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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昭光1939年生于福建厦门,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1—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任访问学者。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卫生部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苏叔阳1 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中医药大学任教。1978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编剧。
谁也不能保证这一生不得病。得了病以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疾病,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也不太把病当回事儿,你可能逐渐就恢复健康了;如果得了病就情绪消沉,又不积极配合治疗,很可能这个病人就此一蹶不振,彻底垮掉。
病人正确对待疾病,医生正确对待病人,医患要同心。
洪昭光:我觉得苏教授特别棒,他患癌症这么多年,可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带病的健康人”。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疾病,肯定对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是有好处的。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疾病。
苏叔阳:我住过几次医院,心情不一样。第一次住院是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摘除扁桃体。那时我比现在年轻,不在乎有病没病的,觉得住院很新鲜,好玩儿。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我住院的时候,护士长把儿科小患者吃不了的粥和饭分给我吃,让我觉得住医院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次是因糖尿病住院,要在医院降血糖。那是在1988年。这次住院就觉得麻烦了,血糖总控制不住。第三次住院便是1994年春天,因肾癌住院。我很早便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的是肾癌,也曾苦恼过;一是不愿承认事实,总幻想这是误诊;二是怕就此告别人世。后来想通了,倘若真的要死,那么哭、闹、灰心丧气、悲观失望都无济于事,还不如面对现实,积极治疗。我想了两个办法对付我的病,一是锻炼身体。我平时锻炼不够,住院后为了让血糖降低,便于手术,我开始每天爬楼梯,在病房的走廊上快步走。二是想干点别的事分散对疾病的恐惧。我着手修改我的一本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了对病的愁苦。
后来,2001年发现肺癌住院治疗时,我在思想上就比较积极了,想主动、自觉地去体会一下这病和医疗过程中的滋味,以便将来写到肺癌病人时有真实的,而不是想像出来的感受。我把这次住院当成上天赐给我的好机会。于是,我体会肺癌病人呼吸的困难:体会做气管镜的难言痛苦,体会手术后的疼痛,体会术后咳嗽的艰难,体会术后第一次下地行走的感受。此后我写了一组诗来记述这一切。我的诗可能写得不好,但它真实,是我的亲身体验。我敢说,我比那些没有得过癌症而要描写癌症患者的编剧、导演、演员们描写得更真实、更细腻。但我现在不想描述这些痛苦了,因为写痛苦,自己也要在感情上经受这些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有比痛苦更值得写的东西!我要写生命和生活中的欢乐,不是那种浮丽的欢乐,是从生命、生活本身的有机部分中产生的、压抑不住的欢乐。虽然死亡是不可逾越的,但有价值的、有理想的生命是可以战胜死亡的。战胜对死的恐惧就是生命的胜利,人生应当永远高扬着欢乐的旗帜。我说过,我这个人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没正形”,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其实,我内心的痛苦谁知道?我只是用 “没正形”来对待疾病、苦难和厄运罢了。
我也常有忧郁,那是每天清晨的梦境,这大概是过去生活的遗韵。不过每日醒过神来,我又没心没肺没正形了。这使我对疾病也不放在心上。记得我在保定变压器厂劳改的时候被一纸公文又打成“五·一六”分子时,一位“革委会”的干部心疼地挖苦我,说我像耗子一样没记性,“摞爪就忘”,刚不挨整就自找乐趣没正形。我感谢我自己的“没正形”,让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正在度过我的病后青春。
我不是让大家没心眼儿,“辛苦麻木而生活”(鲁迅语),我是希望我们在灾难、在人祸、在疾病面前高扬起欢乐的旗帜。人生只有一次,可以痛苦一生,也可以欢乐一生,一个积极、乐观、达观的人生会让你得到别人没有得到的感受,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成绩。
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创造生活的乐趣,这乐趣不是傻乐,是有理想、有成绩的劳动,这才是人类应当有的天性。杜甫说忠君爱国已经成了他的本性,正如向日葵朝阳一样,“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们也应当如此,将热爱生活变成本性,永不更移。即使面对人生最后的大门,也要笑着踏进,这是何等自豪和幸福啊!
