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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暂短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日积月累起来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这在3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政治上适度集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现代民主和法治是极为重要的。
未来13年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
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强国，一直是中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和目标。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其进行了百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和奋斗。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和研究。
传统社会主义的转型和全新政治文明的建设
相对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100年来，出现了不断探索着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就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比较中，无论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及社会和谐方面，最终并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优越性来。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没有现成理论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及经验可借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曾经犯过这样和那样的路线错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阶段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过不小的损失，也造成了部分公民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到，什么叫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模式，确立了市场配置资源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在承认个人利益、尊重人的权利、保护私人财产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初步形成了法律、起诉、诉讼、调查、调解、仲裁、审判等司法体制；可能还需要完善，但是我们也建设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体制，在立法、监督政府和两院等方面形成了制衡框架，而且“两会”发挥的作用一年比一年有分量；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等现代的信息交流方式，给人民关注和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监督政府和两院，创造了30年前无法比拟的条件；政务公开、网上办公、法律条例公开征求意见、重大事项社会听证等民主形式进入社会政治运作体系；随着农村村委会和党支部的选举，随着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城乡基层的民主自治政治也在发展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将全民利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普世的准则，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里面，包含在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之中，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可以说是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进展。常常能听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的埋怨。但是，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暂短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日积月累起来的上述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这在3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弘扬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初步建设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选择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标准衡量，我们只是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上走出了第一步，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深化，政治文明的建设需要继续推进。那么，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如何改革，民主政治怎样建设呢？
我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多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目前及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国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及更高水平的二元结构转型阶段，城乡人口流动剧烈、收入差距加大，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叠加；从中欧文化传统比较看，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较晚，纵向的皇权理国和家长治家的农业社会的影响较深，民主和法治意识还需要培养；而中国又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稠密、民族众多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和各民族之间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差异，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可能照搬民族构成简单、宗教信仰较为单一、人口相对较少、国内各地发展差异不大、已经完成工业化等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政治体制实行了渐进改革的战略；结果形成了政治适度集中和经济方面朝市场化迈进的格局。在这30年中，我们没有政治纷争，没有国家领导因换界变动而发生政局的不稳，没有地区之间的冲突，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历史和经验证明，在多民族的大国，在一个国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时候，在一个国家二元结构转型的矛盾多发期，选择政治极为分散的体制，快速地推进政治分散模式的体制改革，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在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政治上适度集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现代民主和法治是极为重要的。我的理由是：第一，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诸多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保证，就是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既是快速发展阶段，也是问题出现最多的时期；既需要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来调控和解决一些转型期市场不能解决的难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发展差距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缩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会拉大。只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政府实施中西部开发战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使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尽可能逆市场收益取向而流动，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需要有一个宽松、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上保持连续性，才能使从事投资、贸易、科技开发等活动的企业和创业者有安全感，使其避免风险、规避损失。不讲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一些小的事件就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创造了一种成功的文官体制，成为发展中国家避免频繁军人政变和社会动荡的典范。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不考虑这一点，实行一种与内源文化不相融合的政治体制，容易使社会陷入混乱。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先例可循，具有很强的开拓性，需要创新发展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略；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因而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这种复杂性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来推动。坚持党的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就一定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
