的尺度——事实上今年已有一些突破迹象——以及刘长乐的政治协调能力。
“我想刘长乐不会满足于让凤凰卫视资讯台憋在宾馆里的。”赵小兵说。
越开放越有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凤凰资讯台“有限制”落地是中国引入境外传播媒介的一次带有强烈试验性的举动。
喻国明说，凤凰较之其他境外媒体先声夺人，是因为它的内容在价值取向的把握上与中国内地的政策，或者说是内地对传媒的要求及需求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因此选择以凤凰作试验田，一方面风险较小，另一方面又能对进一步的媒介开放整理出更清晰的思路，继而提出或不断调整出行之有效的对外媒体对策。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中国政府还将集中发放一批境外卫星电视落地许可证。除凤凰卫视资讯台外，近期在中国内地落地的境外电视台还有Bloomberg电视台，该公司从2003年1月开始向中国内地三星级以上酒店，政府办公大楼和外国使团居住区提供24小时的亚太节目。节目通过政府的新诺卫星电视平台转播，其落地许可证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
同时，StarTV旗下的华语娱乐频道星空卫视在今年初也获得了类似权力。StarTV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也可能正在努力为其华语娱乐频道CETV，争取在大陆内地的更多机会。
另一个消息也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可能在新闻解禁方面有所动作：中央电视台正在酝酿的新闻频道已获批准，将于今年5月—7月间开播。
由此可见，凤凰卫视的商业前景还与其竞争生态圈的变化息息相关。凤凰目前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利于内地相对封闭保守的政策，由于受到体制和观念的束缚，内地电视媒体在报道内容和风格与灵活机制下的“凤凰风格”难以匹敌，很多凤凰卫视曾成功进行的事件报道，从技术手段而言内地媒体完全有实力完成，但被客观环境束缚住手脚的它们，却完全不是凤凰的竞争对手。
同时，政策体制的限制也在一段时间之内，排除或降低了其他境内外媒体对凤凰卫视的强烈冲击。
事实上，对传媒业开放的力度越大，凤凰卫视所面临的压力也将越大。2003年，有了一块新舞台的凤凰卫视并不能一人独享开放的蛋糕，它也将正面媒体逐步对外开放后，激烈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从某种角度而言，凤凰的成败将是对中国媒介和整个中国文化生态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
对于刘长乐和他领导的凤凰卫视来说，2003年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新年刚到，凤凰旗下的资讯台就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内地（有限制）落地权。
这意味着，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节目将能够在以下“特定范围”播出——内地所有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境外人士办公居住的涉外公寓，以及其他特定范围，如某些研究机构或者传媒机构等。
不愿声张的利好消息
在紧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门那座并不起眼的凤凰会馆里，记者看到凤凰卫视在北京的代理机构神州电视有限公司的员工们非常忙碌。他们说，资讯台“落地”后，有更多的业务等着他们去做。
据了解，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凤凰卫视资讯台在内地有限制落地是在2002年12月31日，但当时这一消息还处于保密状态。一位凤凰卫视人士告诉记者，那几天，每天都有多名记者到凤凰位于香港的总部打探消息。
2003年1月6日下午，凤凰卫视就在香港召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把消息公布了出去。1月8日，凤凰卫视在香港召开2002年度报告会，气氛热烈，更像是凤凰的一次庆祝大会。
当天的场面据说很感人，凤凰在香港有300多名员工，除了当时在外面采访和在国外休假的以外，剩下290多名员工全部到会，还有十几天就要临产的吴小莉也挺着大肚子到场。其间，刘长乐回顾了凤凰的发展历程，讲话16次被掌声打断。
回首凤凰在夹缝中生存成长的每一步，尤其是两年来凤凰卫视的苦苦支撑，很多凤凰员工甚至流下眼泪。
记者同时致电采访中国广电总局指定的负责境外卫星电视媒体境内落地所有事宜的独家代理机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我们不接受采访”。同时，凤凰对外发布的消息也异常简短，种种迹象表明，刘长乐与中国政府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对于这一消息，二者均保持不示声张的态度。
但业内人士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资讯台事实上已经成为获准在中国落地的第一家境外拥有的、以连续方式播出的华语财经新闻频道。
所罗门美邦（SalomonSmithBarney）就此发表的一份报告分析说，凤凰资讯台的有限制落地，可能是中国开放其广播市场的第一步——
“中国政府给予该频道落地权的意义重大，允许播出聊天及游戏节目是一回事，允许资讯台之类的频道24小时播出新闻及信息则明显不同。历史可能证明，这一事件是中国媒体业的转折点。”
一位从事电视媒体研究的业内人士认为，所罗门美邦的观点很显然针对的是中国广电总局2001年12月发布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办法》中第11条规定说：一个境外卫星电视机构，原则上只批准其一个频道在规定的范围内落地，不批准新闻类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在我境内落地。