若说我没有一点名利思想,那是夸大其词,但不敢追求是真实的感受。我常常不理解一些人的自我包装,开始还认可他们是对自己的标榜,后来发现他们的言行、著作与他们的自我肯定不相符。初时还以为不是我弄错了,就是他们偶有失误,见得多了,才发现当今一些自诩为学者、专家、大师的人,不过是自我吹嘘。这一发现反而更增加了我的胆怯,生怕读者、观众认为我名不副实。我有时候也会忘形,但自得其乐时为多。过了花甲之年,我才回想起年轻时光我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随时都有被运动淹没的可能。我能幸运地走到今天,已经颇为满足了,有个病也不算什么。同时代的才子有很多,他们沧桑一生,老病缠身,我这“非才子”难道还要多求吗?所以,我从不在乎什么名利与地位,如此而已。这虽是题外话,但也与健康有关。知足常乐的心态可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恢复健康。
我现在对待疾病的观念和办法,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要乐观。心宽一寸,病退一尺。我的好几位病友是被害怕驱赶到不该这么早就去的地方的。第二,把病当朋友看,善待疾病。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动不动就发作。你必须耐心地安抚它,不能跟它对抗。
洪昭光:苏教授这种做法就是把非正常的变成正常的,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疾病应该是敌人,但是你化敌为友,跟它和平共处了,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日本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不要跟癌症抗争》,它提倡的也是这种观念,在您身上可以得到证明,这种观念还是很正确的。
苏叔阳:我认识几位日本电影剧作家,他们也得了癌症,他们见了我就说,我们跟你一样得了癌症,不要紧,咱们比赛,看谁活的时间长。
我觉得,健康问题、治疗问题的主体涉及两个群体,一方是病人和那些希望健康长寿的人们,另一方则是医生、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这两方的作用都很重要。尤其是治病,医患关系对于疾病的疗 治非常重要。
洪昭光:刚才苏教授讲的看病的体会对医生和病人都会有启发。真要治好病,医患双方确实都很重要。医生当然重要,病人的正确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其实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如果战胜了自己,也就没有多少对手了。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健康问题上,敌人是谁?就是自己, 自己不正确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敌人,你要能够战胜自己,你就等于战胜了最大的敌人。有人间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张怡宁,你老得冠军,你下一次还能得吗?你的对手是谁啊?她说,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要战胜了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对手了。有些跳水运动员到最后关键时刻失利了,为什么?面对观众的掌声、欢呼声,他太紧张,心里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得金牌,这样患得患失就影响了他正常发挥水平。而获得成功的运动员站在跳台上只会想着自己跳得最好的那个动作——先起跳,抱腿,屈身,转体,伸展,他心里根本没有观众、没有金牌、没有对手,非常平静,所以能非常稳定地层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治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了好医生,自己还要处于最佳状态。要有信心,不害怕,乐观,跟医生很好地配合,这样医生才能发挥最好的技术给你治疗。病人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后,病来了不仅能安治还能乐治,很多奇迹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有的人到了癌症晚期,预计只有半年或者三个月可活了,可他能活十几年而且活得挺好,那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好药,完全是因为病人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积极乐观、有信心、不恐惧。战胜了自己,也就战胜了疾病。
除了病人跟医生要很好地沟通、共同战胜疾病以外,还有一个角色的作用也不能轻视,就是病人的家属。一般在治疗当中,家属起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以抗癌明星来讲吧,第一条是心态好,病人有一个很稳定的心态,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恐惧,相信自己能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世界冠军阿姆斯特朗患睾丸癌伴肺、脑转移,医生说死亡率是99%,存活的希望小于1%,可他自己觉得没什么,他有信心。第二条就是家庭和谐。家人体贴、关心,也包括同事、朋友的关心,让他有个良好的社会小环境的支持,这点也很重要。用什么好药、怎么开刀、跟医生怎样配合,那都排在其次了。我相信苏教授的家庭一定非常幸福,是桃花源或者杏花村,所以他才保持这样好的状态。