朝着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坚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国情，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并不等于不推进和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前30年先易后难、先基层后上层、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虽然避免了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也要看到积累了诸多问题，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日益凸现。比如，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几乎都在收费罚款，2006年估计高达13000亿元之巨，日益增多的税外收费罚款增加了创业和企业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创业和经营，抑制了工作岗位的增加，是我国目前就业困难、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的最重要原因；比如，执政成本太高，据我对2003年数据的计算，行政公务开支占政府预算外和预算内实际全部收入的37%，政府的开支几乎没有约束；比如，政府的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越来越多，办事交叉矛盾，诸多执法机构将执法与罚款相结合，权力与金钱利益相结合，私下吃拿卡要盛行，使创业和经营环境很差；由于行政执法与收费罚款相结合，对一些能收费罚款的事物监督就轻，对一些正常经营但收不上费和罚不了款的，干扰诸多，受不到保护，行政和执法不公的现象并不少见，不法经营和假冒伪劣在这种体制下久打不绝；比如，政府机构林立，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越来越多，重复行政执法，审批和许可久改不去，而且花样越来越多，审批越来越巧妙和繁琐，办事效率提高缓慢，一些地方创业者和企业办事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还难；比如，由于法院和检察院经费的自筹制度，加上地方主义和行政式化管理，判案不公、诉讼昂贵的现象依然存在；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政治体制改革不深化，这些问题不解决，一是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受到影响。朝着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诸多难题的途径。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强调国情，也并不说不学习西方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先进的方面。西方政治体制中，有我们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未来，我们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有以下重要方面：
首先，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现代国家的权力制衡架构，使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关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制衡。立法、行政、司法三方制衡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机关。目前我们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这就使代议制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统一起来，行政机关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并向立法机关负责，同时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它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不过，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行政权实际上高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在改革当中，应该调整政权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使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这样就应该对人民代表大会具体的体制进行改革。另外，要考虑提高政协组织的地位，使其同人大有机分工，具有相应的审查、监督权。政府行政机关应该向人大政协负责，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要大力精简行政机构，简政放权，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司法方面，需要进一步强调司法独立，法官应依法办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法院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有无权将其免职。总之，政权机关内部应调整权力结构，提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削减行政机关的权力。
其次，建立由国家政权机关、民间组织、法人/自然人构成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在政府和法人及自然人之间发展各行各业民间组织和城乡社区自治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它们在提供各类商品和服务以及从事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事实上，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组织、法人/自然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使国家与公民社会走出零和博弈的困境。
第三，坚决推进政府收钱和花钱的体制的改革。约束政府收钱和花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民主。政府随意收钱，不受管束地花钱，说明基本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建立起来。首先，政府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需要人民同意。收费和收税，是政府向公民和法人收取利益的一种行为，需要由人民同意，收费和收税的项目、标准、方式等，需经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通过，才能形成法案进行征收。政府、政府各部门、授权的行政性事业单位，不具有收费和税收的立法权，其一切关于收费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人大。其次，预算体制也要进行改革。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1）形成统一和完整的国家预算体系。（2）支出结构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3）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程序及其公开性，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公平透明、公正公平的财政预算体制。建立和完善人大和政协对预算的审查和批准体制。
第四，行政体制上向大部和大监委制及三级政府改革，职能上从行政管制、吃饭养人和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政府部门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长远来看，政权分层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中央、省、县或者市三级体制。目前的重点是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并深化撤乡并镇、乡财县管、分流消化人员的改革。中长期的改革，应当是撤销乡镇级政府，采取分省、撤地的战略，取消副省、地级和副地级政权层次。对民族自治州，实行特殊的保留政策。但是，要相应缩小州级政权的规模和权限。进一步清理审批许可等项目，压缩经济建设和行政公务开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第五，建设一个公正和正义的司法体制。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向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换，形成诉讼体制的根本转型；改革和完善司法执行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
第六，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个人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并不冲突，不能将政治信仰宗教化，也不能将宗教信仰政治化。合理把握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既要坚定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又要承认社会普遍认同的世俗化的宗教信仰，依法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预政治。社会治理结构调整，既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关系结构的调整，又是社会内部各分层结构关系的整合。从现代国家管理的角度讲，必须既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权力，又充分发挥宗教的基本功能，使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完善宗教立法，对宗教实行依法保护和管理。要制定宗教法，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要求，明确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写进法律，维护宗教组织的合法权益。
政治体制改革既很紧迫，又需要稳步推进
有学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渐进性的关系。他们认为，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它表现为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封建传统影响源远流长，而且建国后在很多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大领域，仍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也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另外，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这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有风险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涉及各方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的变动会给方案实施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花成本小，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把握，保证坚决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把握、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
可以期待，在上述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生活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将得到有效缓解，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创业和就业环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创造一个政治稳定和宽松的制度条件；既会形成中国共产党以法执政，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格局，也会形成人民通过立法、人大、政协、司法、预算等制度监督党的局面，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社会生活中将以更多的法治形式代替原有的人治的格局。
从现在到2021年未来13年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特别是通过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使国民经济从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个台阶。到2020年时，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初步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善和成熟，人民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强盛，人民素质得到提高，官员和公务员的素质也大为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在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政治上适度集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现代民主和法治是极为重要的。