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有限制”落地，已经超出了这一政策的限制，背后意义确实耐人寻味。
空转两年的天价卫星
凤凰卫视资讯台于2001年1月1日开播，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时事、财经新闻的华语卫星电视频道，也是惟一覆盖两岸三地的华语信息频道。一位凤凰卫视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资讯台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改革长期以来世界舆论严重西方化而几乎没有华人的声音的局面，要填补世界上华人媒体的一个空白。
据说，成立资讯台时，凤凰卫视高层的意见比较统一，但回头来看，这个共识是冒了巨大的政策风险，因为成立后的资讯台，在内地的落地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境外卫星电视的新闻频道在内地落地，一直是禁区，政府对此的控制十分严格。
允许播出聊天及游戏节目是一回事，允许资讯台之类的频道24小时播出新闻及信息则明显不同。历史可能证明，这一事件是中国媒体业的转折点
也因为这个原因，此前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境外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几乎都走的是一条“非主流路线”：节目全部是娱乐类、体育类等，不涉及财经、新闻类。
但刘长乐却坚持走一条“主流路线”，并誓言要将资讯台办成名副其实的华语CNN，现在凤凰内部还流传着他当初的一句名言：“我们要有自己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
果然，在资讯台开播后，等待于内地落地的两年时间里，凤凰品尝到了夹缝中生存、如履薄冰的感觉。
公开资料显示：资讯台开播之初，一次性设备投入约7000万美元，其后每年的运营成本大致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同时，与资讯台一起开播的还有美洲台，其每年的运营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一直无法拿到落地许可证，资讯台几乎没有广告回报。
对于刘长乐来说，那颗在他头顶旋转着的亚洲3S卫星简直就是在空转。
两年间，资讯台其实是靠旗舰频道——中文台养活力撑，其昂贵的节目制作费和卫星联线费，使凤凰左手赚到的钱，右手又大把扔出。
尽管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直表现出众，在内地电视频道受欢迎程度始终领先，但“凤凰卫视”（8002.HK）2002年2月6日公布的业绩显示，截止到2001年12月底，凤凰卫视中期业绩转盈为亏，整体收入约3.29亿港元，较2000年同期下降13.8%。由于收购欧洲台，开播资讯台与美洲台，使得经营成本达到4.07亿港元，与2000年同期相比增加29.3%，亏损额为7639万港元。
2002年5月8日，凤凰卫视又宣布，2002年第一季度，收入约为1.65亿港元，经营成本约为2.08亿元，共亏损4030万港元。
刘长乐对这次业绩的解释是：它反映了世界经济大气候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公司的营运扩张。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凤凰亏损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2001年初国家对广告开支免税额上限政策的变化，以及2002年初中国政府对境外电视频道的管理加强，导致凤凰卫视股价下跌、广告收入滑坡。
2001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将广告开支免税额的上限设定为企业营业额的2%，而在此之前，企业的广告支出全部可以扣税，显然这一政策变化捅在了凤凰的软肋上，因为凤凰的广告商主要在大陆，以2000年为例，2000年凤凰60%的收入来自广告，而其中70%的广告收入来自中国内地，所以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政策变化对已经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凤凰来说，是个坏消息。
结果也是如此，里昂证券随后就发表报告，认为该措施会使凤凰卫视短期内面临重大风险，并将凤凰卫视的评级由“跑输大市”降至“沽售”，目标价1.23港元。对于凤凰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此消息一出，凤凰卫视的股价一路下滑，一天内跌落3.9%，报收1.24港元。几天以后，凤凰股价更是跌破1.20港元的心理线。
2001年7月底，刘长乐亲自由香港取道北京飞赴大连，主持召开凤凰卫视年中的广告形势分析会议，寻找对策。到8月份，国家税务总局把原来2%的广告支出限额上调到8%，凤凰卫视一路下泻的股价才掉头回到了1.2港元的心理线。
来自政策面的不确定因素
2002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依据政策规定，开始对国内现有的境外频道管理整顿，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数家境外电视台，在国内三星级以上饭店及涉外公寓以外范围的违规落地，均被勒令取缔。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在凤凰卫视投放广告的内地企业，对其自身的广告及市场推广策略重新调整——一直以来，在凤凰卫视投放广告的内地企业已经自觉地遵循这样一条规则：企业的广告投放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凤凰卫视落地范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如果这一政策得到有效落实，那么凤凰卫视的受众率至少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少50%，这种下降势必会造成广告商在心理上产生一些消极因素。