洪昭光1939年生于福建厦门,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1—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任访问学者。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卫生部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苏叔阳1 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中医药大学任教。1978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编剧。
谁也不能保证这一生不得病。得了病以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疾病,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也不太把病当回事儿,你可能逐渐就恢复健康了;如果得了病就情绪消沉,又不积极配合治疗,很可能这个病人就此一蹶不振,彻底垮掉。
病人正确对待疾病,医生正确对待病人,医患要同心。
洪昭光:我觉得苏教授特别棒,他患癌症这么多年,可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带病的健康人”。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疾病,肯定对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是有好处的。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疾病。
苏叔阳:我住过几次医院,心情不一样。第一次住院是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摘除扁桃体。那时我比现在年轻,不在乎有病没病的,觉得住院很新鲜,好玩儿。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我住院的时候,护士长把儿科小患者吃不了的粥和饭分给我吃,让我觉得住医院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次是因糖尿病住院,要在医院降血糖。那是在1988年。这次住院就觉得麻烦了,血糖总控制不住。第三次住院便是1994年春天,因肾癌住院。我很早便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的是肾癌,也曾苦恼过;一是不愿承认事实,总幻想这是误诊;二是怕就此告别人世。后来想通了,倘若真的要死,那么哭、闹、灰心丧气、悲观失望都无济于事,还不如面对现实,积极治疗。我想了两个办法对付我的病,一是锻炼身体。我平时锻炼不够,住院后为了让血糖降低,便于手术,我开始每天爬楼梯,在病房的走廊上快步走。二是想干点别的事分散对疾病的恐惧。我着手修改我的一本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了对病的愁苦。
后来,2001年发现肺癌住院治疗时,我在思想上就比较积极了,想主动、自觉地去体会一下这病和医疗过程中的滋味,以便将来写到肺癌病人时有真实的,而不是想像出来的感受。我把这次住院当成上天赐给我的好机会。于是,我体会肺癌病人呼吸的困难:体会做气管镜的难言痛苦,体会手术后的疼痛,体会术后咳嗽的艰难,体会术后第一次下地行走的感受。此后我写了一组诗来记述这一切。我的诗可能写得不好,但它真实,是我的亲身体验。我敢说,我比那些没有得过癌症而要描写癌症患者的编剧、导演、演员们描写得更真实、更细腻。但我现在不想描述这些痛苦了,因为写痛苦,自己也要在感情上经受这些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有比痛苦更值得写的东西!我要写生命和生活中的欢乐,不是那种浮丽的欢乐,是从生命、生活本身的有机部分中产生的、压抑不住的欢乐。虽然死亡是不可逾越的,但有价值的、有理想的生命是可以战胜死亡的。战胜对死的恐惧就是生命的胜利,人生应当永远高扬着欢乐的旗帜。我说过,我这个人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没正形”,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其实,我内心的痛苦谁知道?我只是用 “没正形”来对待疾病、苦难和厄运罢了。
我也常有忧郁,那是每天清晨的梦境,这大概是过去生活的遗韵。不过每日醒过神来,我又没心没肺没正形了。这使我对疾病也不放在心上。记得我在保定变压器厂劳改的时候被一纸公文又打成“五·一六”分子时,一位“革委会”的干部心疼地挖苦我,说我像耗子一样没记性,“摞爪就忘”,刚不挨整就自找乐趣没正形。我感谢我自己的“没正形”,让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正在度过我的病后青春。
我不是让大家没心眼儿,“辛苦麻木而生活”(鲁迅语),我是希望我们在灾难、在人祸、在疾病面前高扬起欢乐的旗帜。人生只有一次,可以痛苦一生,也可以欢乐一生,一个积极、乐观、达观的人生会让你得到别人没有得到的感受,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成绩。
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创造生活的乐趣,这乐趣不是傻乐,是有理想、有成绩的劳动,这才是人类应当有的天性。杜甫说忠君爱国已经成了他的本性,正如向日葵朝阳一样,“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们也应当如此,将热爱生活变成本性,永不更移。即使面对人生最后的大门,也要笑着踏进,这是何等自豪和幸福啊!