未来13年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
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强国，一直是中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和目标。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其进行了百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和奋斗。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和研究。
传统社会主义的转型和全新政治文明的建设
相对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100年来，出现了不断探索着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就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比较中，无论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及社会和谐方面，最终并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优越性来。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没有现成理论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及经验可借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曾经犯过这样和那样的路线错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阶段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过不小的损失，也造成了部分公民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到，什么叫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模式，确立了市场配置资源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在承认个人利益、尊重人的权利、保护私人财产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初步形成了法律、起诉、诉讼、调查、调解、仲裁、审判等司法体制；可能还需要完善，但是我们也建设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体制，在立法、监督政府和两院等方面形成了制衡框架，而且“两会”发挥的作用一年比一年有分量；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等现代的信息交流方式，给人民关注和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监督政府和两院，创造了30年前无法比拟的条件；政务公开、网上办公、法律条例公开征求意见、重大事项社会听证等民主形式进入社会政治运作体系；随着农村村委会和党支部的选举，随着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城乡基层的民主自治政治也在发展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将全民利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普世的准则，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里面，包含在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之中，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可以说是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进展。常常能听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的埋怨。但是，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暂短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日积月累起来的上述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这在3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弘扬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初步建设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选择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标准衡量，我们只是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上走出了第一步，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深化，政治文明的建设需要继续推进。那么，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如何改革，民主政治怎样建设呢？
我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多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目前及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国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及更高水平的二元结构转型阶段，城乡人口流动剧烈、收入差距加大，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叠加；从中欧文化传统比较看，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较晚，纵向的皇权理国和家长治家的农业社会的影响较深，民主和法治意识还需要培养；而中国又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稠密、民族众多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和各民族之间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差异，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可能照搬民族构成简单、宗教信仰较为单一、人口相对较少、国内各地发展差异不大、已经完成工业化等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政治体制实行了渐进改革的战略；结果形成了政治适度集中和经济方面朝市场化迈进的格局。在这30年中，我们没有政治纷争，没有国家领导因换界变动而发生政局的不稳，没有地区之间的冲突，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历史和经验证明，在多民族的大国，在一个国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时候，在一个国家二元结构转型的矛盾多发期，选择政治极为分散的体制，快速地推进政治分散模式的体制改革，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在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政治上适度集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现代民主和法治是极为重要的。我的理由是：第一，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诸多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保证，就是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既是快速发展阶段，也是问题出现最多的时期；既需要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来调控和解决一些转型期市场不能解决的难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发展差距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缩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会拉大。只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政府实施中西部开发战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使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尽可能逆市场收益取向而流动，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需要有一个宽松、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上保持连续性，才能使从事投资、贸易、科技开发等活动的企业和创业者有安全感，使其避免风险、规避损失。不讲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一些小的事件就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创造了一种成功的文官体制，成为发展中国家避免频繁军人政变和社会动荡的典范。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不考虑这一点，实行一种与内源文化不相融合的政治体制，容易使社会陷入混乱。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先例可循，具有很强的开拓性，需要创新发展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略；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因而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这种复杂性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来推动。坚持党的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就一定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
