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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安吉拉·卡特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虽然成书时间相差甚远，但两部作品在起源和描述内容有相似性，皆是以民间传说为起源、以精灵鬼怪故事为描述对象，还塑造了诸多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都对“悍妇”这一形象有着深入的描写。本文结合集体无意识概念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对比两部作品中“悍妇”形象的相似性与不同之处，旨在探究中西文化视野中“悍妇”现象成因。
清代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由接近500篇篇目构成，内容多描写狐仙花妖、人鬼情未了，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机智多谋，或淳朴善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蒲松龄笔下的“悍妇”形象群。她们大都是与传统社会三从四德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的形象。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英国的女性主义作家，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包含狡猾的妇人、品行不端的妇人、女巫等。《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最初是由《悍妇精怪故事集》和《悍妇精怪故事集第2卷》构成。由作品名称，不难看出“悍妇”形象在安吉拉·卡特作品中的比重。因此，分析两部作品中“悍妇”形象，对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探究文学的集体无意识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一、悍妇形象梳理
在《聊斋志异》中，涉猎“悍妇”形象的小说有21篇之多，有《珊瑚》《杜小雷》《锦瑟》等篇目。在这些作品中，“悍妇”僭越礼法的方式各有不同。在蒲松龄小说中，“悍妇”的行为主要有：对丈夫动辄打骂，如《马介甫》中杨万石之妻尹氏；对婢女随意处置性命，如《邵女》中金氏；对公、婆随意拳脚相向，如《江城》。在多数故事结尾，蒲松龄让“悍妇”改过自新。
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安吉拉·卡特则更多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悍妇”辩解。比如，《香芹姑娘》里的香芹姑娘，煮死了几个女巫，作者刻意将香芹姑娘的行为描述成“自保”，并有一个英俊的男人为“香芹姑娘”出谋划策；《足智多谋的妻子》塑造了一个和情人幽会、欺骗丈夫并以此到处炫耀的妻子；《刺柏树》讲述了后妈将前妻的儿子杀死、剁成肉酱并煮了的故事，最后善恶有报。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女巫”和“后妈”是最为残忍与凶暴的角色。
二、集体无意识：中西“悍妇”形象相似性成因分析
造成《聊斋志异》与《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的“悍妇”形象，与集体无意识因素有着重关系。集体无意识让不同时空、民族、文化中“悍妇”形象具有相似性。
（一）底层书写的相似性
《聊斋志异》和《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这些作品平实地记录了平民百姓的悲苦生活，他们生活在贫困、饥寒之中，家庭不稳定，生活背景也动荡不安，而这种底层生活的不幸与贫困经验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具有相似性的体验。
（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不少“后妈”系列作品有明显的警世意味，体现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约束。《聊斋志异》中也有男权社会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警告：一个“悍妇”是没有好下场的，她只有改过自新才有出路。
（三）妖怪与女巫的刻板印象
西方文化中，“女巫”是不祥的代名词，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而中国社会中“蛇蝎女人”更是体现了对一个女人恶毒的咒骂。无论是女巫还是妖怪，中西社会中将不良的女人视为“悍妇”，这是集体无意识的又一印证。
（四）妖怪与女巫的刻板印象
西方文化中，“女巫”是不祥的代名词，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而中国社会中“蛇蝎女人”更是体现了对一个人恶毒的咒骂。无论是女巫还是妖怪，中西社会中将不良的女人视为“悍妇”，这是集体无意识的又一印证。
（五）丈夫角色的缺失
在“悍妇”系列小说作品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在塑造“悍妇”形象时，都体现了“丈夫”角色的缺失，他们在文本中或者蒙蔽不自知，或者也受到“悍妇”的压榨。例如，馬介甫患“季常之惧”，稍不慎便会被“鞭挞从事”，父亲生活无依，他也只能“与弟万钟常窃饵翁”。而《刺柏树》的父亲根本不介意儿子的失踪，反而在吃儿子肉做的肉汤时津津有味，胃口大开，令人咋舌。
三、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悍妇”不同之处
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这些故事大都围绕着某个女主人公，不管她聪明、勇敢、善良、愚昧、残酷或者阴险。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悍妇”形象创作上，蒲松龄和安吉拉·卡特差异性也十分明显。
（一）文化环境的不同
安吉拉·卡特生于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20世纪中后期，这是一个女性迅速觉醒成长的时代。卡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审视女性的问题，她用故作轻松的语态淡化了道德与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带给女性读者的是开悟和教化。
而蒲松龄站在男权的立场上看“悍妇”，尽管他对女性抱以同情的态度，但他对“悍妇”形象十分鄙夷。他的小说中，女性多为作恶多端、凶狠至极。他将“悍妇”看成是被唾弃、被鞭笞的社会毒瘤，没有从女性的立场去关怀女性。
（二）“悍妇”形象的差异性
在卡特的小说中，“悍妇”的形象多为女巫或后妈。女巫未必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因为被人类认出来是女巫，所以惨遭人类的伤害，而后妈群体则是无缘由地伤害孩子。这些故事包含着作者对无助孩子深切的同情。作者并不相信这些“悍妇”会改过自新，所以一般将故事的结局设置为自食恶果。
而在蒲松龄的小说之中，“悍妇”形象在家中呼风唤雨，十恶不赦。她们针对的对象不是继子，而是家庭里所有的人。但与卡特所持有的观点不同的是：蒲松龄不管将人物描述得如何恶，他都相信人物可以改邪归正。
