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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创作《红旗渠的基石》之前，正在深入林州市的慈善事业。林州慈善总会于2010年4月成立，我于2012年应邀深入这方天地。那时林州的慈善已经做到令我惊讶、佩服、敬仰的境地，被国家民政部认为是河南第一、全国一流。特别是林州慈善有一项活动，即救助红旗渠伤残民工，可以说，知晓红旗渠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但是知晓为修渠而伤残失去劳动力，甚至不能自理的，却少之又少。
我去采访七十五岁的郑年仔，他为修渠不幸被哑炮崩瞎双眼，那年才22岁。郑年仔因为伤残与已订婚的未婚妻解除婚约，五十多年过去，至今终生未婚。我到他家去，看到破败的院落，凌乱的家什，灶房煤火上半锅菜饭（这是郑年仔的妹妹，隔三岔五来为哥哥做的饭，做一顿要吃上三天），这种场景使我动情，使我油生一种伤感，我马上产生了一种想法，应当报告郑年仔的生活。在交谈中，他对当年修红旗渠的壮举，依然是那么赞成和支持，他丝毫没有因为眼睛失明而怨天尤人，只是这样对我说：“只要政府别忘了俺为修红旗渠出过大力，流过血汗，逢年过节派人看看俺，要是能提桶油，带袋大米，多少给一点儿经济补助，贴补俺吃药输液，就中啦！”
多么好的太行山人啊！其实，这也是红旗渠精神，朴实、厚道、表里如一的奉献精神！
作为作家，应该做雪中送炭的事，应该为这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不会索取的人树碑立传。因为这是有血有肉的红旗渠精神！
一个命题，此时油然而生：“无名英雄，有时比显赫的英雄更伟大。”
接下来，我又采访了几位为修红旗渠而伤残的老人，随即写出《阳光的背面》（见《慈善公益报》2015年4月17日一版）。
红旗渠是由数万人修建而成的，但是世人知晓的仅是几位劳苦功高的模范，有更多更多的修渠人，包括去世的勇士，还有如今正在维护红旗渠的卫士，却鲜为人知。其实，他们都是红旗渠的中流砥柱，是支撑红旗渠的中坚力量。正如华丽宏伟建筑中的钢筋水泥，从不露面却默默奉献，如姹紫嫣红的绚丽花朵的根，埋在深深的土壤里，却用生命供给花儿水分和营养。
红旗渠不仅是靠这些无名人物建成的，红旗渠精神也是靠这样的无名英雄铸炼成的，他们是红旗渠这座精神大厦的基础，是“红旗渠的基石”。
我深入到这个特殊群体生活，其中伤残壮士尚有40位，而健在的当年的修渠人就多得多了，但年龄大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有的甚至已经90岁高龄。我知道，这是一种“抢救”工程，因为随时会有老人去世的噩耗传来。有两次，当向导带我先后走进两个偏远山村，去寻觅事先要拜见的老人时，村里人和他们的家人分别告知我，老人已经不在了，有位老人，是在我们赶去的前几天才走的……
我之所以要写《红旗渠的基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如果仅靠近两三年的采访，对林州和红旗渠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1985年，我发表了写林县人生活的第一篇文章，之后，1986年，画家王宏剑（如今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的油画《奠基者》，在全国六届美展获得银牌，也是河南省画家第一次获此殊荣。这是一幅描绘林州山民精神风貌的杰作，画家用了两年光阴完成。我为此画写了《踏破铁鞋去寻觅》（见《报告文学》月刊1987年7期），为写这篇文章，我深入到画家王宏剑足迹所到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林州的次数就更多了，也写过许多关于林州的人和事的文章，如《太行山魂》《鸡鸣三省任村镇》《一石一水藏锦绣》《大鹏，在太行展翅》直到长篇报告文学《神州之路》等等。这一时期，我对这个太行县城有了较多的认识和理解……
这一切都是我创作《红旗渠的基石》的基础。
在当今世风日下、信仰缺失的大背景下，有一种信仰危机时时涌动在四方氛围，人们大多不相信英雄模范及他们的事迹。写这本书时，我确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即不说大话，不用标语口号式的词藻，即使像“人民”这样的称谓，在书中也写为“百姓”或“庶民”。特别是书中选择的人物，必须有原型，必须具备新闻的五要素。如王宏剑的《奠基者》，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都是为寻觅适当准确的模特花去大量光阴时间方完成的，因为只有真实的，才是有生命的。我开始又一次在太行山峦采掘，在红旗渠畔寻觅。寻找到的人不一定能够入书，入书的人必须要寻找到。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赛事。