朝着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坚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国情，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并不等于不推进和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前30年先易后难、先基层后上层、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虽然避免了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也要看到积累了诸多问题，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日益凸现。比如，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几乎都在收费罚款，2006年估计高达13000亿元之巨，日益增多的税外收费罚款增加了创业和企业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创业和经营，抑制了工作岗位的增加，是我国目前就业困难、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的最重要原因；比如，执政成本太高，据我对2003年数据的计算，行政公务开支占政府预算外和预算内实际全部收入的37%，政府的开支几乎没有约束；比如，政府的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越来越多，办事交叉矛盾，诸多执法机构将执法与罚款相结合，权力与金钱利益相结合，私下吃拿卡要盛行，使创业和经营环境很差；由于行政执法与收费罚款相结合，对一些能收费罚款的事物监督就轻，对一些正常经营但收不上费和罚不了款的，干扰诸多，受不到保护，行政和执法不公的现象并不少见，不法经营和假冒伪劣在这种体制下久打不绝；比如，政府机构林立，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越来越多，重复行政执法，审批和许可久改不去，而且花样越来越多，审批越来越巧妙和繁琐，办事效率提高缓慢，一些地方创业者和企业办事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还难；比如，由于法院和检察院经费的自筹制度，加上地方主义和行政式化管理，判案不公、诉讼昂贵的现象依然存在；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政治体制改革不深化，这些问题不解决，一是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受到影响。朝着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诸多难题的途径。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强调国情，也并不说不学习西方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先进的方面。西方政治体制中，有我们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未来，我们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有以下重要方面：
首先，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现代国家的权力制衡架构，使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关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制衡。立法、行政、司法三方制衡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机关。目前我们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这就使代议制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统一起来，行政机关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并向立法机关负责，同时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它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不过，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行政权实际上高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在改革当中，应该调整政权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使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这样就应该对人民代表大会具体的体制进行改革。另外，要考虑提高政协组织的地位，使其同人大有机分工，具有相应的审查、监督权。政府行政机关应该向人大政协负责，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要大力精简行政机构，简政放权，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司法方面，需要进一步强调司法独立，法官应依法办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法院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有无权将其免职。总之，政权机关内部应调整权力结构，提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削减行政机关的权力。
其次，建立由国家政权机关、民间组织、法人/自然人构成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在政府和法人及自然人之间发展各行各业民间组织和城乡社区自治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它们在提供各类商品和服务以及从事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事实上，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组织、法人/自然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使国家与公民社会走出零和博弈的困境。
第三，坚决推进政府收钱和花钱的体制的改革。约束政府收钱和花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民主。政府随意收钱，不受管束地花钱，说明基本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建立起来。首先，政府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需要人民同意。收费和收税，是政府向公民和法人收取利益的一种行为，需要由人民同意，收费和收税的项目、标准、方式等，需经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通过，才能形成法案进行征收。政府、政府各部门、授权的行政性事业单位，不具有收费和税收的立法权，其一切关于收费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人大。其次，预算体制也要进行改革。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1）形成统一和完整的国家预算体系。（2）支出结构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3）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程序及其公开性，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公平透明、公正公平的财政预算体制。建立和完善人大和政协对预算的审查和批准体制。
第四，行政体制上向大部和大监委制及三级政府改革，职能上从行政管制、吃饭养人和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政府部门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长远来看，政权分层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中央、省、县或者市三级体制。目前的重点是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并深化撤乡并镇、乡财县管、分流消化人员的改革。中长期的改革，应当是撤销乡镇级政府，采取分省、撤地的战略，取消副省、地级和副地级政权层次。对民族自治州，实行特殊的保留政策。但是，要相应缩小州级政权的规模和权限。进一步清理审批许可等项目，压缩经济建设和行政公务开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第五，建设一个公正和正义的司法体制。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向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换，形成诉讼体制的根本转型；改革和完善司法执行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
第六，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个人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并不冲突，不能将政治信仰宗教化，也不能将宗教信仰政治化。合理把握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既要坚定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又要承认社会普遍认同的世俗化的宗教信仰，依法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预政治。社会治理结构调整，既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关系结构的调整，又是社会内部各分层结构关系的整合。从现代国家管理的角度讲，必须既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权力，又充分发挥宗教的基本功能，使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完善宗教立法，对宗教实行依法保护和管理。要制定宗教法，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要求，明确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写进法律，维护宗教组织的合法权益。
政治体制改革既很紧迫，又需要稳步推进
有学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渐进性的关系。他们认为，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它表现为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封建传统影响源远流长，而且建国后在很多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大领域，仍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也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另外，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这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有风险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涉及各方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的变动会给方案实施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花成本小，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把握，保证坚决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把握、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
可以期待，在上述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生活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将得到有效缓解，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创业和就业环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创造一个政治稳定和宽松的制度条件；既会形成中国共产党以法执政，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格局，也会形成人民通过立法、人大、政协、司法、预算等制度监督党的局面，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社会生活中将以更多的法治形式代替原有的人治的格局。
从现在到2021年未来13年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特别是通过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使国民经济从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个台阶。到2020年时，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初步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善和成熟，人民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强盛，人民素质得到提高，官员和公务员的素质也大为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