虽然这一政策变化对凤凰造成的损失，记者不掌握明确的数字，但对其冲击是肯定的。
由于股价低迷和赢利问题，刘长乐和凤凰卫视始终被媒体上的种种谣言所包围，媒体时时出现对凤凰的质疑，甚至有“凤凰卫视考虑关闭资讯台”的报道，以至凤凰卫视的常务副行政总裁梁浓刚不得不出面公开辟谣，向外界表明说，包括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在内的凤凰卫视管理层，均对资讯台的前景充满信心，从未考虑要将该台关闭。
去年，更有媒体传出刘长乐在北京被“双规”的消息，百富勤的一份报告也传出资讯台不能于短期内在中国内地落地的消息，该报告引述凤凰卫视财务总监扬家强的话说，该公司预期资讯台要到2004年才能取得内地落地权，倘或年底仍未成功，便需停办该频道。
在长达两年的苦候期里，刘长乐自己形容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2002凤凰卫视年度报告庆祝会上，他告诫全体凤凰人说，“我们最需要的还不是欢乐颂，而是对昔日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设计。”
凤凰资讯台的落地，应该预示着它的前景渐趋光明。刘长乐也自信地预测，资讯台目前的观众有500万，由于取得了在内地的落地权，到2004年初观众可望增至2000万。
但是，作为第一家走进禁区的商业媒体，其前途必然有诸多不明确因素。
刘长乐能松一口气吗？
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梁浓刚在比较了凤凰中文台运营情况后推断说，凤凰卫视中文台运营3到4年后，开始获得微利——凤凰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凤凰卫视中文台第一个财年的广告收入为1亿多港元，5年后已经迅速增长为6.6亿港元，每年的平均递增都保持在53%以上——因此资讯台有望像中文台一样，于3到4年内达到收支平衡。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媒介研究部高级研究经理熊泽林认为，凤凰资讯台的收视群体定位为“三高”——“高学历、高职务、高收入”的主流人群，这样一个高素质的收视群体，对整个凤凰卫视的形象来说都会有所提升，同时对扭转凤凰卫视的亏损状况会起很大作用。
但是，熊泽林同时认为，决定凤凰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刘长乐的主流新闻路线到底能走多久？
“刘长乐把自己推到了政策风险的最前沿，他能否在遵循政策与吸引观众之间始终保持平衡呢？”熊泽林说，“虽然他是个走钢丝的高手，但如果稍不留心，就有撞上红线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的直接后果有可能是被叫停，所以刘长乐远没有到可以松气的时候。”
新华在线首席传媒投资分析师赵小兵对资讯台“有限制”落地的赢利前景表示不乐观，他说，至今在三星级以上宾馆落地的境外频道几乎没有一家是赚钱的，主要原因就是收视面太窄，收视人群太分散，资讯台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资讯台的华语语种，在其收视范围内，一部分外国观众又被排除，因此，虽然它在内地走出了第一步，但受众群体不足以支撑其广告收益。
“在收益上，我觉得资讯台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当年中文台的形势。”赵小兵认为，资讯台未来的发展关键仍取决于中国政府监管的尺度——事实上今年已有一些突破迹象——以及刘长乐的政治协调能力。
“我想刘长乐不会满足于让凤凰卫视资讯台憋在宾馆里的。”赵小兵说。
越开放越有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凤凰资讯台“有限制”落地是中国引入境外传播媒介的一次带有强烈试验性的举动。
喻国明说，凤凰较之其他境外媒体先声夺人，是因为它的内容在价值取向的把握上与中国内地的政策，或者说是内地对传媒的要求及需求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因此选择以凤凰作试验田，一方面风险较小，另一方面又能对进一步的媒介开放整理出更清晰的思路，继而提出或不断调整出行之有效的对外媒体对策。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中国政府还将集中发放一批境外卫星电视落地许可证。除凤凰卫视资讯台外，近期在中国内地落地的境外电视台还有Bloomberg电视台，该公司从2003年1月开始向中国内地三星级以上酒店，政府办公大楼和外国使团居住区提供24小时的亚太节目。节目通过政府的新诺卫星电视平台转播，其落地许可证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
同时，StarTV旗下的华语娱乐频道星空卫视在今年初也获得了类似权力。StarTV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也可能正在努力为其华语娱乐频道CETV，争取在大陆内地的更多机会。
另一个消息也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可能在新闻解禁方面有所动作：中央电视台正在酝酿的新闻频道已获批准，将于今年5月—7月间开播。
由此可见，凤凰卫视的商业前景还与其竞争生态圈的变化息息相关。凤凰目前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利于内地相对封闭保守的政策，由于受到体制和观念的束缚，内地电视媒体在报道内容和风格与灵活机制下的“凤凰风格”难以匹敌，很多凤凰卫视曾成功进行的事件报道，从技术手段而言内地媒体完全有实力完成，但被客观环境束缚住手脚的它们，却完全不是凤凰的竞争对手。
同时，政策体制的限制也在一段时间之内，排除或降低了其他境内外媒体对凤凰卫视的强烈冲击。
事实上，对传媒业开放的力度越大，凤凰卫视所面临的压力也将越大。2003年，有了一块新舞台的凤凰卫视并不能一人独享开放的蛋糕，它也将正面媒体逐步对外开放后，激烈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从某种角度而言，凤凰的成败将是对中国媒介和整个中国文化生态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