我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自我个人的文学观，我的文学观决定着我的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命力。我的文学观是什么？我写过一篇题名《不识庐山真面目》（见《人民日报》2014年6月9日大地副刊）的小文。文中这样写：想识庐山真面目的心理，也许人皆有之，真正要去做了，并不那么简易，只有抛掉浮躁，弃之急功近利的人，方能渐入庐山腹地，潜心研究，细细琢磨，这期间，举一反三的小聪明必须放下，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智慧预见也不能用。因为识庐山真面目需要经历，只有经历过才有体验，只有体验过方有感悟，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只有无比虔诚又恳切地去求教大自然的字里行间、沟沟坎坎，才能做到，不仅横看了庐山的岭状，而且能侧视到庐山的峰态；不仅能远看庐山的朦胧轮廓，且能近视庐山的局部细处；不仅能仰视庐山的一方躯体，且能俯视庐山相貌全景……其实，庐山的景致是看不完的，只有进入了它的深处，方有不断的发现和永远发现不完的发现。许是这种缘故，真正進入庐山了，反道不敢说已识庐山真面目，只是说略知庐山的一二三四，充其量是识庐山真面目的五六七八罢，庐山就像数学的自然数，有头无尾吗？
是的，人人都应该努力去识庐山真面目，一旦大家都踏上探觅庐山的途径，步入这条漫漫里程，人们会变的平静安然，社会会变得太平吉祥，前程会变得锦绣光明……
是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形成了我的文学观，是这种文学观调动着我不断的改换位置，变换角度，去生活中求教，在求教中洞察并感悟，又是这种反复的实践坚定着我永不改变的持续的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的观念。早些时候，我曾以十里钢城（安阳钢铁公司）等几家企业为生活基地，之后，我又以林县（当时县未改市）、巩县为生活基地。之后，到济源市政府挂职工作，深入生活，任副市长六个春秋；接下来，应邀到河南姿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两年七个月；又经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进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副巡视员，体验法官生活五个寒暑；到2012年，又进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深入生活…… 我很清楚，自己是专业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而且，应该力求进入主流社会。否则，一个长期在社会边缘的人，能对社会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吗？能把握准确各种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吗？
我在作家队伍中属于个例，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对深入生活如此较真，如此固执。我尊重每位作家的文学观，尊重各种各样，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我曾比喻，作品犹如不同的菜系：如粤菜、川菜、鲁菜、湘菜、豫菜、杭帮菜、苏帮菜等等，各有各的食客，各有各的销路，各有各的烹饪方法，是很难比个高下优劣的，因为它本不是体育赛事，但是有一个标准是重要的，就是有读者青睐，有人愿读就可、就好！
我的作品，如今被多家出版社称为畅销书，我为此感到释然和慰藉。从出版《市长日记》到《红旗渠的基石》，其中七部长篇小说，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不包括之前出版的数部图书）前九部长篇皆有一个共性，即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没有一本让出版社赔钱的书。也许是这个缘由，虽然我的书没有获得过大奖，但一直受出版社欢迎和青睐，总是有持续的约稿。而且，书稿成书时，出版社就以“免检”式“流程”，列入出版计划，进行操作。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销路，倘若没了销路，我当不会如此勤奋，一本接一本地写。
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信念，即我对生活的认识：
生活，是作家的恩师。
生活，是文学的母亲。
生活，是蕴藏瑰宝的矿床。
生活，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专家锐评
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当年那可歌可泣的场景，深刻地阐释了红旗渠精神的丰富内涵，这是红旗渠题材同类创造当中的一种新开拓，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焦述先生长期的生活积累、饱满的创造热情、深厚的艺术造诣及其对文化的担当和领会。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云鹏
这部颂扬中华民族优秀品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力作是我省文艺创作的又一高峰，对于解决弥补信仰缺失、抑制道德滑坡、扶正价值观错位、拨乱反正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它像一场及时雨润泽了人们干渴的心灵大地、传播了引领方向的正能量、弘扬了蓬勃向上的主旋律。