四、结语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跨时代的历史意义和云谲波诡的想象力，为人们研究女性文学提供了好的范本。而《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则是集结了西方世界的精灵鬼怪、民间故事，为人们展现了不一样的女性世界。两部作品中关于“悍妇”形象的对比关照，也为人们进行中西文学比较提供了范本，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命运和成长。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清代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由接近500篇篇目构成，内容多描写狐仙花妖、人鬼情未了，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机智多谋，或淳朴善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蒲松龄笔下的“悍妇”形象群。她们大都是与传统社会三从四德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的形象。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英国的女性主义作家，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包含狡猾的妇人、品行不端的妇人、女巫等。《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最初是由《悍妇精怪故事集》和《悍妇精怪故事集第2卷》构成。由作品名称，不难看出“悍妇”形象在安吉拉·卡特作品中的比重。因此，分析两部作品中“悍妇”形象，对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探究文学的集体无意识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一、悍妇形象梳理
在《聊斋志异》中，涉猎“悍妇”形象的小说有21篇之多，有《珊瑚》《杜小雷》《锦瑟》等篇目。在这些作品中，“悍妇”僭越礼法的方式各有不同。在蒲松龄小说中，“悍妇”的行为主要有：对丈夫动辄打骂，如《马介甫》中杨万石之妻尹氏；对婢女随意处置性命，如《邵女》中金氏；对公、婆随意拳脚相向，如《江城》。在多数故事结尾，蒲松龄让“悍妇”改过自新。
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安吉拉·卡特则更多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悍妇”辩解。比如，《香芹姑娘》里的香芹姑娘，煮死了几个女巫，作者刻意将香芹姑娘的行为描述成“自保”，并有一个英俊的男人为“香芹姑娘”出谋划策；《足智多谋的妻子》塑造了一个和情人幽会、欺骗丈夫并以此到处炫耀的妻子；《刺柏树》讲述了后妈将前妻的儿子杀死、剁成肉酱并煮了的故事，最后善恶有报。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女巫”和“后妈”是最为残忍与凶暴的角色。
二、集体无意识：中西“悍妇”形象相似性成因分析
造成《聊斋志异》与《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的“悍妇”形象，与集体无意识因素有着重关系。集体无意识让不同时空、民族、文化中“悍妇”形象具有相似性。
（一）底层书写的相似性
《聊斋志异》和《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这些作品平实地记录了平民百姓的悲苦生活，他们生活在贫困、饥寒之中，家庭不稳定，生活背景也动荡不安，而这种底层生活的不幸与贫困经验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具有相似性的体验。
（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不少“后妈”系列作品有明显的警世意味，体现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约束。《聊斋志异》中也有男权社会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警告：一个“悍妇”是没有好下场的，她只有改过自新才有出路。
（三）妖怪与女巫的刻板印象
西方文化中，“女巫”是不祥的代名词，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而中国社会中“蛇蝎女人”更是体现了对一个女人恶毒的咒骂。无论是女巫还是妖怪，中西社会中将不良的女人视为“悍妇”，这是集体无意识的又一印证。
（四）妖怪与女巫的刻板印象
西方文化中，“女巫”是不祥的代名词，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而中国社会中“蛇蝎女人”更是体现了对一个人恶毒的咒骂。无论是女巫还是妖怪，中西社会中将不良的女人视为“悍妇”，这是集体无意识的又一印证。
（五）丈夫角色的缺失
在“悍妇”系列小说作品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在塑造“悍妇”形象时，都体现了“丈夫”角色的缺失，他们在文本中或者蒙蔽不自知，或者也受到“悍妇”的压榨。例如，馬介甫患“季常之惧”，稍不慎便会被“鞭挞从事”，父亲生活无依，他也只能“与弟万钟常窃饵翁”。而《刺柏树》的父亲根本不介意儿子的失踪，反而在吃儿子肉做的肉汤时津津有味，胃口大开，令人咋舌。
三、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悍妇”不同之处
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这些故事大都围绕着某个女主人公，不管她聪明、勇敢、善良、愚昧、残酷或者阴险。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悍妇”形象创作上，蒲松龄和安吉拉·卡特差异性也十分明显。
（一）文化环境的不同
安吉拉·卡特生于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20世纪中后期，这是一个女性迅速觉醒成长的时代。卡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审视女性的问题，她用故作轻松的语态淡化了道德与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带给女性读者的是开悟和教化。
而蒲松龄站在男权的立场上看“悍妇”，尽管他对女性抱以同情的态度，但他对“悍妇”形象十分鄙夷。他的小说中，女性多为作恶多端、凶狠至极。他将“悍妇”看成是被唾弃、被鞭笞的社会毒瘤，没有从女性的立场去关怀女性。
（二）“悍妇”形象的差异性
在卡特的小说中，“悍妇”的形象多为女巫或后妈。女巫未必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因为被人类认出来是女巫，所以惨遭人类的伤害，而后妈群体则是无缘由地伤害孩子。这些故事包含着作者对无助孩子深切的同情。作者并不相信这些“悍妇”会改过自新，所以一般将故事的结局设置为自食恶果。
而在蒲松龄的小说之中，“悍妇”形象在家中呼风唤雨，十恶不赦。她们针对的对象不是继子，而是家庭里所有的人。但与卡特所持有的观点不同的是：蒲松龄不管将人物描述得如何恶，他都相信人物可以改邪归正。
四、结语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其跨时代的历史意义和云谲波诡的想象力，为人们研究女性文学提供了好的范本。而《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则是集结了西方世界的精灵鬼怪、民间故事，为人们展现了不一样的女性世界。两部作品中关于“悍妇”形象的对比关照，也为人们进行中西文学比较提供了范本，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命运和成长。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