若说我没有一点名利思想,那是夸大其词,但不敢追求是真实的感受。我常常不理解一些人的自我包装,开始还认可他们是对自己的标榜,后来发现他们的言行、著作与他们的自我肯定不相符。初时还以为不是我弄错了,就是他们偶有失误,见得多了,才发现当今一些自诩为学者、专家、大师的人,不过是自我吹嘘。这一发现反而更增加了我的胆怯,生怕读者、观众认为我名不副实。我有时候也会忘形,但自得其乐时为多。过了花甲之年,我才回想起年轻时光我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随时都有被运动淹没的可能。我能幸运地走到今天,已经颇为满足了,有个病也不算什么。同时代的才子有很多,他们沧桑一生,老病缠身,我这“非才子”难道还要多求吗?所以,我从不在乎什么名利与地位,如此而已。这虽是题外话,但也与健康有关。知足常乐的心态可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恢复健康。
我现在对待疾病的观念和办法,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要乐观。心宽一寸,病退一尺。我的好几位病友是被害怕驱赶到不该这么早就去的地方的。第二,把病当朋友看,善待疾病。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动不动就发作。你必须耐心地安抚它,不能跟它对抗。
洪昭光:苏教授这种做法就是把非正常的变成正常的,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疾病应该是敌人,但是你化敌为友,跟它和平共处了,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日本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不要跟癌症抗争》,它提倡的也是这种观念,在您身上可以得到证明,这种观念还是很正确的。
苏叔阳:我认识几位日本电影剧作家,他们也得了癌症,他们见了我就说,我们跟你一样得了癌症,不要紧,咱们比赛,看谁活的时间长。
我觉得,健康问题、治疗问题的主体涉及两个群体,一方是病人和那些希望健康长寿的人们,另一方则是医生、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这两方的作用都很重要。尤其是治病,医患关系对于疾病的疗 治非常重要。
洪昭光:刚才苏教授讲的看病的体会对医生和病人都会有启发。真要治好病,医患双方确实都很重要。医生当然重要,病人的正确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其实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如果战胜了自己,也就没有多少对手了。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健康问题上,敌人是谁?就是自己, 自己不正确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敌人,你要能够战胜自己,你就等于战胜了最大的敌人。有人间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张怡宁,你老得冠军,你下一次还能得吗?你的对手是谁啊?她说,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要战胜了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对手了。有些跳水运动员到最后关键时刻失利了,为什么?面对观众的掌声、欢呼声,他太紧张,心里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得金牌,这样患得患失就影响了他正常发挥水平。而获得成功的运动员站在跳台上只会想着自己跳得最好的那个动作——先起跳,抱腿,屈身,转体,伸展,他心里根本没有观众、没有金牌、没有对手,非常平静,所以能非常稳定地层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治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了好医生,自己还要处于最佳状态。要有信心,不害怕,乐观,跟医生很好地配合,这样医生才能发挥最好的技术给你治疗。病人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后,病来了不仅能安治还能乐治,很多奇迹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有的人到了癌症晚期,预计只有半年或者三个月可活了,可他能活十几年而且活得挺好,那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好药,完全是因为病人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积极乐观、有信心、不恐惧。战胜了自己,也就战胜了疾病。
除了病人跟医生要很好地沟通、共同战胜疾病以外,还有一个角色的作用也不能轻视,就是病人的家属。一般在治疗当中,家属起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以抗癌明星来讲吧,第一条是心态好,病人有一个很稳定的心态,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恐惧,相信自己能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世界冠军阿姆斯特朗患睾丸癌伴肺、脑转移,医生说死亡率是99%,存活的希望小于1%,可他自己觉得没什么,他有信心。第二条就是家庭和谐。家人体贴、关心,也包括同事、朋友的关心,让他有个良好的社会小环境的支持,这点也很重要。用什么好药、怎么开刀、跟医生怎样配合,那都排在其次了。我相信苏教授的家庭一定非常幸福,是桃花源或者杏花村,所以他才保持这样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