——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谭福森
《红旗渠的基石》这部作品让我很受感动，焦述写的红旗渠精神也好，太行山精神也好，重在基石。焦述在书中写到历朝历代那里的人们为了吃上水修过各种各样的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逃出来或者搬走离开这块土地，说明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所以，我觉得他写到“基石”其实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基础和支柱，这个民族无论是遭受过多少的灾难，依然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是我们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基石。
——原河南省文联巡视员、原作协主席李佩甫
红旗渠工程是人类农耕时代的最后一个壮举，那是用双手、用肩膀、用锄头修出来的。这本书让我们思考历史的壮举和个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呈现了这个历史事件当中个人的价值和作用，不仅体现了对历史的关怀，也体现了对个体的关怀。还有一点就是从对一个壮举的关怀到对一个壮士的关怀，个人的奋斗史、个人的命运史、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自我尊严作为生存价值的理解。
——原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
红旗渠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中原当代精神一个代表，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红旗渠的基石》这部作品别开生面，作者深入历史真实，写活了历史人物，在众多的红旗渠作品中具有独到的认识价值，让我们看到了原生态的红旗渠精神。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
《红旗渠的基石》这样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规范，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时代的壮举，在壮举的关注中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壮举中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命运是需要我们关心的。同时，也有助于重塑我们人民的精神，在这一方面这部作品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何弘
我去采访七十五岁的郑年仔，他为修渠不幸被哑炮崩瞎双眼，那年才22岁。郑年仔因为伤残与已订婚的未婚妻解除婚约，五十多年过去，至今终生未婚。我到他家去，看到破败的院落，凌乱的家什，灶房煤火上半锅菜饭（这是郑年仔的妹妹，隔三岔五来为哥哥做的饭，做一顿要吃上三天），这种场景使我动情，使我油生一种伤感，我马上产生了一种想法，应当报告郑年仔的生活。在交谈中，他对当年修红旗渠的壮举，依然是那么赞成和支持，他丝毫没有因为眼睛失明而怨天尤人，只是这样对我说：“只要政府别忘了俺为修红旗渠出过大力，流过血汗，逢年过节派人看看俺，要是能提桶油，带袋大米，多少给一点儿经济补助，贴补俺吃药输液，就中啦！”
多么好的太行山人啊！其实，这也是红旗渠精神，朴实、厚道、表里如一的奉献精神！
作为作家，应该做雪中送炭的事，应该为这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不会索取的人树碑立传。因为这是有血有肉的红旗渠精神！
一个命题，此时油然而生：“无名英雄，有时比显赫的英雄更伟大。”
接下来，我又采访了几位为修红旗渠而伤残的老人，随即写出《阳光的背面》（见《慈善公益报》2015年4月17日一版）。
红旗渠是由数万人修建而成的，但是世人知晓的仅是几位劳苦功高的模范，有更多更多的修渠人，包括去世的勇士，还有如今正在维护红旗渠的卫士，却鲜为人知。其实，他们都是红旗渠的中流砥柱，是支撑红旗渠的中坚力量。正如华丽宏伟建筑中的钢筋水泥，从不露面却默默奉献，如姹紫嫣红的绚丽花朵的根，埋在深深的土壤里，却用生命供给花儿水分和营养。
红旗渠不仅是靠这些无名人物建成的，红旗渠精神也是靠这样的无名英雄铸炼成的，他们是红旗渠这座精神大厦的基础，是“红旗渠的基石”。
我深入到这个特殊群体生活，其中伤残壮士尚有40位，而健在的当年的修渠人就多得多了，但年龄大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有的甚至已经90岁高龄。我知道，这是一种“抢救”工程，因为随时会有老人去世的噩耗传来。有两次，当向导带我先后走进两个偏远山村，去寻觅事先要拜见的老人时，村里人和他们的家人分别告知我，老人已经不在了，有位老人，是在我们赶去的前几天才走的……
