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指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既定约束条件，以环境资源为内生要素，最大限度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环境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绿色税收”美誉的环境保护税自明年1月1日起就开始正式征收了，而享有“绿色保险”美誉的环境污染强制責任保险不日也将浮出水面。我国绿色发展将添两抹“新绿”。
　　首先，有助于发挥环境政策工具协同效应。目前，我国环境政策工具主要由行政手段（限产、限排和许可证制度等）、技术手段（清洁能源技术、碳捕集等）和包括罚款、环境产权交易、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绿色保险等在内的经济手段组成，这些政策工具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依存性、啮合性和牵制性。这两抹“新绿”作为环境政策工具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与其他环境政策工具有效链接与融合，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环境政策工具的合力，产生功能互补和叠加放大效应。
　　其次，有助于弥合环境政策工具“短板”。我国每年发生环境突发事件数百起，由于环境政策工具中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缺失，很多环境事故发生后因企业倒闭等原因无法支付环境修复成本和赔偿费用，给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有了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权益保护机制的“绿色保险”后，环境政策工具中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短板”就得以有效弥补。
　　第三，有助于实现企业完全成本（或社会成本）核算。环境问题的核心就是消除“负外部性”，避免“公地悲剧”。环境政策工具增添这两抹“新绿”后，显然能够迫使企业将本应内在化的生态环境成本纳入到产品成本核算体系之内，使其产品成本能够真实反映环境风险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私人成本“逼近”社会成本，然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倒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开发采用先进清洁生产技术，最终达到绿色发展的目的。
　　第四，有助于提升环境保护质量和效率。税务机关确定“绿色税收”计税依据离不开实时环境监测数据，包括排污企业污染源监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监测等大量的环境监测数据，而保险机构开展“绿色保险”因其能够将环境监测有效嵌入环境治理机制，而成为最理想的超然独立的第三方治理主体（环境监测主体），确保了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可靠。“绿色税收”与“绿色保险”客观存在的这种功能上的互补性，为环境保护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机制保障。
　　另外，开展“绿色保险”后，保险机构遂即成为环境事故赔偿的责任主体，这一机制将促使保险机构更多地在参与投保企业环境风险治理体系建设，协助提高环境风险管理水平，以及研究建立环境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其结果又在这“闭环系统”中提升了环境保护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