我之所以要写《红旗渠的基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如果仅靠近两三年的采访，对林州和红旗渠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1985年，我发表了写林县人生活的第一篇文章，之后，1986年，画家王宏剑（如今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的油画《奠基者》，在全国六届美展获得银牌，也是河南省画家第一次获此殊荣。这是一幅描绘林州山民精神风貌的杰作，画家用了两年光阴完成。我为此画写了《踏破铁鞋去寻觅》（见《报告文学》月刊1987年7期），为写这篇文章，我深入到画家王宏剑足迹所到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林州的次数就更多了，也写过许多关于林州的人和事的文章，如《太行山魂》《鸡鸣三省任村镇》《一石一水藏锦绣》《大鹏，在太行展翅》直到长篇报告文学《神州之路》等等。这一时期，我对这个太行县城有了较多的认识和理解……
这一切都是我创作《红旗渠的基石》的基础。
在当今世风日下、信仰缺失的大背景下，有一种信仰危机时时涌动在四方氛围，人们大多不相信英雄模范及他们的事迹。写这本书时，我确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即不说大话，不用标语口号式的词藻，即使像“人民”这样的称谓，在书中也写为“百姓”或“庶民”。特别是书中选择的人物，必须有原型，必须具备新闻的五要素。如王宏剑的《奠基者》，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都是为寻觅适当准确的模特花去大量光阴时间方完成的，因为只有真实的，才是有生命的。我开始又一次在太行山峦采掘，在红旗渠畔寻觅。寻找到的人不一定能够入书，入书的人必须要寻找到。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赛事。
我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自我个人的文学观，我的文学观决定着我的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命力。我的文学观是什么？我写过一篇题名《不识庐山真面目》（见《人民日报》2014年6月9日大地副刊）的小文。文中这样写：想识庐山真面目的心理，也许人皆有之，真正要去做了，并不那么简易，只有抛掉浮躁，弃之急功近利的人，方能渐入庐山腹地，潜心研究，细细琢磨，这期间，举一反三的小聪明必须放下，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智慧预见也不能用。因为识庐山真面目需要经历，只有经历过才有体验，只有体验过方有感悟，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只有无比虔诚又恳切地去求教大自然的字里行间、沟沟坎坎，才能做到，不仅横看了庐山的岭状，而且能侧视到庐山的峰态；不仅能远看庐山的朦胧轮廓，且能近视庐山的局部细处；不仅能仰视庐山的一方躯体，且能俯视庐山相貌全景……其实，庐山的景致是看不完的，只有进入了它的深处，方有不断的发现和永远发现不完的发现。许是这种缘故，真正進入庐山了，反道不敢说已识庐山真面目，只是说略知庐山的一二三四，充其量是识庐山真面目的五六七八罢，庐山就像数学的自然数，有头无尾吗？
是的，人人都应该努力去识庐山真面目，一旦大家都踏上探觅庐山的途径，步入这条漫漫里程，人们会变的平静安然，社会会变得太平吉祥，前程会变得锦绣光明……
是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形成了我的文学观，是这种文学观调动着我不断的改换位置，变换角度，去生活中求教，在求教中洞察并感悟，又是这种反复的实践坚定着我永不改变的持续的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的观念。早些时候，我曾以十里钢城（安阳钢铁公司）等几家企业为生活基地，之后，我又以林县（当时县未改市）、巩县为生活基地。之后，到济源市政府挂职工作，深入生活，任副市长六个春秋；接下来，应邀到河南姿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两年七个月；又经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进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副巡视员，体验法官生活五个寒暑；到2012年，又进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深入生活…… 我很清楚，自己是专业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而且，应该力求进入主流社会。否则，一个长期在社会边缘的人，能对社会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吗？能把握准确各种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吗？
我在作家队伍中属于个例，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对深入生活如此较真，如此固执。我尊重每位作家的文学观，尊重各种各样，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我曾比喻，作品犹如不同的菜系：如粤菜、川菜、鲁菜、湘菜、豫菜、杭帮菜、苏帮菜等等，各有各的食客，各有各的销路，各有各的烹饪方法，是很难比个高下优劣的，因为它本不是体育赛事，但是有一个标准是重要的，就是有读者青睐，有人愿读就可、就好！
我的作品，如今被多家出版社称为畅销书，我为此感到释然和慰藉。从出版《市长日记》到《红旗渠的基石》，其中七部长篇小说，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不包括之前出版的数部图书）前九部长篇皆有一个共性，即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没有一本让出版社赔钱的书。也许是这个缘由，虽然我的书没有获得过大奖，但一直受出版社欢迎和青睐，总是有持续的约稿。而且，书稿成书时，出版社就以“免检”式“流程”，列入出版计划，进行操作。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销路，倘若没了销路，我当不会如此勤奋，一本接一本地写。
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信念，即我对生活的认识：
生活，是作家的恩师。
生活，是文学的母亲。
生活，是蕴藏瑰宝的矿床。
生活，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专家锐评
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当年那可歌可泣的场景，深刻地阐释了红旗渠精神的丰富内涵，这是红旗渠题材同类创造当中的一种新开拓，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焦述先生长期的生活积累、饱满的创造热情、深厚的艺术造诣及其对文化的担当和领会。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云鹏
这部颂扬中华民族优秀品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力作是我省文艺创作的又一高峰，对于解决弥补信仰缺失、抑制道德滑坡、扶正价值观错位、拨乱反正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它像一场及时雨润泽了人们干渴的心灵大地、传播了引领方向的正能量、弘扬了蓬勃向上的主旋律。
——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谭福森
《红旗渠的基石》这部作品让我很受感动，焦述写的红旗渠精神也好，太行山精神也好，重在基石。焦述在书中写到历朝历代那里的人们为了吃上水修过各种各样的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逃出来或者搬走离开这块土地，说明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所以，我觉得他写到“基石”其实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基础和支柱，这个民族无论是遭受过多少的灾难，依然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是我们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基石。
——原河南省文联巡视员、原作协主席李佩甫
红旗渠工程是人类农耕时代的最后一个壮举，那是用双手、用肩膀、用锄头修出来的。这本书让我们思考历史的壮举和个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呈现了这个历史事件当中个人的价值和作用，不仅体现了对历史的关怀，也体现了对个体的关怀。还有一点就是从对一个壮举的关怀到对一个壮士的关怀，个人的奋斗史、个人的命运史、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自我尊严作为生存价值的理解。
——原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
红旗渠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中原当代精神一个代表，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红旗渠的基石》这部作品别开生面，作者深入历史真实，写活了历史人物，在众多的红旗渠作品中具有独到的认识价值，让我们看到了原生态的红旗渠精神。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
《红旗渠的基石》这样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规范，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时代的壮举，在壮举的关注中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壮举中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命运是需要我们关心的。同时，也有助于重塑我们人民的精神，在这一方面这部作品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何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